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现实“隐喻”
如果说，中国历史剧创作的传统过去是以古讽今，是讽喻，那么，在今天，则需要把“讽喻”改为“隐喻”。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也不例外。“隐喻”是历史与现实的自然而然的勾连。历史一定要流贯今天，这是不可能截断的。是自然而然地流贯呢，还是人为地比附呢？简单的比附与隐喻是有本质区别的。20世纪90年代初，余秋雨曾概括了历史剧创作的两种有弊病的思维方式：一种是单向趋古；另一种是简单讽喻，就是简单的比附。这两种弊病都是要不得的，尤其是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而言。
简单地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内蕴有两个层面。
这第一个层面，就是作为历史本体的电视剧作品所艺术地再现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氛围。《长征》在历史事件的叙述、历史人物的塑造和历史氛围的营造上，都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难得的审美享受。首先，《长征》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艺术叙述，真实清晰。譬如，全剧从导致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并进行长征的关键一役“广昌之战”开篇，循着红军如何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如何挑战恶劣的自然环境，如何展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同以李德和博古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的斗争，以及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间钩心斗角的斗争这几条线索，层层铺垫，巧妙叙事，“把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必然和历史选择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必然，展示得水到渠成。
历史运行中蕴涵的规律和诗情，也被艺术地呈现出来。其次，《长征》在注重历史事件艺术叙述的真实性基础上，更注重精心营造特定环境的历史氛围。历史氛围是历史事件流程的时代背景的艺术呈现，是作品史诗品格赖以生存的艺术情境。《长征》剧组以长征精神拍摄《长征》，把历史氛围营造的真实性作为自觉的美学追求，走红军走过的长征路，实地实景拍摄，顶风雨，冒严寒，三上雪山草地，挑战生命极限，精心营造出真真切切的长征氛围。从服装到化妆，从表演到摄像，从录音到音乐，从人物造型到环境造型，哪怕是美工师选择的一件小小的道具，各工种各环节，都一丝不苟，务求逼真。《长征》精心营造的荧屏历史氛围，在同类题材的电视剧作品中，亦堪称一流。再次，《长征》尤其注重对活跃于这种历史氛围之中，决定着这些历史事件发展流向的历史人物的生动塑造。这是高于历史事件、历史氛围层面的整个审美创造活动的核心，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历史氛围的营造，都是为了烘托和完成历史人物的塑造。
第二个层面，就是作品的“弦外之音”。这“弦外之音”往往是通向今天又启迪今人对现实进行思考的层面，即“隐喻”层面。这两个层面永远保持着一定距离。第一个层面越真实越好，自然越能发出“弦外之音”，张力于此就产生了。如果第一个层面被破坏了，就没有了张力。审美张力是超越历史真实的艺术真实。《长征》中唐国强塑造的毛泽东形象，刘劲塑造的周恩来形象，王伍福塑造的朱德形象，都是艺术化了的革命领袖形象。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人类精神史上的绝唱。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所以，长征像一块取之不尽的艺术宝藏，吸引着有才华、有见地的艺术家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荧屏上，几乎对长征的每一个重要局部事件都有过不同作品加以艺术再现。但像电视剧《长征》以24集的鸿篇巨制，充分发挥容量大的审美优势，全景式、全方位地完整地艺术表现长征，确未曾有过。
《长征》在历史事件的叙述、历史人物的塑造和历史氛围的营造上，都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难得的审美享受。正如编剧王朝柱在《长征·前言》中所云：《长征》追求“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美学品格”，“重点写毛泽东高明的斗争策略、周恩来的顾全大局，以及全党、全军团结奋斗的高尚品格”，讴歌崇高的精神美，解剖丑的灵魂，以革命领袖的精神火花照亮中华民族的前进征程，以历史伟人的人格魅力升华当代观众的精神境界，这是《长征》的美学品格和精神追求。唐国强学习历史，感知历史，怀着难释的“长征情结”，倾心倾力塑造毛泽东形象。他演“遵义会议”前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坚持真理，信仰弥坚，无私无畏，力排众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他饰遵义会议后肩负重任的毛泽东，高屋建瓴，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唐国强的表演，不仅生气贯注，大处传神，而且于细微处见精神。如果说，《长征》里的毛泽东形象更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君子以自强不息”人格相交融、整合而迸发出的耀眼的精神火花，那么，该剧中的周恩来形象则更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君子以厚德载物”人格相交融、整合而迸发出的灿烂的精神火花。
两者相得益彰，互补生辉，显现出革命领袖伟大的人格魅力。遵义会议前的周恩来，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常被卷进矛盾的漩涡，处在两难困境之中：内心并不赞成李德、博古在军事上力主的左倾主张而又不能不少数服从多数，违心地执行“三人团”的错误决定；既已意识到毛泽东军事主张的正确，却又无权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进行转移；对同志深怀真挚的关爱而又因历史或人为的因素不能为瞿秋白等同志的去留仗义执言……清醒者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刘劲在荧屏上把周恩来这种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表现得恰到火候，入木三分。为了减少“广昌战役”的伤亡，周恩来策略地提出应听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为了减轻赣南的军事压力和寻求红军突围转移的方案，周恩来巧妙地同意毛泽东南下会昌等地考察；为了让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能一道随军长征，周恩来费尽心机终于说服李德、博古收回成命；待到“黎平会议”后，周恩来听到李德公然诬骂我党中央，他深埋心底的火山终于爆发，重拳击于桌面，怒斥李德。
