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电影对中国电影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还体现在对广大群众的电影观念和思想观念的塑造方面。1950年美国侵占台湾、发动侵朝战争，11月，上海各影院配合抗美援朝运动，一致停映美国影片。在此前后，全国各地也都停止上映美国影片。从此以后中国观众、电影工作者就和美国电影绝了缘。为了满足人民需要，中国进口和翻译了大量的苏联电影，比如当时引进的《乡村女教师》、《政府委员》、《马克辛三部曲》等优秀影片，对提高中国电影的艺术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在中国各地的大城市中，经常举办“苏联电影周”来推介苏联电影。以我国进口的译制片为例，自然以前苏联的影片最多。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十五、六年间，仅由长影和上影两家译制的苏联电影就多达300部左右，几乎相当于这期间我国生产的影片总和。在那时苏联电影的海报遍布北京、上海、沈阳等大中城市。苏联电影在整个电影发行份额中占有极高的比率，例如：1951年发行影片64部(其中国产片27部、苏联片37部)；1952年发行89部(其中国产片54部、苏联片35部)。当时的苏联影片基本上是苏联演员用华语对白对口型译制的，也有不少是中文字幕的。以广州为例，从1951年开始，广州市除了每年都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而举办“苏联电影周”以外，汕头、佛山、湛江等中等城市也选择一些苏联新影片分批举办“苏联电影周”。以苏联导演拉西莫夫来华拍摄的《中国人民的胜利》为例，政府和电影公司会展开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在影片上映前的一个月，每隔一天在南方日报刊登一次广告；上映前，特别邀请一些电影界知名人士进行了座谈。在“让宣传品找人，不让人找宣传品”的口号指导下，在广州市区挂出十几块霓虹灯大广告和画牌，在各家大百货公司的售货柜台上都摆着一块影片上映的小木牌广告；邮局发送的报纸都夹进一张小广告传单；广州火柴厂生产的火柴盒上都贴上上映广告；利用空军教练机在广州上空散发传单100万份；在过江轮渡和广州到江门、石岐、肇庆等地的客船船舱显眼处张贴广告；在广州全市各路公共汽车上张挂影片上映预告的红布条。在组织观众工作上，采取深人基层组织观众和集体订票票价优惠的办法。抽调部分干部与各家电影院经理、宣传员组成几个小组，分片包干，深入到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居委会等作口头宣传并组织观众。由于宣传工作发动面广，整个广州市的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影片上映的广告和宣传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同样的发行运作方式也常常用于推介纯粹的苏联电影。由此可以想象苏联电影对中国电影观众的渗透作用是多么广泛。
在电影资料保存、电影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苏联电影的影响更加不可低估。1957年12月，在借鉴苏联、捷克等国家的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电影资料馆正式成立。1959年10月，中国电影资料馆与苏、捷、法、意、匈、比、荷、芬、瑞典、西德、巴西、挪威等电影资料馆建立了联系，进行了赠送、交换和复制等工作，如与苏联电影资料馆达成协议，进行相互交换影片，苏寄来早期影片《战舰波将金号》、《红小鬼》、《母亲》等15部，我给苏中国片9部；1956年9月1日，按照苏联莫斯科电影学院的办学模式，北京电影学院举行建院开学典礼。该院由北京电影学校改建，暂设导演、演员和摄影三个系。王阑西兼任院长，章泯、钟敬之、吴印咸、卢梦任副院长。同时聘请电影方面的苏联专家、顾问，当时电影学院使用的教材也大都选自苏联；1950年6月1日，《大众电影》在上海创刊。创刊号就是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其主要介绍的三部影片中就有两部是苏联电影：上海电影制片厂第一部翻译片《小英雄》；东影第五部翻译片《诗人莱尼斯》（苏联），另外一部是夏衍编剧、章泯导演的《结亲》。1951年11月，根据全国文联常委会扩大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大众电影》从上海迁至北京，加强为指导观众的全国性电影刊物。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大众电影》除了介绍国产电影和刊登国产电影评论之外，其主要的任务就是介绍苏联影片、导演、人物、甚至电影理论，总之，尽一切可能地介绍苏联电影经验，作为中国电影学习的榜样和中国观众的观影指导。后来，中国电影家协会创办的《电影艺术》和《电影艺术译从》杂志加强了对电影理论和“电影研究”的关注。但主要精力也是集中在介绍苏联电影的蒙太奇理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甚至可以说，蒙太奇理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中国电影研究刊物供奉的两座圣像。苏联电影观念对中国电影的压倒性影响直到80年代初输入巴赞的场面调度理论时才有所缓解。
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观众就很少看到苏联电影了。60年代初，中国的电影院都挂着苏联的22个大明星照片，周总理在1961年北京新桥会议后与演员座谈时谈到“我们建国都已经12年了，为什么不能挂我们自己明星的照片？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嘛！”会后，各大电影厂纷纷把名单送到总理的手中进行审核，最后由文化部统一确定。于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22大明星，这也许算是中苏电影交流的“蜜月时期”结束的一个标志吧。直到文革结束，新时期到来，苏联电影才再次回到亿万中国观众的心中。
新时期的怀旧
1987年3月2日至5月10日根据广播电影电视部与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签订的合作项目，中国电影资料馆在北京、上海、长春、广州、成都和西安6大城市举办苏联电影回顾展，展映苏联60—80年代的故事片20部。中苏关系正常化后，苏联电影再次以正常的姿态走进中国观众的视野，中苏电影交流经历了一段短暂的“镏金岁月”。可是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电影也就跟着没落了。在美国好莱坞梦工厂的产品席卷全球的今天，我们对苏联电影的回顾往往充满了一种深深的怀旧情绪。
