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海
这是被许多人无数次谈到的老话题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部小说以及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明确告诉了我们太多太多的东西。仅管如此，从作者如何在题材中发现诗意这个角度，仍然有再谈一谈它的必要。
一个作家在初步确定了他（她）要写的题材之后，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用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思想、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与体验去对题材进行开掘。这个开掘过程是细致、复杂而艰苦的，而在旁人看来它又似有若无。更重要的是，为了写出真正优秀的小说或剧本，作家往往是用他对人生最疾痛惨怛、最刻骨铭心，甚至是付出全部的青春和生命才得到的个人生命感觉去与题材中的生活原型产生共振、共鸣，从而发现、提升题材深处所蕴蓄的诗意，这种诗意往往是这样或那样的人生哲理。海明威写作《老人与海》的过程，就是一个对题材进行深入开掘的过程。
《老人与海》的故事并不复杂。老渔民桑提亚哥出海捕鱼，84天一无所获。但他并不灰心丧气，继续出海。经过两天两夜的苦斗，终于捕到一条约1000磅重比他的小船还要大的马林鱼。当他把这条罕见的大鱼绑在自己的小船边返航时，不幸遇到了鲨鱼群，无数条鲨鱼纷纷跟着小船抢吃马林鱼。桑提亚哥全力拼搏，用尽了他的最后一件武器，然而寡不敌众，当他回到岸边时，他捕获的马林鱼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了。海明威讲的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原型与他的经验有关。他曾经遇到过一位古巴的打鱼老人，相处的过程中老人和海明威谈起了自己的经历，海明威后来说：“老人向我说出了他的遭遇和厄运时相当伤心。他捕到一条有生以来未曾见过的大马林鱼，同鱼搏斗周旋，把鱼拖到船边。那场搏斗把老头累得筋疲力尽，但又给人极大鼓舞。”海明威对这一段原始素材的开掘，正是从这“极大鼓舞”开始的。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晚年的作品。在此之前，他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大坡大坎。19岁那年，海明威志愿加入红十字会救护队去欧洲当汽车司机，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但是，他走上前线刚刚一周，就中弹受伤，那是1918年的7月8日。一位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这样记叙海明威的这次受伤：“他抵达的时候，前线似乎平静无事。但不久他就参加了比他所期望更甚的战斗。一尊奥国前膛炮的炮弹，击中了一所前哨侦察站，海明威当时正在那里与一些士兵练习他有限度的意大利话，几个士兵当场炸死，一个炸断了腿。虽然海明威自己的四肢也受伤甚重，他却设法把垂死的兵士背回主要战壕。就在他行动时，奥军的照明弹把战场照亮，一挺重机枪向这位背负着流血的伙伴蹒跚而行的少年的膝部射击。他这英雄的旅程还未走完，双腿又中了两颗铁丸。这是他不能忘怀的震撼心灵的两次经验中的第一次。有十年之久，他一直想把这经验具体表现在小说中。”
果然，这些经验在海明威后来所写的长篇小说如《永别了，武器》、《战地春梦》等中有或隐或显、或正或侧的表现。而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则是对这种经验的更精炼、更哲理化的表现。在海明威几十年的生涯中，从事过许多职业和工作，遇到过无数挫折与困难，承受过几乎是无法承受的种种压力：他打过猎，喜欢并练过拳击，上过战场，多次负过伤，他还喜欢斗牛，到海上打渔，曾从失事的飞机上侥幸逃生。平时生活里，没钱买柴火取暖，他只好天天到小咖啡馆去写作，为了争取学习机会，他主动给作家斯泰因抄稿子，教诗人庞德击拳，还花两天时间陪作家菲茨杰拉德去外地取汽车，……这些经验使他在面对古巴老渔人给他讲的东西时，不能不想得很深、很远。他领悟到人在沉重的压力下要保持优雅的风度，只有这种人才是“硬汉子”；他也领悟到“一旦被卷入战争，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你只能打赢”。
当他用这种思想眼光来重新打量古巴老人时，他感到对这个人和这件事他已经有了超越性的认识：在命定的失败和死亡面前保持人的尊严，在厄运的重压下表现勇气和大智大勇的胜利者的优雅风度。他把这种认识变成了笔下活生生的人物和故事，并让小说主人公桑提亚哥说出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可以毁灭，但就是打不垮。”这就是海明威所发现的诗意，这就是海明威对题材的深入的开掘。这些深层次的诗的意蕴，显然远远大于当初那个老人讲的故事本身。
说到这里，不由又想到了一个关于中国作家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两位四川文学青年——艾芜和沙汀在上海不期而遇。那时，艾芜刚从缅甸飘泊回国不久，写过一些诗歌、散文、小说，而沙汀也正在构思他的几个短篇小说。但是，写作过程中，他们碰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对题材的选择和把握有些吃不准（如写时代潮流冲击圈外下层人物求生的欲望与反抗，或者讽刺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弱点，有没有意义等），他们希望得到名师的指点。