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两种周期律引起的哲学思考
一、一种值得认真研究的历史轨迹
翻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前和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时隐时现的轨迹：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以至于当国民党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2】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到1927年11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发展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错误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3】1930年5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李立三“在反右倾的口号下”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4】王明“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认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5】在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纲领中确立了“左”倾路线，到六届五中全会将“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到顶点，致使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所在地区。”【6】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地位，这以后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一直走在正确的轨道上。然而，1957年反右斗争搞了严重的扩大化，这是一个极端；1958年又“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7】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到极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错误，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需要有一个摸索过程，仍然存在走极端的潜在因素。如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许多人就把它说成是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和唯一的因素；强调物质因素的重要作用，就认为先把“物”搞上去，等人们富了以后再解决精神发展问题，走向了“思想第一”、“政治挂帅”的反面；又如强调发展商品经济、注重市场调节，就放松以至忽略宏观调控，由传统的僵硬死板、过分集中，变为“一放就活”、“一包就灵”的新极端。
我这里揭示我党历史上的这种周期律和目前存在的潜在危险，目的是要通过历史的回顾，引起全党同仁的重视与思考，以使今后在确立路线和执行路线时尽量减少人为的失误，不犯或少犯这方面的错误。
二、两种周期律引起的哲学思考
1.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曲折性决定了我党的道路是曲折前进的，不可能笔直上升
面对我们事业道路上的曲折过程，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惊慌失措。
事物的发展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有对立的倾向，第三阶段仿佛是向出发点、向肯定阶段的回归，它与第二阶段又呈对立倾向。从表现形态上看，这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即曲折前进的过程。作为一个普遍规律，我们党的历史进程自然不可能摆脱、超越这一规律的支配和约束。它在自身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通过内部矛盾经历自我相互对立的、不同主张、各执一端的若干阶段。而每一阶段不管肯定或是否定，事实上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前进。我党的全部历史恰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是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8】相反，“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9】
2.相互对立的两种错误倾向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10】
要缩短左右扭曲的距离，减缓上下摆动的幅度，必须善于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坚持继承中批判、批判中继承。
在路线确立时，特别容易表现出主观需要与客观可能性的分离、理论与实际的不一致，结果常常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思想落后于客观实际，即客观事物发展到另一个阶段而思想还停留在旧观点上，并以这种旧观点去认识新事物，指导自己的行动，造成认识上、行动上的错误；另一种情况是思想超过了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将来才有希望实现的事情放在现在来做，在实践上急躁冒进。在执行路线的过程中往往又使它与实际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当倾斜度大、滑坡现象严重、人们被迫重新认识过去的路线时，又容易出现过激行为，于是第二次偏离了客观实际，走向错误的另一个极端。这里面引出并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深刻思考的认识问题是：要善于在统一体内观察、分析、思考问题，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其实，对立双方尽管在总体上是相反的，但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对立双方并不都具有互相排斥的关系。我认为，破立对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共处于一个统一体内。当我们反对并纠正一种倾向性错误的时候，要善于从错误中看出成功之母，发现“合理内核”，并继承下来，把真正的错误恰到好处地反掉。这里我们应当牢记斯大林的一句名言：“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11】在思考任何一个问题时，都要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以内，坚决摒弃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除此之外都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承认“非此即彼”的同时，在适当的地方适当的时候也要承认“亦此亦彼”。另外要善于并勇于从否定的因素中吸取肯定的因素。任何肯定的因素同时都包含着否定的因素，我认为反过来也可以说，任何否定的因素同时也包含着肯定的因素。因此，我们“对于任何问题应采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这是指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12】这里我们应当时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做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做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论断。”【13】辩证法的两点论与重点论是统一的，只讲两点，同样是片面的。历史的发展就是一个批判与继承的过程，不继承没有连续性，不批判就没有正确的继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坚持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批判。
3.人们意向间的冲突和无规则行为的碰撞，构成许多力的平行四边形，因此当反对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时，要特别注意和防止第三倾向的出现
恩格斯指出：“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个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14】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经历、年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都有差异，因此他们的意志、观念都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冲突。这样就有无数的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从而在制定和执行路线时，各持己见、相争不下。每个人的意志都想走一条自己认为正确的路，但每个人不可能达到自己的全部意愿。恰如列宁所形象比喻的，历史喜欢作弄人，爱跟人们开玩笑，本来想进这个房间，却走进了另一个屋子。所以，我认为，当反对一种倾向并确立一种新的倾向时，要特别注意和防止第三种倾向的出现。当然也有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时候。我们的目的不是企图避免所有错误，而是要努力把错误限制到最小的程度和可控的范围之内。
三、三思而行，久盛不衰
1.在反倾向斗争中，要深入调查研究，克服唯意志论
主观与客观分离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尊重客观规律，没有把高度的革命热情和严肃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不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以为自己的意志可以决定一切，必然导致严重脱离实际的盲干。正如杨献珍同志所言：“主观主义者对于问题的把握，往往是左右摇摆的。”【15】深入调查研究，除了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之外，就是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积极倾听人民呼声。因为实践不是抽象的实践，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人民的要求从根本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方向，真理往往掌握在他们手中。当一种错误倾向掩盖另一种错误倾向时，我深感，最先知觉者往往是居多数的人民群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个人的水平无论有多高，也不可能一切问题都了解得很清楚，个人实践得来的知识经验总归是有限的。用不完全的知识判断生活很容易走向死胡同。向人民群众学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群众路线，关系国计民生的事要尽量使人民群众都知道，并认识到他们的利益，齐心来做。
2.在确立路线和政策中要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序化的道路
路线正确与否的关键是决策。为了使决策科学化，必须遵循科学决策的原则和程序配置决策所需要的机构。决策必须遵循信息准确、系统分析、定量定性相结合、集团决策等原则；决策的程序应该是：确定目标、分析信息、设计方案、评估方案、试行方案、完善方案、推广实施。必须坚决克服个人经验决策、长官意志决策等非科学决策方式。
3.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加强党风建设是根本
党风的好坏对党能否形成正确的路线并正确执行路线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党风正，思想路线正确，广大党员立党为公，才能减少修订路线的失误，减缓执行中的摇摆幅度；党风不正，主观主义盛行，极端个人主义，看问题都从个人利益、本位利益出发，就难以接受一些社会真理，也难以修正某些社会错误，甚至人为地制造诸多失误。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一些党员因为“有个人主义的偏见而患得患失、顾此失彼、彷徨动摇”【16】。这样的人是会走极端的。在改革中有些人利用改革的口号以权谋私，他们的极端行为极大地败坏了党风，损害了党的形象，严重影响了党的路线的正确执行。党风不好直接影响群众情绪，制造不安定因素，削弱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党风问题是关系我们党能否摆脱两种周期律的一个重要问题，联系党内腐败现象的存在和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难道还不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吗？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在今后的改革、工作中三思而行吗？
参考书目
①《党的文献》，1988年第6期。
②③④⑤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3、11、14、20页。
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9、2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9页。
⑨《列宁选集》第2卷，第851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3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89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页。
？杨献珍，《论党性》第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