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的转型，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同时也带来了知识分子重新走向“中心”的凭借——报刊。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独立评论》的宗旨，就是要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他们希望以“独立”的旗帜，“负责任的言论”，带动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以求在社会“中心”占一席之地，进而把“任何党派”和“任何成见”都纳入自己的麾下，或者至少给它们的社会走向以一定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自觉的社会“中心”意识。
《独立评论》的创办成为胡适新闻出版活动的里程碑，同时也相对集中地反映了胡适的大众传播思想——坚持“独立”的办刊方针；主张言论自由，鼓励意见交锋；坚持对社会和公众认真负责的态度；以高尚的报刊品格引导舆论；注重时事评论的时效性与深度的结合。
《独立评论》则常常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反复辩论，流露出一群知识分子的理想性格与执著精神，同时亦能反映出时代的焦虑和思潮的脉动。在诸次论争中，陈仪深先生分析认为：《独立评论》体现了“容忍异见”、“不畏强权”、“不赶时髦”的论政风格。
《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派学人由“论政”走向“参政”，被视为是由“独立”走向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依附”。但是分析其认同国民党政权的原因、入阁后的心理状态及对国民党现实政治的批评情况，可以发现实际并非如此简单。行动上的无奈“依附”与思想上力求“独立”之间的拔河，才是他们当时政治态度的准确描述。
分析思想的开展与时空环境的互动关系，薛化元先生认为：《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及官方的关系划分为5个时期：交融期、摩擦期、紧张期、破裂期、对抗期。在该刊发表的1297篇有关台湾宪政主张的文章中，有关基本人权的有210篇，占16.19％；其中，表现自由（注：包括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出版自由）的部分有151篇，分量之重可见一斑。他还具体探讨了《自由中国》对表现自由的看法，指出相关文章集中在三个不同领域：报禁、书刊查禁、《出版法》。
还有两篇硕士论文值得一提。其一，上海师范大学2001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生杨风华的硕士论文《自由的平台——〈努力周报〉研究》。该文从社会环境、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及经济上的独立三个方面论述了《努力周报》的创刊背景；详细介绍了它的创刊过程以及其主要创办人胡适、丁文江的主要观点；分析它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并指明共同的求学经历、共同的兴趣爱好促使他们聚集在《努力周报》的周围；集中论述《努力周报》上的主要论争——“好政府主义”之争、联省自治的讨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强调该刊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逐步形成。其二，河北大学2003级新闻专业硕士生王博的硕士论文《简论胡适新闻思想》。该文从政治头脑、政治眼光、政治智能、政治勇气等方面阐述“文人论政”思想；从相对性、天性以及作用等方面阐述言论自由思想；从舆论监督可以使“国家的政事有望”、“使政治家的选择不致太吃亏辱国”等方面阐述舆论监督思想。该文指出：胡适新闻思想包含了中国“文人论政”传统的继承和延续，对报刊功能、素质以及报刊舆论监督功能的理解和把握较以往有所提升；对报刊白话文化的推广和对报刊学术传承功能的强化都使中国报纸更加社会化；而他在实践和理论上对新闻言论自由的追求更是影响深远；但是具有不重视新闻的采集和报道、阶级观念缺失等明显缺陷。
（三）现存文献评价
两岸三地（注：“两岸”指太平洋两岸；“三地”指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学人在胡适档案文献的钩沉、整理、出版上倾注了大量心力。各种文献资料的重见天日，为当下的“胡适研究”奠定了厚实基础。自《胡适来往书信选》始，在前辈学人的努力之下，相关史料已经颇为丰富。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析分梳现有史料是笔者需要倾注全力关注的一个问题。此外，一些新近发现的史料也需要注意。譬如：胡适为1919年北大续招预科新生所出英文试题，涉及言论自由与新思想的传播。1924年5月12日，胡适针对“《送泰戈尔》传单”一事所发表的讲话，涉及“言论自由和容忍”。文中所举的两条资料均来自安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元康的成果，他是通过系统爬梳北洋政府时期《申报》以及《北京大学日刊》，钩沉所得。
概而言之，“胡适研究”所经的路径颇为曲折——由学术上“论胡”到政治上“批胡”再重返学术上“研胡”。我们不应苛责之前的一些研究者，无论其受限于环境，不易畅所欲言；或是限于资料，难以重构史实。关于“胡适研究”，潘光哲先生曾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观点，笔者非常赞成，此即：对于已然成为理解胡适的认知基础的那些既有研究成果，都必须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他们的价值和意义；往后“胡适研究”的路径应该是“回到胡适”，其实践准则应是“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胡适的言论自由思想非常值得研究，但是目前对其的探讨并不充分，“叙述史实”者居多，“阐述思想”者颇少，内地学界尤甚。上述马建红、吴飞二文虽是“探讨思想”，但都比较笼统论述了“人权派”的言论自由思想。王博的硕士论文中用一节的篇幅，顺次叙述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要点如下：言论自由不是无条件的、为所欲为的、绝对的；言论自由不是天生的，需要人们去争取；言论自由对于报刊从业人员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言论自由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这一总结概括出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部分要点；但在叙述过程中，既未考察胡适发言的具体时空背景，又将胡适不同时期的言论并冶一炉而同为佐证，殊为不当。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应秉持求真求实的学术态度，研究胡适的言论实践与理念。陈力丹先生曾分析徐宝璜、李大钊、胡适1922年2月12日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议上的演讲词，指出：胡适和李大钊这时的论点已开始发生分歧，但作为对新闻工作特征的认识，其分歧是微小的和技术性的；但1980年在发表李大钊的演说词时，由于以往看问题的习惯性偏见，把胡、李二人当时在新闻学观点上的些微分歧上纲到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并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他还强调：由于胡适谈论新闻学的文字很少，这一演讲词是研究其新闻学思想的可贵材料，应该摘掉那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有色眼镜，真正从学术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
