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stimulate）这个字或许不恰当，在此应该说是‘启发’（inspire）。”因为在讨论中，问题会引发他去“思考一个从未严肃思考过的问题”；或者他对某个问题“原本只有一种极模糊而不确切的概念”，提问则促使他去做“有系统的思考”，将思想“梳理得合乎逻辑，不前后矛盾，而又能清晰的界定”，并通过清楚明白的语言将之表达出来。1915年2月14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与女士谈论最有益，以其能启发人之思想也。”在与韦莲司充满智性的对话中，他的不少理念愈来愈明。
其一，“一致”的伦理原则。据1914年10月26日日记记载，韦莲司曾问胡适：“人生伦理繁复难尽，有一言以蔽之者乎？”他的答复则是：“此不易言。无已，其惟‘一致’乎（Consistency）？一致者，言与行一致，今与昔一致，对人与对己一致是也。”并且在他看来，孔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密尔所言的“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为界”，皆是“一致”之义。1915年2月18日，胡适以“一致”作为自己今后道德修养的目标，即：“表里一致——不自欺；言行一致——不欺人；对己与接物一致——恕。”在此后的言论实践之中，胡适力行“一致”的准则，强调不能以任何借口提倡有违自己良心或学术信仰的观点，这是“敬慎无所苟”理念的必然要求。因而在民族文化可否自责的问题上，他会批评陶希圣的“两面标准”。
其二，“容忍与自由”观点。1914年11月1日，胡、韦二人谈及“容忍”。韦莲司问道：“若吾人所持见解与家人父母所持见解扞格不入，则吾人当容忍迁就以求相安乎？抑将各行其是，虽至于决裂破坏而弗恤乎？”胡适认为这是“人生第一重要问题”；当日讨论之后，他意犹未尽，次日又在信中进一步阐述。在他看来，东方人的看法可用“为人的容忍”（altruistic toleration）来解释，即：容忍是“出于体恤爱我者之心理”；西方人的观点则是“不容调护迁就”，即：“吾所谓是，则是之，则笃行而力行之，不可为人屈”。
胡适表示：在家庭之事上，他将采取东方人“容忍迁就”的态度；在社会国家政治上，他则采取西方人“各行其是”的立场。“容忍”是胡适一生多所关注的政治哲学问题；韦莲司的提问让他首次对“容忍”发表意见。不过，此时他将个人家庭与社会国家截然区分的观点并不成熟，有论者即对此提出质疑。笔者亦有同感——私领域与公领域岂能如此泾渭分明？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由于感念母亲深恩，他在个人婚姻问题上“容忍迁就”；不过在其他家庭事务上，胡适更多是“容忍”而不“迁就”，欣赏乃至支持子女为求人格独立而“抗议”。1914年胡适写《易卜生主义》英文初稿时，对娜拉已表同情；1919年撰写的独幕话剧《终身大事》中，女主角田亚梅甚至违背父母之命而出走。
11月5日，韦莲司在复信中，分别引用法国人刚多赛（Condorcet）以及英国人毛莱（John Morley）的名言，印证胡适的见解。
胡适阅后，认为其言“透澈”，抄录于日记之中。他非常赞赏刚多赛“用好的方法做好的事”（doing good in a good way）这一观点，因为：进步不只是破坏，也不只是妥协；而是以最少的摩擦成就最大的善。对此，他感叹道：“真理终究是没有国界的。在真理的国度，既没有东方，也没有西方。我无知而又心胸狭隘的称做‘东方’的见解，是刚多赛早就说过的话。”毛莱的文章也深深吸引了胡适，他认为其所著的《论妥协》（On Compromise）是一本“思想深湛而风格高尚的好书”。1931年在英文自传《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中，胡适还提及韦莲司介绍他读《论妥协》，此后该书“一直做了左右我生命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并且强调毛莱曾教他：“一种主义，如果健全的话，是代表一种较大的便宜的。为了一时似是而非的便宜而将其放弃，乃是为小善而牺牲大善。”
其三，不应“轻受”新思想。1915年5月8日日记记载，胡适以《天演论》为例，向韦莲司说明“吾国士夫不拒新思想”：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以来，西方的守旧者争相驳斥，历半世纪而未衰；但是“及其东来，乃风靡吾国，无有拒力”，“天择”、“竞存”等名词还成为风行一时的口头禅。韦莲司当即表示异议，认为这未必是中国士夫的长处——“西方人士不肯人云亦云，而必经几许试验证据辩难，而后成为定论。东方人士习于崇奉宗匠之言，苟其动听，便成圭臬。”因此，“西方之不轻受新思想也，未必是其短处；东方之轻受之也，未必是其长处也。”
此论确有见识，近百年后重读其言，“轻受”一词还是形象道出了1840年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一个主要通病——一味趋新。韦莲司本人在思想的接受方面就很注重独立思考。当时曾有人认为胡适“大病”在于“好立异以为高”，胡适认为真正的“立异”不是“强为高奇之言，骇俗之言，以表自异”；而是“不苟同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颈，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他对此种立异“窃有慕焉”；并引用韦莲司“若有意为狂，其狂亦不足取”的观点作支持。《独立评论》时期，胡适阐释“独立”含义，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时髦不能引诱”，亦即：对于时兴的主张、理论，不应“轻受”；而应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研究之后，再决定是否接受。
其四，女性应“自由独立”。韦莲司对流俗颇有反抗精神，“最洒脱不羁，不屑事服饰之细”。当时欧美妇女习于打扮，日新月异、争奇斗巧。出身富家的她却是所穿之服“数年不易”；所戴草冠敝损，依然“戴之如故”；发长不易修饰，索性自剪其发，“仅留两三寸许”，每为行人侧目。同时，她又很有见识，被认为是“思想不凡，真能超然尘表”。所以胡适曾用“狂狷”（eccentri city）一词形容她。《论语·子路》对“狂狷”的解释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在他眼中，韦莲司正是一位富有进取心、不同于流俗、追求自由独立的杰出女子。与韦莲司的交往，让胡适领悟到：女子教育的最高目的不是在于“为国人造良妻贤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而是“造成一种能自由独立之女子”，因为“国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此后，胡适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时，尤其强调女子应有“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做一个充分“自立”的人。
