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澄衷学堂的经历（1905—1906）
1905年初，因二哥的私人关系，胡适进入更加有名的私立学校——澄衷学堂。该校一共有十二班，其时未有规定严格的学制，只是将课堂分东西两排，最高一班称之为东一斋，第二班为西一斋，以下直到西六斋——“用现在的名称来分，可算前六班为中学，其余六班为小学”。澄衷管理严格、考试认真，并且“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以学生的能力作为升班标准。胡适初入之时，因英文、算学的程度太低，胡适被编在东三斋（第五班）。后因考试成绩常居首位，“一年升了4班”——1905年下半年便升入东二斋（第三班）；1906年更升入西一斋（第二班）。
相较梅溪学堂，澄衷的学科“比较完全多了”——“国文、英文、算学之外，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诸科”。2000年夏发现的胡适“澄衷学堂日记”中存有一份课表：1906年上半年西一斋的42个课时中，英文15课时，占35.7%；算术6课时，占14%；物理2课时，占4.7%；历史5课时，占11.9%；图画2课时，占4.7%；体操3课时，占7.1%；伦理1课时，占2.3%；作文2课时，占4.7%；读文2课时，占4.7%；唱歌1课时，占2.3%。有论者将之与严格按清廷规定行事的1908年安徽省中学堂课程表相比，指出：无疑这是一个西化倾向明显的课时安排，虽不能与教会兴办学校相提并论，却与旧式学堂已有较大区别。因而，胡适在澄衷学堂虽只待了一年半，不过收获甚大——“英文和算学的基础都是在这里打下的”之外，更体现于社科新知的汲取与自治能力的培养。
澄衷学堂的教师积极引导学生接触社会新思潮。其中，国文教员杨千里对胡适“影响最大”，他很鼓励胡适，在其作文稿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胡明先生对此曾有评价：“这四个字没想到后来竟几乎成了胡适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并几乎又成了中国思想发展史上‘胡适’这个名字的象征，这四个字像火炬一样照彻了胡适几十年间前进的路和站着的姿态。”
杨千里将吴汝纶删节的《天演论》作为学生读本，胡适自言“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的很”。杨千里还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为作文题。他极为欣赏胡适的习作，认为“富于思考力，善为演绎文，故能推阐无遗”；并“赏制钱两百，以示奖励”。《天演论》译自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进化论与伦理学》），当时风行全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最富时代感召力的词汇，“胡适”这一名字亦是源自于此。虽然当时读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意义，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刚刚14岁的胡适或许亦不能真正理解《天演论》，但思想受其影响则是不可否认之事。此外，胡时在课余还读了严复所译的《群己权界论》，此书译自密尔的《论自由》，后来成为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重要资源。
相较而言，胡适受梁启超影响更大，因为“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而“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除了课余阅读，梁启超的著述还成为胡适的国文教材。1906年3月31日日记中，胡适记道：杨千里根据国文程度，将西一斋的学生分为三组：甲组胡适等4人“读饮冰室文”；乙组10人“读粹化新编”；丙组8人“读春风馆国文教科书”。5月31日，他又记道：“今日上课适杨师有喉病，故国文科无工课，看《新民丛报》之《责任心与名誉心之利害》篇，心大感动不自已。”
1931年，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表示：“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胡适指出：梁启超在1902至1903年间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进步》中还明白提出了“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的革命口号，虽然梁氏自己后来放弃这一主张，但是“许多青年人却冲上前去，不肯缩回来了”。在胡适看来，《新民说》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了“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即：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的确，《新民说》的中心旨在厘定现代国民的人格理想，文中对理想人格所作的实质定义，掺杂许多西方价值标准，已非儒家圣贤君子观念所能限定。梁氏以他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写来，自然直指人心、传诵一时。对此，胡适评道：“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
《新民说》诸篇为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从梁启超的通俗文字中，胡适自述“渐略得知霍布士（Hobbes）、笛卡尔（Descartes）、卢梭（Rousseau）、边沁（Bentham）、康德（Kant）、达尔文（Darwin）等诸泰西思想家”。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亦为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梁氏将中国学术思想分为七个时代，胡适认为：当时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所以我最爱读这篇文章。”不过，梁氏的这部著作残缺不全，“中间缺了三个最要紧的部分”。胡适“眼巴巴的望了几年”之后，失望之余忽发野心——“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虽不敢告诉人，他“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开始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这一点野心”终成胡适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习得社会人文及自然科学新知以外，求学澄衷时期，胡适的参与意识得以形成、自治能力得以培养。这实为其日后积极进行言论活动之先声。