笔者阅读了近2000万字胡适本人的作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00余种相关研究论著、中国知网上迄今所能搜寻到的关于胡适的文章，梳理发现：“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研究”这一论题存在广阔的论述空间。已整理出版的相关史料为本论题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此前众多“胡适研究”成果则为本论题提供了丰富的参照。
三、应“历史地”研究思想史
本论题的研究设计为：通过“深描浓写”（thick deion）胡适的言论实践，探究他在言论自由方面的基本理念，并且尝试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比较，确定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历史坐标。本论题的研究主旨在于解答“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两个彼此关联的问题。前者以确定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基本内容为主；后者则侧重探索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形成原因。
若论研究方法的宗旨，笔者认为：应当“历史地”（historically）研究思想史。此即：将思想放回具体历史情景中考察。
罗志田先生曾论及：“今日若要研究胡适的时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适本人，则不得不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两者就像‘知人’与‘论世’的关系一样，本来是互补的。只有在理解了胡适本人及其不为世所注意的一面，明了其为世所知和不为世所知的诸多原因，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胡适那个时代；同时，也只有在尽可能理解胡适所处时代之后，才能进一步领会胡适身处特定时代那‘不得不如是之孤心苦诣’（陈寅恪语），以期‘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胡适语）。”
这也是“剑桥学派”的核心观点。在目前西方学术界，对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以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1940-)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成为主流。斯金纳倡导采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政治思想史，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转移到语境，主张在具体历史的语境中考察思想家的著作。这一研究取向可称之为“历史语境主义”（historical contextualism）。对此，斯金纳自己有过言简意赅的陈述——我将“捍卫着我对阅读和解释历史文本的一个特定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以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历史观念史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的语言行动并将之放在语境中考察。我的意图当然不是去完成进入考察已经逝去久远的思想家的思想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只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抓住概念，追溯他们的差异，恢复他们的信仰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可见，“历史语境主义”主张应当将思想家的文本(text)放在其所处的语境(context)中来研究。
在思想史领域，一直存在两种阐释。其一是“哲学地阐释思想”，即“去语境化”（decontextaulisation）的阐释；另一则是“历史地阐释思想”，即“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aulisation）的阐释。关于前者，起决定作用的是阐释者所处的历史语境；由于功利性使然，容易神化圣化阐释对象，掩盖差异和矛盾，附加过多的意义和价值。关于后者，起决定作用的是阐释对象所处的历史语境；由于过于追求历史客观性，反而容易迷失在史料的丛林，有放大差异和矛盾的倾向，失之于碎片化和庞杂化。客观而言，应将二者有机结合，以限度意识对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以避免过度阐释的危险、防止食古不化的弊端。
不过，目前在国内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界的思想史研究中，“去语境化”的阐释占据主导地位，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以今情测古意”等现象屡见不鲜；“高度语境化”的阐释却并不多见。故此，笔者提倡应对思想史进行“历史地”研究。因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进行思想史的考察，其最大的好处是能“更为准确地复原在历史上的思想历程，而不为后人的主导性观念和解释所迷惑，剥掉覆盖在思想本原上面的重重叠加，直指思想的本原所在”。同时，“在更宽广的语境下也更清晰地看到思想家们为什么会提出了这些思想，而不能提出另一种思想，他们改变了原先的什么，从而发展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选择这样的理论，选择这样的表达来思考现实，预见未来。”
至于研究的基本步骤，爬梳剔抉史料将是本书最为基础的工作。在处理史料方面，有三位前辈学人的经验对笔者很有启示。
一是萧公权先生。他对“假设”和“求证”有过一番论述，认为：先“看书”和“抉择”，“假设自然会在胸中出现，不必去小心求证，证据事先已在眼前罗列。其实‘假定’是‘证据’逼出来的”；“假设”出来后，还要继续看书，如果发现了与“假设”不符的新证据，就要修改或放弃旧“假设”，或提出新的假设，并继续求证。
二是严耕望先生。他在《治史经验谈》中提出了数条“原则性的基本方法”，其中一条即为“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他还提出七条具体规律——“尽量少说否定话”；“不要忽略反面证据”；“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正确者，但须得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证”；“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不要轻易改字”。这是一本谈怎样学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恳切之作，实用而具体，其中的《治史经验谈》尤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