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二人在“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关系这一问题上观点迥异。梁启超主张：真爱自由的人，应该以关注一群一国之自由为己任，而不应争取一身一事的自由为目的。所以他批评：“今世之言自由者，不务所以进其群其国于自由之道，而惟于薄物细故日用饮食，齿齿然主张一己之自由，是何异箪豆见色。”在救亡主题的牵引下，梁氏更主动地收缩自由观中的“个人主义”，强调：团体自由比个体自由更具时序重要性和价值优先性。故而他提出：“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人不能离团体而自生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将有他团焉自外而侵之、压之、夺之，则个人之自由更何有也！”胡适则坚持“个人自由”是“国家自由”的前提。
1929年，在《介绍我的思想》一文中，他相当直白地告诉年轻人：“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虑及民族危亡、国力凋敝的时空背景，梁启超的观点有其现实合理性，并对后来者影响至深；不过毋庸讳言的是，它所引发的流弊亦是相当大，至今仍然有待克服。胡适的观点在某一短时段内可能不合时宜，但从长远来看则应会被肯定；因为权利从本质上说是个人的，过度强调族群或社群的权利实则是一种误导。
二、胡适与储安平
1909年，储安平生于江苏宜兴。这一年，胡适正寄身于中国新公学，担任低年级英文教员，直至10月间该校解散。胡适幼年丧父，由寡母抚育；储安平的身世更为凄凉，虽是望族之后，但出生6天即丧母，14岁时又丧父，抚养他长大的祖母亦于此年逝世，他的成长以及求学端赖于伯父储南强。1928年，储安平入读光华大学政治社会系。这一年，胡适出任中国公学校长。1932年，储安平大学毕业，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编辑副刊；同时在戏剧学校兼课，往来于曹禺、夏衍、马彦祥等左倾人士中间。这一年，已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创办《独立评论》；并在武汉讲学期间，5日之内三会蒋介石——11月28日初会并共进晚餐、次日会面中赠蒋氏一本主张“无为而治”的《淮南王书》、12月2日他则就学制及学风问题“很不客气”地发了一番议论。1938年，抗战军兴，于1935年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师从著名费边社员哈罗德·拉斯基教授的储安平，学业未卒提前归国，先任《中央日报》主笔兼国际版编辑，后去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这一年，胡适临危受命——“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于9月17日正式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46年，继《客观》之后，储安平主办《观察》。这一年，胡适去国9年之后归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储安平于4月1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月1日发表“党天下”言论后成为知名“右派”，并在11月12日被免职。这一年，退踞台湾岛的国民党大力“围剿”胡适；不过鉴于他在海内外广泛的影响，又在11月任命他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逝世之后数年，约在1966年9月中旬，储安平“失踪”，不知所终。
梁启超作为最后一代的“士”，比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胡适年长18岁；同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作为第一代的核心人物，比第二代的典型代表储安平亦年长18岁。如同前述梁、胡之间的分际明显，胡、储二人在言论自由的实践与理念上亦有鲜明差别。在言论实践上，储安平的贡献主要体现于两份政论周刊——主编《客观》及主办《观察》。
《客观》于1945年11月11日创刊于重庆，16开本，每期正文6万余字，发行人张稚秦，储安平任主编。该刊共出17期，储安平负责前12期，后6期则由吴世昌负责。该刊颇有影响，储安平曾追述道：“那时正是抗战刚告胜利，政治酝酿改变的时候，多年以来，在‘抗战第一’的大帽子下遮盖着的许多积郁，我们这时秉笔直书，亦确能畅所欲言。我们愿意毫无夸张地说，那时确有许多读者，每星期都在等候着星期六《客观》的出版。这些读者后来都成为《观察》的读者，今日《观察》在四川及西北一带有广大的销路，一部分应归因于《客观》的影响。”
按照他的设想，《客观》应能成为一份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
创刊号上，在以“本社同人”之名发表的《我们的立场》一文中，储氏指出：“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致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
《客观》第1至12期的“长篇连载”栏目，分期刊登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此外，作为主编，他还以“安平”为名撰写“客观一周”专栏文章，颇为引人注目。在前12期中，除第6期由吴世昌撰稿外，其余11期中的该专栏均由他执笔，共54篇，如表三所示。综合而言，这些政论展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对时局的观感与评析，它们大致可划分为三类：对国民党的批评与劝告；对共产党进行深入分析；期盼进步中产阶级的崛起。
储安平“客观一周”专栏文章续表《观察》于1946年9月1日创刊于上海，16开本，每期6万字。它的诞生与《客观》的影响颇有关联，储安平曾指出：“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考察两刊的宗旨、名称、栏目设计、主要撰稿人等诸因素，它们之间确存在延续性，《客观》可谓是《观察》的“前身”。1948年12月24日，《观察》遭遇“查封”之厄，至此共出5卷18期。