当年的苏联电影对中国民众的启蒙是全面的、立体的。无论是文学、音乐、绘画、建筑，还是思想、观念，甚至包括历史，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被时间刻进光与影的记忆中，成为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人文化DNA的元素和成分之一，既震撼人心也铸就灵魂。回忆起苏联电影中让人一辈子记住它的那些画面和对白，从而万般眷恋起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原来是如此丰富多彩，可以有如此的包涵！
在纯真中回味爱情。《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影片结束了，可是你不希望剧院的灯光亮起来；你明明知道这是戏，可就是没法把戏仅仅当成戏来看；你明明知道这是假的，可它就是比许多真实的东西还能淬历你的心；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这样一群年轻美丽的女兵好像真的在世间存在过，她们永远年轻，而你老了。《雁南飞》，褪掉色彩斑斓，银幕上只留下光与影最原始的黑白对比，让一次次的光影投射出那段感情，让时间和空间见证动荡年代中飘离的人们。或许亘古不变的爱情变得更加纯粹；或许，黑白编织的故事，投射的影像冲击了我们的心灵。那份感动，那份痴迷，还有那份对电影本身的敬佩迟迟不能散去，雁儿南飞，留下一个姑娘在等待；留下电影历史上精彩的一页，任何电影都在讲述情，而爱情更是占据了大多数。在战争的包裹下，《雁南飞》依旧是给我们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在“爱情”已经蜕变为一种“消费”的后现代社会，不知有多少中国的苏联电影迷，还在期望电影用“苏式的爱情”为人们带来信仰、支起信念！
在朴素中坚信未来。《列宁在十月》的时候，面对一穷二白的“非常时期”，人们依然执着地相信“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丹娘》中的卓娅在漫天飞雪中慷慨激扬地喊出最后一句话“斯大林会来的！”；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同样还是卓娅，上绞架前单薄的女孩舔了一下嘴唇，说出同样的话“斯大林会来的。”声音竟是懦懦的，表现出一个还没有来得及爱的女孩对生命无限地眷恋。苏联电影总是那么淳朴而执着地维护着俄罗斯文化的信仰，他们相信未来、相信爱情、相信战争一定会胜利、和平一定会到来，同时他们让全世界知道《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乌克兰等各族人民都是读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太、高尔基所提供的精神养料成长起来的，民众具有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思想情操。这也是苏联能够取得国内革命战争和卫国战争胜利的重要源泉。从《两个人的车站》到《秋天的马拉松》、从《战地浪漫曲》到《办公室的故事》、从《机组乘务员》到《湖畔奏鸣曲》、从《岸》到《德黑兰1943》、从《合法婚姻》到《莫斯科保卫战》……苏联向中国观众展示着一幕幕理想与激情相结合的生活。贯穿在苏联电影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后来成为中国革命战争题材电影中的重要精神资源。正像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比如《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青春之歌》等影片。
苏联电影是用影像雕刻的文学丰碑。俄罗斯文学和苏联电影对中国文学和中国电影的影响，已经形成一种互本文的语境，基本上不可能分清楚先后，也不可能分清“你我”。我问过许许多多的朋友，他们都已分不清楚，他们的“苏联印象”和“俄罗斯文化”到底来自苏联电影还是俄罗斯文学。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苏联电影传播了俄罗斯文学并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脱胎于旧俄国的苏联电影，有着深厚的文艺复兴基础，执著于表现本国的传统和文化。苏联几代电影工作者都注意将国内外古今文学名著搬上银幕。苏联解体前的仅仅20多年时间内由国内外文学名著改编拍制而成的影片就有40多部。而由国内名著改编拍制而成的则有《苦难的历程》、《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罪与罚》等。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中国观众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更为可贵的是，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中国电影都渐渐的浸染了俄罗斯文化诗意与崇高的美学特性。
【结语】
尽管苏联电影的背影已经远去，但是我们还能常常在歌声中听到对往昔岁月的挽留，因为苏联电影歌曲也已经成为一辈人的保留曲。比如《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红莓花儿开》、《小路》……，笔者不再赘述。与好莱坞的世俗和“小资情调”不同，苏联电影崇高、诗意、淳朴、坚强，就象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所表达的那样，莫斯科象征政治、革命；郊外的晚上却是人性、温馨与浪漫。苏联红色电影的这种努力对我国红色电影的影响可以归结为一个事实：“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理所当然地成了我国红色电影的座右铭。苏联电影因为革命而相信未来、因为崇高而经典、因为诗意而隽永。其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值得留恋，很多进口的苏联电影都是文化的瑰宝。他们能够滋养老一辈的中国观众，没有理由在现时代被束之高阁。
后现代社会的“削平”与“时空浓缩”作用完全消灭了社会生活必须的“深度”，历史感已经减弱到崩溃的边缘，人们无法把握飘忽不定的现代性。完全以游戏与商业方式进行的电影创作只是一些没有最终目标的肆意拼帖，艺术作品中的“情感苍白”成为人们“情感耗尽”的一种写照。中俄文化年的开幕是一个难得的契机，但愿人们能够在对苏联电影的回顾中找到坚持理想、相信爱情、相信未来、相信崇高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