对于韦莲司的启发思想之功，胡适一直心存感激。1927年1月14日，他在信中安慰叹惜年华渐逝的韦莲司——“我总是把你想成一个永远激励启发她朋友思考的年轻的克利福德（Clifford）。”1939年5月17日，胡适又赠给她一部新出版的《胡适留学日记》，表示：“在许多日记中，我信手写下在我经验的成长和主张的成熟上，我所对你的感激。”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胡适选定专攻哲学，以免“求博而不务精”，亦得韦莲司之助。1915年5月28日，韦莲司坦言胡适旁骛太多，并且约定“此后各专心致志于吾二人所择之事业，以全力赴之”。次日，胡适致信韦氏，表示非常感激她直率而诚恳的劝告——“吾早就需要一位‘舵手’（steersman），他能指明方向，使吾沿着正确之航线前进。然而，迄今为止，除足下之外，还没有人能给予吾如此之援助，而这正是吾所极需的。”
（二）丁文江：“很难得的益友”
1955年秋，在纽约狭小的寓所内，胡适尽力搜罗海外能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决心要实践“二十年前许下的私愿”——为一位朋友写传记。因为“二十年的天翻地覆大变动，更使我追念这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他原本只准备写两三万字，不料感怀故友，竟写成了一篇十万字的长传，于次年3月12日方才完稿。
这位能让胡适费心作传的人是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1902年秋东渡日本，不过未进正式学校，与反清的留学生多有接触，过着“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后受吴稚晖的影响，1904年前往英国，几经波折，于1911年从格拉斯哥（Glasgow）大学毕业，获得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文凭。回国后不畏艰苦、筚路蓝缕，成为我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还曾涉及政治（任孙传芳治下淞沪商埠总办约8个月）和实业（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约5年）。1936年1月5日，病逝于湖南考察途中，时年49岁。约在1920年3月，经由北大教授陶孟和介绍，丁、胡二人结识。不久，胡适即视丁文江为“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益友’”。
丁文江逝世之后，傅斯年撰文纪念，表示：“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服务者。”胡适认为这都是“最确切的评论”；并且指出虽同为知识分子，但丁文江“是一个有干才的人，绝不像我们书生放下笔杆就无事可办”。的确，因性格禀赋及所受训练，丁文江是一个富有行动力的学者，温源宁曾传神评述：“丁博士喜好实打实，使他产生了对幻想家和预言家的一些反感。这种反感是实干家所特有的，而丁博士是彻头彻尾的实干家。他是中国今日拥有的最伟大的实干家之一。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他有错误认识，以为他是个学者。他一点也不像学者那么优柔寡断，三心二意。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做什么就想什么。看自己应该走的路，他跟罗盘一样准确无误。”
丁、胡订交以来，政治兴趣浓厚、同时强调实干的丁文江，为胡适增添了行动因子，促使其积极投身议政实践。《努力周报》与《独立评论》的创与办皆与他甚有关联。
《努力周报》其实是丁文江“最热心发起的”。胡适回忆：“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于是，1921年6月1日，“努力社”（Endeavor Society）正式成立，信条之一便是：“我们应当尽我们的能力——或单独的，或互助的——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7月8日，“努力社”聚会，“大家都赞成有一个小周报”。其实这也是丁文江首倡，他还提议该刊应该经济独立。
丁文江不仅有发起之功，他所持的“少数人的责任”观点影响了胡适，是其“忍不住谈政治”的重要动因之一；并且《努力周报》的立场亦是这一观点的体现。无怪学者格里德认为：“《努力周报》与其说是胡适的事业，不如说是丁的事业。”在《新青年》时期，胡适曾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对此，丁文江很不以为然——“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在与朋友的谈话中，他还常说：“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在丁文江看来，当时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对黑暗的政局、无力的舆论界本已不满的胡适，在丁文江这一主张的激励下，更是不能放弃自己“言论的冲动”。他所撰写的发刊辞《努力歌》中，也渗透了丁文江“极力提倡的思想”。《努力周报》第二期所刊登的纲领性文件——《我们的政治主张》，亦体现了丁文江的观点：该文主张应将“好政府”作为当时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第一步便是国中自命“好人”的人们出来批评、干预、改革政治。
《努力周报》出版期间，丁文江相当活跃，常以“宗淹”为笔名发表文章，以示崇敬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理念的范仲淹。除了力倡“好人政治”以外，他还触发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大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