这一切，刘劲通过层次分明、不温不火的表演，情理交融，催人泪下，令顾全大局、厚德载物的周恩来形象血肉丰满地跃然于荧屏之上。周恩来形象闪耀的精神火花和蕴涵的人格魅力，正体现了鲜活、永恒的长征精神。此外，王伍福在《长征》中塑造的朱德形象，较其在其他影视作品中扮演的朱德形象，无疑在形神兼备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长征》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形象闪耀的灿烂精神火花，必将光照千秋。
历史运行中蕴涵的规律和诗情，被艺术地呈现出来，深情地“史”中觅“诗”，正是革命历史题材作为全人类精神财富的“弦外之音”。在这种强调“弦外之音”写意和象征空间的表现过程中，虽然它也是叙事空间，“但它是一种隐喻、表意空间，它不仅仅指的是一般叙事意义的‘物理空间’，当它进入画面的‘虚幻空间’后，不再简单的是再现‘现实空间’，而是一个意义层深的表意空间。在这个‘表意空间’中，既有一定的空间形象，又有通过这一空间形象引起我们的联想、想象。空间是实的，想象是虚的，所谓影视艺术中的‘写意空间’和‘象征空间’是虚实结合的空间。”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深入到审美把握世界的高度，为中国电视剧美学高尚品格追求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优秀的范本。它还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美学自觉。革命传统的思想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道德伦理价值需要艺术研究者不断地去发掘并予以珍视。
第二节 一般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文化特征和美学追求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不仅自身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其遵循的创作原则还推动了一般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飞跃。随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艺术创作的深入，历史精神和美学精神深入人心，在对革命历史的艺术表现方面，一些剧作家的艺术视野越来越开阔，审美想象越来越丰富。对那些作出重要贡献的革命者群体形象，尤其是那些在革命斗争中的无名英雄应该如何表现，成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美学开拓的新领域。这便是一般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
带有较强虚构色彩、主体性投入较多的一般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正确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上，创作出了一批具有美学深度的力作。如《激情燃烧的岁月》、《江山》、《历史的天空》、《亮剑》、《人间正道是沧桑》等。
一、一般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美学趣味的变迁
美学趣味的变迁是一般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美学现象。审美趣味是立足于主体的审美体验，探讨艺术规律及价值的重要美学范畴。在我国，涉及趣味的理论当推钟嵘的“趣味”说。钟嵘把“趣味”的本质确定为艺术的审美内容，认为“趣味”来自于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奠定了趣味研究的基础。所谓“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显然，一部没有“趣味”味同嚼蜡的作品是难以得到艺术的认同的。“趣味”理论体现了比较成熟的东方审美思想，它贯穿和融会着东方人的审美智慧，在东方艺术审美生态系统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
自新时期电视剧的复苏与发展以来，以革命战争年代为题材的电视剧《历史的天空》、《亮剑》、《狼毒花》，其生动的美学趣味丰富了主旋律的表达方式，显得妙趣横生，为电视剧创作提供了新鲜的艺术经验。
《历史的天空》、《亮剑》、《狼毒花》等电视剧体现出一种大众审美趣味。“大众审美趣味”是从百姓的精神需求和传统审美心理出发，对存活于民间、具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大众普泛精神追求的体认，是广泛存留在百姓生活土壤中的“对生命之乐的一种感知，一种审美感觉上的自足”。从贯穿上述几部电视剧的人物形象的“气韵”来看，它所体现的“趣味”值得作出进一步的美学分析。
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突出特点在于其文化的多元状态，在诸多艺术形象的创造中，英雄形象创造的观念变革最为突出。所谓“高大全的英雄”、“有缺点的英雄”、“平民化的英雄”都涉及到这类形象创造的美学命题，但其总体创作趋势是要拉近英雄与大众的距离，即广泛存活于民间的审美趣味的距离。《历史的天空》、《亮剑》、《狼毒花》体现出奋勇杀敌战死疆场的英雄血性，让观众领略到了战争本身所独具的美感。它所体现出的对鬼子野蛮侵略行径的愤怒，对战争中生命被残酷掠杀的呐喊，都极具阳刚之美和英雄气概。这种体现在电视剧中的豪放气势是中国民间传统侠义文化、绿林文化不畏强暴、主持正义的精神内核的继承和延续。
一方面，对中国百姓影响深远的英雄情结一直是中国大众审美文化的精华，它经由远古的图腾的语义转化而成为英雄崇拜，在民间审美趣味的形成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另一方面，民间流传的英雄形象既是富于伟力和感召力，在伦理道德、人格精神价值方面具备深厚力量的人物，也是作为平民形象化身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