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危机传播
近年来，随着全球性突发事件增多，政府与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关系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如美国学者乔治·哈道（George Haddow）的《变化传媒时代中的灾害传播学》（Disaster Communications in a Changing Media World，2008），详细阐述了在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其他紧急事件发生时，政府该如何利用媒体渠道让信息得到有效传播，将危机的影响最小化。“政府作为信息把关人的角色已经不复存在，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其所扮演的可靠信息来源的角色和信息过滤的功能也在减弱。……尽管传播的方式在改变，灾害传播的有效原则并没有改变，即公开透明、可信可靠、容易接近、并与媒体保持合作。”我国学者也相当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非典、地震、雪灾、矿难等新闻报道的背后，都有相应的反思与总结。相关著作如史安斌的《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2004年），潘知常、彭伯林的《怎样与媒体打交道：媒体危机的应对策略》（2008年），邹建华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2009年）等；相关论文如任姗姗的《汶川大地震对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考量》，熊玉文的《新闻发言人在危机报道中的话语博弈》等。
4.形象传播
政府形象指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相关著作有刘小燕的《中国政府形象传播》（2005年），彭伟步的《信息时代政府形象传播》（2005年）等。论文有廖为建的《论政府形象的构成与传播》，方延明的《媒体与政府形象的关系研究》等。研究者围绕政府形象的定位与内涵、系统构成、塑形与矫形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还阐述了政府形象传播面临的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市场化的挑战，提出了政府形象建设的模型设计，概括了政府形象传播的方式方法。
5.政治沟通
卡尔·W.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1965）一书主要运用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原理对政治系统输送、获取、存储和处理信息的过程进行研究，将“政治沟通”定义为政治系统进行输入—输出的工具。多伊奇认为，“政治系统与其他诸系统一样，是借信息的获取、传送、处理、利用而实现其自我维持之目标的。可以把政治系统的运行抽象为一个信息的变换过程和控制过程。”“每个政治系统都有一个沟通的网络，它由几条主要通道和无数子通道组成，从决策者通向系统内部组成部分和外部环境，正是通过这个沟通网络，政治系统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才能连接在一起，整个系统才能得以维系，政治系统与环境才能进行互动。”戴维·伊斯顿在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指出，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联系通道只能处理极其有限的事宜。
因此，“在一个民主的系统中，这就意味着，要求的通道网络必须足够广大，能够把要求提高到有关公众面前加以讨论，也能引起政治领导人或政府的注意。”伊斯顿特别指出大众传播媒介在整个政治沟通通道中的重要地位。“比如像报纸这类大众媒介在某些系统中就是以‘第三力量’而著称的。它的作用之一就是提供一种表达要求的途径，而用其他方法来达到这种目的是困难的或根本是不可能的。就某条通道对另一条通道保持了相对独立性而言，这条通道也间接地扩大系统传递要求的能力。”台湾学者祝基滢也表达了这一观点：“政治人物不仅依赖政治团体而且利用大众传播媒体，作为表达政见、沟通民意和争取民众支持的工具。同样的，社会大众也以大众传播媒体作为表达意见，取得政治人物注意的工具。”
三、政治传播中的媒体与政府关系研究
21世纪伊始，除了技巧性研究外，不少西方学者把目光转向政治传播学，结合全球化时代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和不同国情分析媒体与政府的具体关系，并分析了政治传播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改变和挑战，指出政府需要选择更有效的方式来实现其传播目的。例如，英国学者雷蒙德·库恩（Raymond Kuhn）的《政治新闻学：新挑战，新实践》（Political Journalism：New Challenges，New Practices，2002），详细分析了美国、英国、意大利、泰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政治家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有别于之前的大部分政治传播研究侧重于归纳与媒体接触的策略和技巧，作者从记者的角度出发，重新探讨了政治传播过程中媒体工作者的角色与作用。“记者在处理与政治家和公众的关系时，可以采取主动策略。他们既不是政治专业运动中软弱无力的受害者，也不是传播机器上一个被动转动的齿轮。”
另外，澳大利亚学者萨利·扬（Sally Ann Young）的《澳大利亚政府传播》（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in Australia，2007），结合澳大利亚的具体国情分析了媒体与政府在政治传播中的互动关系。英国学者詹姆斯·斯坦耶（James Stanyer）的《现代政治传播》（Moder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Mediated Politics in Uncertain Times，2007），研究了当代欧美多国的政治传播体系，指出政治传播者所选择的传播途径和媒介策略将直接影响到目标受众对信息的接收。书中尤其强调，“媒体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政治传播模式。大众传媒时代，媒体的信息功能正在减弱，反而是娱乐功能在增强。受众对于政治新闻的关注度在降低”，“在英国，新闻媒体已经意识到受众对于政治的胃口非常有限。传统的以政治新闻为主的议程设置已经很难吸引受众。
面对激烈的竞争，连BBC也在改变他们对新闻价值的选择。”还有学者把研究视角投向中国。例如，2007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英国学者童静蓉（音译：Tong Jing rong）发表了《中国政府与媒体关系中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Media Relation：How Powers Struggle in Journalistic Field in China）一文，探讨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指出中国社会的分权化导致了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分权化。
国内学者也立足在政治传播学的视域下拓展政府传播研究。相关著作如周鸿铎的《政治传播学概论》（2005年），叶皓的《政府新闻学案例：政府应对媒体的新方法》（2007年），高波的《政府传播论》（2008年）等。相关论文如鄞益奋的《政治传播的传播控制分析》，鞠丽华的《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政治传播研究》，程曼丽的《政府传播机理初探》，汪名鸣的《政府传播与政府形象》，田军的《政府传播概念探析》，张宁的《信息化与全球化背景中的政府传播》等。有的研究试图将政治传播学系统化、专门化与本土化；有的研究注重将实际案例与政治传播理论结合并深入；有的研究锁定于政府传播，将政府视作媒介化社会的超级传播者，对政府传播的概念、类型进行了界说，阐释了其历史图景与理论基础，并提出了政府传播的新调控观。研究者认为，政府传播“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政府传播既是一种传播行为，也是一种管理行为，传播行为是管理行为的延伸，是管理行为落到实处的必要步骤。”还有学者提出了政府新闻学的概念与思维方式等，并试图将其学科化、系统化。近期，我国政府在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上，又提出了“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指导方针。在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政府传播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因此，确立现代科学的媒体观，善待用善管媒体，适应新的媒体环境，进行传播策略上的改进与调整，成为我国政府机构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大多数国家做到了使民主成为可能之事，民主正朝着广度和深度的方向进化。广度民主与深度民主是衡量民主的两个重要尺度，前者关注的是全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数比例，后者则关注参与者参与的性质及其是否达到充分的程度。深度民主建立在一定信息的基础上，它对信息的距离、分配、来源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信息不能仅仅局限于身边或者附近；作为一种“公共财产”，信息应当平等地分配；呈现给公民的信息应当全面、真实，包括更多的话题和观点。深度民主所取得的成就借助了大众传媒的力量，它的深化也要依赖大众传媒的技术和公信力的提高。因此，随着传媒实力的发展，传媒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更进一步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