胡适自幼“久处妇人社会”，因而内向拘谨，乃至离乡赴沪之时仍“见人辄面红耳赤，一揖之外而不敢出一言，有问则答一二言而已”。直到入澄衷后，“始稍得朋友之乐”；在澄衷的第二年，则“已敢结会演说”，他自言这是“投身社会之始”。
据胡适《学界用丙午年自治日记》所记，在1906年上半年五个多月中，他发起或参与“阅书会”、“自治会”、“集益会”、“理化研究会”，“讲书会”、“算术研究会”、“运动会”、“学艺会”等多种学生自治性组织。对此，澄衷校方及教师积极予以襄助。譬如：3月18日，胡适“与余君及赵君敬承等议，拟发起一阅书社，赞者颇多”。3月20日，阅书社章程通过后，即获总教习白振民赞成，“允以故算学三斋地假为社所并允以本校藏书相助”。3月23日，西一斋“集益会”开第五次常会，杨千里和算术教员郁耀卿应邀演讲。杨氏强调“一会之成立与否，在众会员程度之高下，不仅在一二职员”。郁氏则述演说之道，告诫学生“不得肆口谩骂”，胡适认为这“尤为切中当今新党少年之弊”。5月23日，白振民为学生组织的“运动会”捐四洋元的经费。6月10日，学生理化研究会开比赛会，与校外同类组织“比较一切，是日堂董校长俱诣会，给奖鼓励甚盛也”。
在积极组织参与之中，胡适的议事、演说诸能力皆得以提高。
诸如：4月8日，“自治会开第四次常会，予宣告会事已，复提议‘每人各备一册，半以记己过，并以规人过’一事，蒙会众赞成，遂实行。是日全斋同学相继演说，极一时之盛云。”4月28日，胡适为西四斋的学弟们所开的讲书会，演说“友爱之真义”等。4月29日，胡适于本斋自治会第五次集会上，演说“释治字之义”等，并于演说之后以18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自治会会长。5月31日，自治会又开会，胡适演说“慎独”和“交际之要素”。
托克维尔游历北美大陆之时观察到美国人热衷结社，曾敏锐地指出：“人只有在相互作用之下，才能使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焕然一新，才能开阔自己的胸怀，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而“结社”则“能够创造这种作用”。的确，澄衷这段初级层次的“结社”经历，让胡适在任事之中得以自我完善，有利于其成长为一个关怀社会的新型知识分子。
担任西一斋班长的胡适，因一位同学被开除之事向学校当局抗议，被“悬牌责备”、“记大过一次”后，于是“颇感不平”地离开澄衷，转考进其时新办不久的中国公学。
3.中国公学的经历（1906—1909）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徇清廷要求，颁布《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则》，严格限定中国留日学生入学资格，力谋加强对当时人数日益增多、革命倾向日趋强烈的中国留学生的管束。规则颁布之后，顿时群情激奋，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随之掀起。12月8日，《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湖南人陈天华，投海自杀，勉励国人努力救国。一时人心大为震动，于是大批学生回国。
归国之后，他们“主张在国内办一个公立的大学”。12月中旬，经十三省代表的全体会决议，定名为“中国公学”。1906年春正式开学，其时反对取缔规则的风潮逐渐松懈，许多官费学生回日本复学；而“上海那时还是个眼界很小的商埠”，社会视“洋装剪发”自办学校的少年人为“怪物”，政府官吏则“疑心他们是革命党”。因而捐助很少，学校难以为继，开学不足月半便陷入绝境。
公学的总干事姚弘业激于义愤，于3月12日投江自杀，在遗书中表示“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遗书发表之后，唤起社会舆论的关注与同情，赞助的人稍多，公学方才能立住脚。
胡适当时也是“读了姚烈士的遗书大受感动的一个小孩子”，后在《竞业旬报》上还作了一篇长文《姚烈士传略》，从16期连载至26期。胡适投考中国公学之时，国文题为《言志》，他的考卷大受总教习马君武的赏识。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及革命史上，中国公学较为特殊。如同1929年胡适撰写校史时的总结：当日中国公学，第一“可算是全国人的公共学校”；第二“是革命运动机关”；第三其组织“是一种民主国的政体”。不过该校的“英文数学都很浅，我在甲班很不费气力”。在澄衷时，胡适对于算学最感兴趣，常常在宿舍熄灯之后，偷点蜡烛演算习题。在中国公学里，他则由作诗而开始走上“文学史学的路”，这决定了其“一生的命运”。因此，相较澄衷学堂，就读中国公学时期，胡适在学问方面的增益虽不突出；但是参与意识则得到进一步较为充分的发展。
由留日学生创办的中国公学，富有浓厚革命气息。教职员和同学之中，有不少的革命党人，包括当时革命的中坚分子；在校看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是最方便的，放暑假年假时，许多同学还将《民报》缝在枕头中带回内地去传阅；学校的寄宿舍常常是革命党的旅馆；有时班上少了一两个同学，后来才知是干革命或搞暗杀去了。校中同学们都年长甚多，年纪不相上下的只有数人，因此胡适的心理加速成熟——“我从小本来就没有过小孩子的生活，现在天天和这班年长的人在一块，更觉得自己不是个小孩子了”。
胡适在与革命关联甚深的中国公学待了三年多，虽然“始终没有人强迫我剪辫，也没有人劝我加入同盟会”，但是浸润于此，胡适难免不受影响。1952年12月23日，在台北中国公学校友会欢迎会上的演讲中，他即指出：“我当时年纪很轻，是同学们中的‘子供’（注：日语小孩之意），还留着一条辫子，不够革命，同学们认为我年岁小，也不强求我革命，大家都鼓励我做学问，但我却时常为学校的刊物写文章；同时，也多少为革命尽点微劳。”这份刊物便是《竞业旬报》，为胡适输出思想和学识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如前所述成为其“重要出发点”。
中国公学成立之时，由于创办之人都有革命思想，便拟在该校施行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胡适将之称做“民主制度在教育上的试验”。当时全校的组织分为“执行”与“评议”两部。执行部的职员，包括教务、庶务、斋务干事，有一定的任期，皆由评议部推举并对其负责。评议部则由班长和室长组成，有弹劾和监督职员之权。评议会开会时，往往有激烈的辩论，有时直到点名熄灯方才散会。对此，胡适指出：“这种训练是有益的。我年纪太小，第一年不够资格当评议员，有时在门外听听他们的辩论，不禁感觉我们在澄衷学堂的自治会真是儿戏。”所以，他曾感叹：“我是做惯班长的人，到这里才感觉自己是个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