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鲁迅先生，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不久，鲁迅先生不仅给他们回了信，而且带着病后的疲乏，亲自徒步从住地的北四川路“北川公寓”把这封信送到两位无名文学青年的家里（这封信后来以《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的标题收入《鲁迅全集》)鲁迅在回信中详细答复了他俩提出的题材问题，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们：“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意思的故事，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今天，当我们在一起讨论什么样的故事是有意思的故事和如何在题材中发现我们所需要的意思——诗意时，再回忆下这一段文坛往事，尤其是重温一下鲁迅先生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这八个字，对于大家今后尽量不写没意思的故事是大有益处的。
敬畏与悲悯
除了作者本身的经验，即个体生命感觉之外，作为创作主体作者用什么去发现诗意呢？要用他（她）的一颗心，一颗平常之心，善良之心，仁爱之心。
这就要说到敬畏与悲悯。
敬畏，是由崇敬和畏惧两层意思组成的一个词。这里，“敬”可以理解成“爱”，“畏”可以理解成“怕”。悲悯，也可以说是由两重意思组成的一个词，那就是“悲天悯人”，天指自然万物，人指人类本身。其实，敬畏与悲悯也可以理解成一个联合词组，有敬畏，然后有悲悯，敬畏是悲悯的前提条件，悲悯是敬畏的自然结果。在西方，讲得比较多的是敬畏，在东方，讲得比较多的是悲悯（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其实东西方伦理、哲学中都含有两种成分）。从孔子、耶稣，到甘地、托尔斯泰，都是如此。也可以将敬畏与悲悯理解成同义反复，一个意思，反复强调。悲悯说的是悲天悯人，就是对人类、对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的爱、尊重、宽容。敬畏说的是爱和怕，就是在生活中有所维护，也有所禁忌，目的还是对人类，对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的爱、尊重、宽容。
说到这里，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一位20世纪的西方伦理学家，他的名字叫阿尔贝特·施韦泽。这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法国伟人，他不仅是一个行动的人道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独特的思想家。
施韦泽1875年生于当时属于德国的阿尔萨斯。年轻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管风琴演奏家和巴赫研究家、哲学博士、神学博士。为了实现自己的直接为人类服务的志愿，他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远大的前程，在30岁时改而学医，并在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前往非洲加蓬地区（当时为法属刚果），建立起自己的丛林诊所，义务为当地居民治病，在那里一呆就是50年，直到90岁时逝世。是什么思想指导施韦泽以这样忘我的热情投入这样伟大的人道主义事业之中呢？就是他自己创立的“敬畏生命”伦理学。
施韦泽第一次对他的“敬畏生命”伦理学进行公开阐述，是1919年在斯特拉斯堡圣尼古拉教堂布道。他提出：“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他在晚年回顾、总结这一思想的时候写道：“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对他来说，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施韦泽用他一生的言行反对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思潮的“进步”信念，强调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而是伦理。他对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过分地超过了精神文化的发展的危机表示忧虑，这是他提出“敬畏生命”伦理学的重要原因。他把这种伦理学称为无界限伦理学，因为这种伦理学主张“把爱的原则扩展到一切动物”，“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别。”
爱一切人，爱一切生命，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大爱，大悲悯。悲悯，是人的本性，在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普通人身上，都会看到这种人性的闪光。在19世纪的俄罗斯西伯利亚，那里的农民、小知识分子出于对被沙皇政府流放的犯人的关怀，夜间在自家窗台上放些牛奶、面包、“克瓦斯”（一种饮料）让流放者取食，形成那里的一种风俗。西藏拉萨每年过藏历年时，都要在街头布施穷人，许多人都纷纷拿出零钱分给穷人。还有这样一件事，常常被人提起：1944年冬天，德军兵败莫斯科，2万德国战俘排成纵队从莫斯科大街穿过。围观的苏联民众很多，只见一位妇女走上前去，将一块黑面包塞进一个俘虏的衣袋里，……气氛改变了。在普通苏联人眼里，这些俘虏已经不是敌人了，这些人已经是人了。在“5.12”汶川大震中，千千万万中国的、外国的志愿者，更以自己的行动、鲜血乃至生命写下了许许多多大爱的篇章。这就是每一位正在从事和准备从事广播影视剧写作的人都应当具备的敬畏与悲悯，用心发现诗意的敬畏与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