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被选择与被遮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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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现实主义在中国(1)

什么是现实主义?

通常提到“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精神,这种精神要求创作者正视社会现实,直面人生。

第二、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手法,它是指在作品中真实地反映生活。

第三、现实主义是一种文艺思潮或创作流派,它产生于19世纪欧洲文学。

作为一个成熟的文艺理论谱系,现实主义中包含了先后产生的多种理论、学说或观点。如古典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心理现实主义等等。这些理论都有着它们形而上的和方法论上的支撑和信念,如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对古典现实主义的支撑;又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这些信念带来了它们各自不同的鲜明特征,在古典现实主义中是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的精确发现和描绘;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则是在历史发展中真实地反映社会本质。

但无论如何发展,现实主义的三个方面的理解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而仅仅是涵盖面上的不同。关注现实,在创作中艺术地把握现实是它们的共同核心。

作为一种创作精神或是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由来已久。如R.韦勒克所说:“过去一切艺术的目的都是真实。”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也堪称源远流长。如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中就通常将由《离骚》开创的文学传统视为“浪漫主义”,而将自《诗经》以降的文学传承归结为“现实主义”。研究唐诗时也常将李白的“浪漫主义”与杜甫、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分门别类。由此,不少论者甚至得出了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主潮论”,认为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创作精神和方法上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尽管我们不难寻找到中国现代文艺中的现实主义与古代文艺传统间的某些相同之处或历史联系,但作为一种文艺思潮的现实主义则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在中国,它是一个“舶来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外来思想接受和改造的产物。由于特殊的历史语境,这一接受和改造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

一、关于现实主义

如果把19世纪中期的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看做是现实主义的真正发轫的话,到今天,现实主义文艺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里,现实主义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其内涵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复杂。

但透过现实主义文艺百年流变纷繁复杂的表面,我们仍然能发现贯穿其间的一些根本特点。

我们先来看几个“经典”的对现实主义的定义: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呢?简略地说,是客观地描写现实。这种描写从纷乱的生活事件、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性格中,攫取那些最具有一般意义、最常复演的东西,组织那些在事件和性格中最常遇到的特点和事实,并且以之创造成生活画景和人物典型。

——《俄国文学史》

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

——高尔基

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恩格斯

现实主义提倡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描写现实。

——《辞海》

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定义首先强调的,都是现实主义忠实于客观现实的真实性。而“写真实”也正是现实主义文艺的首要特征。

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逃避现实,强调理想的精神的美和理想的物体的美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当时以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和莫泊桑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们彻底摒弃了浪漫主义文学的虚幻遐想,在艺术创造和审美理想上刻意追求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描摹。同时,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观察、科学实验风尚的传播,以及孔德实证主义哲学所强调的精确地发现自然界现象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精神的影响,也使得精确、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家们所追求的目标。1836年,司汤达在小说《吕西安·娄万》的第一篇序言中就明确地提出了“小说应该是一面镜子”的写真实主张。而一贯主张“小说是生活的科学形式”,“文学将越来越采取科学的姿态”的福楼拜更是大声疾呼要“以大公无私的方法把物理学的精确给予文学”。在这样强烈追求客观真实的氛围下,终于产生出了一大批像巴尔扎克的那部鸿篇巨制,堪称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的《人间喜剧》式的现实主义作品。

现实主义的“写真实”的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发展。如果说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家们所追求的是对客观现实的精确描摹的话,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则在强调艺术描写的客观真实的同时,更注重一种“历史的真实性”,注重“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当恩格斯赞扬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为它在描写资产阶级暴发户逐渐取代贵族社会“这幅中心图画周围……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所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时,他所强调的,就不只是艺术描写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而更多的是一种对社会关系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以及由此而显示的社会真理性。

这样,我们发现,现实主义所主张的真实性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指艺术描写上的逼真性和客观性,另一层则是指一种符合事物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本质上的真实性或是真理性。

然而,现实主义所提倡的,决不是那种不带任何倾向的、纯客观的真实性。恰恰相反,现实主义的另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它的强烈的倾向性。这是由现实主义艺术家所独具的现实批判精神所决定的。

