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感性功能
艺术的革命和造反特性作为马尔库塞“总体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是通过艺术和审美进行人的心理、本能革命，消除异化，造就新感性，达到解放人的目的。为此，他恢复了美学一词在鲍姆伽登创立时的原初意义——感性学，强调在哲学史上该词反映了对感性认识过程的压抑性看法，即不断从理性上去理解它而驱逐它的感性本意，因此，需要恢复这一本意。这里可以明显看出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使用的思路。
1.他认为艺术的永恒性以普遍人性为基础，而普遍人性就是原始精力的领域，即性欲能力和破坏能力的领域，也即生本能与死本能的领域；而艺术的永恒性就来源于对这种普遍爱欲的表现，他认为，艺术作为性爱和幸福的升华形态，在根本上就是性爱和幸福的代用品；艺术表现普遍的爱欲，就是表现了生命本能在其反抗本能压迫和社会压迫的斗争中对自身的深刻肯定。
其理由是，资本主义现实世界对人性造成了压抑，而艺术由于超越直接现实而展现了一个非压抑条件，使人的感性本能如狭隘的性欲得以升华广泛的爱欲，这是性欲的自我升华，他说，性欲的自我升华这个词意味着，在特定条件下，性欲可以创造高度文明的人类关系，而不屈从于现存文明对本能的压抑性组织。艺术的革命功能就体现在这种升华中。
2.他把人的本能需要与文明社会的进步对立起来，认为这种对立是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对立，也是感性与理性的对立。人生来就追求这种需要的满足，这是人类生活中本能的、感性的快乐原则；而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为满足这些需要就必须作出种种限制与让步，快乐原则受到现实原则的压抑，感性本能受到理性功能的压抑。马尔库塞认为，这种压抑性理性统治应当废除以获得心灵的自由，但要完全摆脱现实原则和理性的统治，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唯有幻想与想象两种心理机能在意识领域内不受现实的检验，因而只从属于快乐原则，它们保护了受理性压抑、人和自然要求全面实现的欲望。而想象与幻想正是艺术和审美的特有领域，所以艺术与审美就具有非压抑性目标和本性。他说，通过想象和幻想，艺术对现行理性原则提出了挑战，这是对理性的统治逻辑组织生活的持久抗议，是对操作原则的批判，它使主体感性摆脱压抑状态，达到感觉与理智的会合，即感性的解放。
3.他提出通过艺术造就“新感性”的主张，并认为这是一种政治实践，这种实践必然破除了看、听、感觉和了解事物的惯常方式，使有机体变得善于接受一个非攻击性的、没有剥削的世界的潜在形式。这就需要改变人们旧的感受世界的方式，造就具有新感性的社会主体。这种新感性，就是能超越抑制性理性的界限，形成和谐的感性和理性的新关系的感性，它体现了否定整个旧制度、肯定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要求。就此而言，新感性已成了一个政治要素，它预示着当代社会的一个转折点。他把当代苏联、东欧青年中用超短裙、摇滚乐等反对认真精神，强调社会主义应当轻松、愉快、好玩等行为，都说成是新感性的实践。
他认为造就新感性的最佳途径在于现代艺术。艺术通过对现实的变形造就了新感性，这样同时也就释放了新感性中被束缚的审美力量。如现代的“反艺术”用“句法的消灭，词句的破碎，普通语言的爆炸性使用，没有乐谱的乐曲”等激进方式体现摧毁旧感性、造就新感性的力量，使人们“把解放同废除普通、守法的感觉连在一起”。同样，审美能解放被理性压抑的感性，使感性与理性达到和谐统一的自由状态，从而形成新的感受方式即新感性。他说，审美遏制了攻击性，在审美中，人们摆脱了不自由社会的抑制性满足的感受，消除了竞争性的剥削或恐怖因素、资本主义精神所产生的物质垃圾，以及这种精神本身，因此，审美活动就是自由的需要的机能赖以获得解放的领域，造就自由的新感性的领域。
他强调新感性体现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具有改造和重建世界的力量。他说，通过艺术形成的新感性能产生一种生产力，在重建现实过程中，其主要审美特质将使现实成为一件艺术品。所以，在他看来，社会生产力可能近似艺术的创造力，艺术世界的建设可能近似现实世界的重建，二者是统一的。在此，马尔库塞的思路是：艺术和审美造就了主体的新感性，而新感性能变成一种改造、重建社会的现实生产力，这种艺术和审美化的生产力能把现实改造为艺术品。这种艺术化的现实正是马尔库塞的审美乌托邦的理想国，在那里，审美事物与现实事物的疏离状态将告终，事物和美、剥削与娱乐的商业性联合状态也将告终，社会的异化将被彻底扬弃。
【哈贝马斯】
尤尔根·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当代西方最杰出、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主要著作有《公众社会结构的变化》《理论与实践》《认识和人的旨趣》《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文化与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交往行为理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新保守主义》等。
新历史唯物主义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不完全适用，他认为，马克思只把人类自我产生活动和交往活动归结为社会劳动，而没有区分作为工具行为的劳动与人际的交往行为，从而忽视了交往行为，即以符号、语言、意识和文化方式表现出来的人际交互作用；马克思没有看到晚期资本主义的科技已成为独立创造价值源泉，科技在当代已不仅是支配自然的生产力，而且成为统治人的意识形态，使人的交往行为愈不合理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构成和社会功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力不再能解放人类，生产关系已扩大为一般交往关系；当代社会的国家、交往、科技不再以经济基础为转移，反过来却对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也不再适用了。
因之，他企图通过构造温和的“社会交往行为”理论，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所谓“交往行为”，是指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和相互作用，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和一致。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由于科技理性的统治造成人性的全面异化，导致人成为单向度的人、物化的人，人的精神陷入危机，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人的交往行为日趋不合理，整个社会出现合法性危机。
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提出了建设一个和谐稳定、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新目标以及实现的途径。其主要观点有：
1.交往行为合理化要求行为主体之间进行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诚实交往与对话，以求建立其相互理解、信任的和谐关系。
2.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基本前提是建立人们共同承认和尊重的规范标准，即人的平等权利和尊严不受侵犯的普遍伦理原则，这需交往者参与对规范原则的商谈、讨论、论证来达成。
3.交往行为以语言为媒介，通过交往者之间的对话来实现。于是，研究语言的交往职能和人工构造理想的语言环境的可能性、客观条件，探讨说者与听者的对话关系以及如何达到相互理解、一致的普遍语用学应运而生。
4.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革命不再用阶级斗争手段，而是采取“纯粹交流思想”的乌托邦模式，即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保障人际对话与交往行为合理化来进行，并摆脱国家的干预与控制。
哈贝马斯把社会历史的动力归结为语言、文化交往的合理化，显然过于理想化、乌托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