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使人们有了等级区分，使下级服从上级，卑贱事奉尊贵，虽然在形式上呈现一种秩序，但是不能保证下对上、卑对尊是发自内心的亲近，也不能保证上对下、尊对卑有必要的关爱，需要通过乐沟通上下，从形式到内心一致达成和谐秩序。 因而， 在政教、祭祀、生活中，礼与乐不可偏废：“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仲尼燕居》）一个人的品格修养需礼乐兼备，在社会生活中也须礼乐兼顾，“乐胜则流，礼胜则离”，（《乐记》）过分强调乐，会使人们过于随便而不知敬；过分强调礼，会造成人与人的疏远而不相亲。故白居易说：“礼者，纳人于别而不能和也；乐者，致人于和而不能别也。必待礼以济乐，乐以济礼，然后和而无怨，别而不争。”（《议礼乐》策林四，白氏长庆集，卷 48 ）郑樵《通志》也说：“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乐略·乐府总序》）礼使人相互区别，才可形成秩序；乐使人彼此沟通，才可实现和谐。
因此，礼是一项祭祀上天与祖先的制度化规范，而乐是用以表情达意、沟通人神的媒介。礼乐的终极根据虽然在于天地神祗，但在实际操作中转向了现实生活的人际和谐与社会运行。
（五）礼治天下，乐移风俗
礼从人伦道德、典章习俗等方面型塑、规范着人际关系，使其达成变动中的秩序；乐从陶铸情感、沟通心灵等方面引导、谐调着人际关系，使其获得秩序下的和谐。礼与乐同源互济，相反相成，两者功能互补， 共同形成一种秩序化的程式，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生活的观念依据，保证政治、社会有序运行 。故《孝经》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两周时期，礼在一定程度上超 越了外在的仪式，上古祭祀天神的仪式、程序、原则，已经演化为其他日常活动共同遵循的仪式、程序和原则，又逐步由仪式、程序和原则抽象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规范，成为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动规范，也成为一切价值判断的最高准则， 《曲礼》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是日常生活中各种行动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素，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根本标准：“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能够确定亲疏、决断犹疑、区别异同、辨明是非，甚至也是道德教化、治军任官、祭祀鬼神的绝对依据。在不同的行动类型中，礼发挥着特定的中和功能：“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礼能够增进联系，促成秩序。如果废弃礼仪，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内在联系就会遭到破坏，争斗、背叛等恶性事件就会发生，进而使社会失序而陷入混乱，所以说：“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经解》）由此，《左传》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隐公十一年）
《管子·五辅》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故上下无义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无等则倍，贫富无度则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上下、贵贱、长幼、贫富之间，必须以礼作为彼此的度量分界，否则就会引发悖乱纷争。因此，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也是治理国政的根本大法，孔子说：“明乎郊社之义、尝禘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乎！”（《仲尼燕居》）如果深入理解了祭祀天、神的含义，也娴熟掌握了尝祭、禘祭仪礼的规格、程序，那么治理国家就如同把手掌中的东西给人看一样容易。因为，把祭祀之礼的精神、原则运用于其他社会行动之中，“是故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仲尼燕居》）礼在不同部门、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即礼在促进整个社会系统运行有序的功能。《礼运》曰：“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如果国君管理国家不遵循礼仪规范，就如同农夫耕田而没有耒耜一样。因此，治国家、序人民，必须以礼为中心，“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郊特牲》）
尽管我们认为乐的本质功能在于沟通人心，但是，由于乐是礼的一个构成要素，乐的内在机理以礼为准绳，经过古代学者的深入发掘，乐也有了与礼一致的功能，即乐与社会秩序之间具有高度的统一性。
在典礼仪式中奏乐、歌诗和舞蹈，共同的音乐体验，使不同等级的人们形成心灵共鸣，在情感沟通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和”的效果，也就是秩序和谐的理想状态：“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乐记》）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由于对音乐的共同理解，上下、内外、长幼之间的心理距离拉近，形成融洽和谐的氛围，“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记》）亦即《大戴礼记·主言》所云：“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而且，古人特别注重充分发挥音乐的道德感召作用和情感沟通功能，以期在生活层面达成和谐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政治局面的安定：“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乐记》）音乐的终极功能是因沟通而和谐，因和谐而不再有动乱。
乐的本质功能是沟通人心，由此，乐就能够作为教化的媒介，圣人可以借助音乐，使善美等道德情感向普通大众传达，引导世人心灵向善，《乐记》云：“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正是音乐感人至深，能够彻底改变世人的善恶价值，因此先王设置专门的机构施行乐教，用此改变社会风俗。故《乐记》又曰：“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先王制作音乐是为了提供一种治理天下的方法，乐教施行得好就能使人民的行为符合德行的要求。 “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乐教达到要求就没有怨恨，礼教达到要求就没有争纷。 周官大司乐的职责就是实施音乐教化：“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周礼·春官》）
古人常常将音乐的和谐与否看作是世道治乱的表征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乐记》）太平盛世，音乐安详而欢乐，因为政教和美；动荡乱世，音乐怨恨而恚怒，因为政教怪僻；而将欲灭亡之国，音乐悲哀而愁思，是人民困苦忧伤的流露。郑卫之音、桑间濮上之乐，即是典型的乱世、亡国之音，《乐记》云：“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郑、卫之地的音乐侈靡纤巧，教人淫逸，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家国丧乱，而桑间、濮上一带的音乐也是亡国之音，这种音乐奸声逆气，引人向恶，所以有这种音乐的地方一定政教荒怠，民众流离。而优美、和畅的音律只有在太平盛世才能产生， 《吕氏春秋·音律》曰：“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 上古治世、盛世之时，产生了音乐十二律， 《汉书·律历志》也说：“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
因此，礼乐能够使社会实现政治修明、局势安定的良性运行状态， 《礼器》曰：“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 礼与乐彼此配合，共同形成一种秩序化的程式，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生活的观念依据，保证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在一种秩序化的程式安排下运转。
原始的“礼”，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简单。这种“礼”，主要是用于人与鬼神的交流上，其表现形式也不过是用食物来祭祀鬼神。：如《礼记》里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这说明，在殷商时期，我们先民主要是用“礼”来拜祭鬼神的，这一时期的“礼”还没有成为约束人的行为的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