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对资本主义现实清醒而深邃的批判精神,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贯穿始终的特点。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追求建立理性王国的理想,高张起“自由”、“平等”、“博爱”和“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旗帜。法国大革命后,启蒙思想家们的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幻想无情地破灭了。但他们的思想血液却依旧流淌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家们的血管中。不同的是,现实主义文学家们把对理性王国的热切呼唤变成了对资本主义反理性现实的无情批判。他们清醒地看清了法国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的事实,看清了“和启蒙学者的华丽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极度令人失望的讽刺画”。之后,便重新高举起人道主义的大旗,开始以冷峻的目光审视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勇敢地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以人道主义为武器来批判现实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编制恶习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来展开对社会的批判。司汤达的《红与黑》则从人道主义的“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精神出发,深刻地批判了复辟时期封建等级制度对一代富有进取心的小资产阶级平民青年的残酷压制和吞噬。

现实主义的倾向性和现实批判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中仍然得到相当的强调和重视。只不过这里所主张的,已经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批判,而且更强调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倾向出发来批判现实。恩格斯提出要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但这种描写首先是为了“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始至终都力图对现实主义从政治和美学的给合上加以把握,追求一种“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在他们的“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中,“历史的”观点总是占据主要地位。尽管他们始终无意削弱或否定文学的审美特质,但实现文学的社会主义倾向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而现实主义及其艺术性则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是革命化、政治化了的现实主义。而这一点,对以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对艺术家主体性的强调是现实主义的另一个根本特征。

对客观真实的追求和对艺术家主体性的强调似乎从来都是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某种“悖论”。福楼拜曾经说过“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自然里露面”。别林斯基也认为“现实的诗”应当“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似乎现实主义是应当排斥艺术家主体性的干预的。而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现实主义这种出于对艺术规律的承认和尊重而对客观性的强调,是以艺术家必须在作品中表现出自己的倾向为前提的。而现实主义的倾向性又必然会要求艺术家们自觉地以强大的理性精神和力量来把握现实。所以卡夫卡在比较自己和巴尔扎克的区别时会说:“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由于强调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的、历史的真实性,也就更加强调艺术家主体性的弘扬。恩格斯提出过“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认为作品的倾向性应该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反对作品赤裸裸地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但这绝不意味着对作者的主体性,对作品的倾向和意图的取消。恰恰相反,为了达到“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艺术家们必须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武器来关注现实生活,认识客观规律,把握住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这是在更高的程度上来要求艺术家主体性的弘扬了。

说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轫于前苏联。在苏联的文艺理论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定义为“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应该与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者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但在这里,现实主义文艺的“功利性”被突出地强调了。这也形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度“干预生活”的传统。

表面上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仍然是“真实性”的问题。但“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表现”则又意味着“真实性”背后的政治倾向性问题和题材问题。这两点和实现真实的法则——“典型性问题”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三大要素。而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的张力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现实主义自身所内含的真实性与倾向性之间的矛盾。如华莱士·马丁所说,“从理论上讲,完全忠实地表现现实就必然排除任何种类的社会目的或宣传意图。现实主义在理论上的困难,或者说它的矛盾性显然正在于此……文学史上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现实主义仅仅变成了对于当代现实的描绘,它暗含着人类同情心、社会改革、社会批判甚至社会反叛的宣传和教育。在描写和指示之间、真实与教诲之间有一种张力,这种张力逻辑上不能解除,但它正是我们谈的这种文学的特征。在俄国的新术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这种矛盾完全是公开的:作家应该按社会现在的状态描写它,但他又必须按照它应该有或将要有的状态来描写它。”

不仅如此,所有这些又都要“与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者的任务结合起来”,这种对其“功利性”的突出强调为它的政治一体化埋下了注脚。

二、现实主义在中国

如前所说,中国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创作并非到“五四”之后才出现。但欧洲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传入中国并产生巨大影响确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开始的。这一思潮姗姗来迟,甚至比同是来自欧洲的浪漫主义都要晚上近十年(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就有许多浪漫派的作家如拜伦、雪莱、歌德、雨果等人的作品被译介到中国,鲁迅等人还撰文对其表示极大赞赏)。但捷足先登的浪漫主义并未在中国形成气候,这与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密切相关。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何“救亡图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了压倒一切的社会语境。中国人的现代意识的觉醒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历程。陈独秀把这一历程归纳为三个阶段:科技的觉醒、政治的觉醒和伦理的觉醒。

首先是林则徐、魏源以及张之洞等先进的知识分子认定救国之道在于迅速掌握西方列强的先进科学技术,以期中国也能有“战舰之精”,“机器之利”。以引进技术、机器和军事装备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迅速兴起。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黯淡收场。科技的觉醒未能救亡,但它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种子为下一步的资产阶级革命做了准备。

政治意识的觉醒让科技救国失败后的先进知识分子们选择了另一条救亡之路。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积极参与推动的百日变法维新虽未成功,却为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