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提出了“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他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以诚为本”的特点是具体化、对象化。由诚而行，可以引申为：诚仁、诚礼、诚信、诚善、诚智、诚义。如何实现“以诚为本”呢？周敦颐给出了结论：“无妄，则诚矣。”但是，孔子的道德规范堪称庞然大系，以仁为主，包括《中庸》（《中庸》又包括中和、中正、中仁、中道，即中在天下之道，庸在天下之理，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一部《中庸》，超出了“诚”的天界。除此之外，《论语》还包括：慈、孝、忠、悌、信、友、敏、惠、敬、礼、义、智、勇、宽、温、良、恭、俭、让、廉、耻、逊、和、合、善、正、爱、美、庄、公、志、刚、恕等等非常多的道德德目，周敦颐未能全其貌，概其宗。所以，汉代著名学者贾谊在其《新书·道术》中，根据《论语》中的对应关系，如正负、是非、善恶、美丑、真伪，组成56组派对，以利于行。但贾谊的56组关系也有缺点，那就是过于纷杂，漫无重点。
（六）朱熹的“信”
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孔子学说进行了总整理、总整合，指出“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朱熹比较准确地为“本、源”定了位、定了性，得到广泛的认同。那么，“总于仁的五常”是什么呢？朱熹说：“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就是定型化的传统美德。
朱熹（1130-1200），字元晦，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来等国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七）李觏的社会伦理思想
李觏是我国北宋时期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他生当北宋中期“积贫积弱”之世，虽出身寒微，但能刻苦自励、奋发向学、勤于著述，以求康国济民。他俊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讲学自给，来学者常数十百人。李觏博学通识，尤长于礼。他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 “一时儒宗”。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今属江西）人，住县城北街瑾睦坊。北宋儒家学者，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
李觏一生以教学为主，40岁那年由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为直讲，所以后人称他为“李直讲”，李觏家于盱江边，创办了盱江书院，故又称“李盱江”，学者称盱江先生。
李觏家世寒微，自称"南城小民"。自幼聪颖好学。5岁知声律、习字书，10岁通诗文，20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但科举一再受挫，仕途渺茫。从此退居家中，奉养老母，潜心著述。于庆历三年（1043）创办“盱江书院”。同年受郡守之请主学事，课业授徒，慕名求学者常有数百人。“为盱江一时儒宗”，人称“盱江先生”。曾巩和任过御史要职的邓润甫等，都是他的高徒。王安石与他也有交往，其《答王景山书》一文中就提到过自己曾采纳过李觏的意见，而邓润甫更是积极参与了王安石变法。范仲淹于皇祐元年（1049）上书，称李觏“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后经范仲淹、余靖等人多次举荐，乃授为太学助教，历任太学说书、海门（今江苏海门）主簿、太学直讲等职。嘉祐四年（1059）权同管勾太学，以迁葬祖母，请假回乡，八月病逝于家，享年51岁，葬于凤凰山麓。
李觏是北宋中叶一位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著书立说，大胆创新，在哲学上持“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认识上，承认主观来自客观，“夫心官于耳目，耳目狭而心广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则感于心，感则思，思则无所不尽矣。”成为宋代哲学中唯物主义学派的先导，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觏还具有比较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他卓有胆识地提出功利主义的理论，反对道学家们不许谈“利”言“欲”的虚伪道德观念。他从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所以，他反对把实际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即“利”和“义”对立起来）。李觏认识到，物质财富多寡不均的症结所在，是由于土地占有的不合理。为了解决土地间题，他专门写了一篇《平土书》，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张，并引经据典，寻找解决土地问题的历史借鉴。为了拯救北宋“积弱积贫”的局面，缓和阶级矛盾，李觏提出了“富国”、“强兵”、“安民”的主张，写了《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李觏在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独树一帜的，为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哲学理论上的准备。由此看来，他的弟子邓润甫等人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 那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他主张“文以经世”、“致用为贵”，所以他的文章内容比较充实。即使是解经之作，也常常以古说今，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潜书》十五篇，即是出于“愤吊世故，警宪邦国”，“以康国济民为意”纂写而成。《庆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吉药石，字字规戒”的为民请命之作，人称“药国之书”。这些政论文章，大胆指责时弊，阐发己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 李觏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还是一位著作家。一生著述宏富，生前自编《退居类稿》12卷，《皇祐续稿》8卷。其门生邓润甫为其辑有《后集》6卷。现存有《直讲李先生文集》（又称《盱江先生全集》）37卷。1981年，中华书局整理、校点出版了《李觏集》，全集共37万字。
李觏的其它散文，如书信、志铭、碑记等，也都写得通达有理，逻辑性强，为人们所称道。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他的用世思想时有流露。如他的《袁州州学记》（袁州即今江西宜春），起语不落俗套，立论警切，结构严谨，文笔稳健，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称李觏“著书立言，有孟柯、扬雄之风”。“在北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间，别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