《观察》创刊之际，“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创刊号上，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一文中，储安平有描述：“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得获得广多的读者。”在此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储安平深感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因此，确定《观察》具有如下两条宗旨。其一，“要对国事发表意见”。对此，他强调：“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其二，“希望对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对此，他指出：对于青年的“信左信右”一无成见，只是强调青年对政治思想的信仰应该“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同时期望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以及“现代化的头脑”。在此宗旨之下，该刊“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该刊同人必须共守的信约——被确立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观察》是一份同人刊物，主要经营管理者是储安平，资金则由他的一批“多是以教书为生”的朋友集股而成，具有“超党派性”和“纯粹民营性”特征。学者汪荣祖对其有此评价：“在现代中国不获资助的政治性杂志中，《观察》是罕见的成功者。”这一论断并不为过，无论从思想文化的影响还是商业运作的成功而言，皆是如此。
关于前者，学者余英时写于2002年的一段文字可资佐证：“1947—1948年间，我曾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的一个年轻读者，当时在思想上、知识上所受到的种种新鲜刺激至今记忆犹在。当年的《观察》以‘独立’、‘超党派’自律，而且也确实做到了这两点。《观察》的作者从左到右都包罗在内，他们之间也往往互相争论，针锋相对，一步不让，使我这样一个初入大学的青年大开眼界。我自然是没有能力判断其间的是非正误，但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在一个刊物中纷然并陈，对我后来的思想形成发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我从那时起便不敢自以为是，更不敢自以为代表正义、代表唯一的真理，把一切与我相异或相反的论点都看成‘错误’或‘邪恶’了。”
至于后者，在当时政治激荡、民生凋敝的环境之中，自我定位为“高级硬性刊物”的《观察》，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0.5万份（包括华北航空版及台湾航空版）。国民党政府的不少高级官员如立法院院长孙科等人都是《观察》的读者。储安平曾不无骄傲地写道：“假定每份平均以10个人阅读计算，它的实际读者约在100万人以上。就读者的阶层来说，它的主要的读者包括着广大的学生群众、公务人员、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军队里的将领士兵。
就发行的分布来说，除华东、华北、华南沿海一带的大城市，以及华中、华西、西北、西南的内地大城市以外，它的发行广泛的渗入了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一直达到边疆省份的辽远角落。”该刊的盈利亦很可观，1947年9月22日，储安平在致胡适的信中写道：“去年一年，盈余2.33亿万……1000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20倍。”以一介书生之力，办一份同人刊物，何以取得如此佳绩？有论者曾探讨储安平的经营策略——“刊物主旨契合时代需求，定位明确”；“以发行为重，兼顾广告”；“执事负责、严谨、高效”。
经营管理之外，储安平还为《观察》撰写了22篇“干净利落，情文并茂”的政论，如下页表格所示。它们赢得时人尤其是知识界的好评；囿于历史情境和思想观念，某些论述或有偏颇不当之处。这些政论大致可划分为：批评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维护言论自由的价值；对美、苏的观感。
胡适往往是在知识分子使命感的驱使下才“忍不住”议政，言论实践虽颇为丰富，但其重心却是讲学。1990年，著名史学家邓广铭追忆胡适时就明晰地指出：“尽管他也经常关注国家大事以至世界大事，并且还做过几年外交官，甚至还因此遭受一些人的嬉笑怒骂，而他始终把学术工作视同他的本职工作，始终不失其学者本色。所以，虽然不能说他是‘无终食之间’忘怀于学术研究的，然而说他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却都是完全符合实情的。”
相较而言，储安平的重心是议政，虽然他也有过讲学生涯——1940年起任“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教授，主讲“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期间还曾先后担任桂林《力报》、湘西《中国晨报》主笔；1946年起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讲学、议政孰轻孰重，只是胡、储二人的分际之一。
更重要的区别，则是他们与政治权势网络的关系。作为民初第一代的知识分子，胡适虽然甚少但毕竟对实际政治有所参与，且不可避免地与当时政治权力核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公开议政之外还有幕后活动。储安平则纯粹地追求言论“干政”，一方面固然是因在权势网络中缺乏胡适那样的能量；另一方面则是他深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期望能以舆论影响政治的实际运作。所以，1946年4至5月间，正是筹办《观察》最为艰辛的阶段，国民党政府两度“以高级公务员见委”，皆被储安平拒绝。在《观察》创刊半年之际，他对此解释道——“我极其赞同张东荪先生所言：士的使命是‘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张东荪：《士的使命与理学》，第1卷第13期）。‘干政’就是一种‘舆论’的做法，而‘执政’必须是一种‘组党’的做法。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谈不上‘具体主张’；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无意担任组训青年的工作。我们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为了‘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目的乃是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
就《观察》提倡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基本原则而言，胡适应会采取支持态度。不过，胡适始终与《观察》保持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