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清
从“地下”到“地上”的意义
2005年4月的中国影坛真够沉寂。柏林的金熊、威尼斯的金狮、坎城的金棕榈和奥斯卡的“小金人”都已经远去；5月的嘎纳电影节和6月的上海电影节还在等待之中；《无极》一类的大片瞄准的都是国外的电影节奖项、暑期黄金档或者贺岁档观众的钱袋；关于影视明星的八卦当然是少不了的，但像李亚鹏和王菲去巴黎这样的“新闻”显然不能撩拨大家的兴趣。仲春时节，天气逐渐变得热起来，沉寂的中国影坛就像犯春悃的人们一样显得无精打采。中国电影不能在这样的沉默中消磨时光，电影人、媒体和观众似乎都在期待着什么。
贾樟柯！又是贾樟柯！他在一个似乎不太讨好的时间站出来了。终于给沉寂的影坛带来一阵清风、一股活力。
贾樟柯的影片将首次在国内公映。4月1日，导演携新片《世界》来沪“宣传”，影片定于4月8日公映。“宣传”不同于“炒作”。贾樟柯保持了自己一贯朴素与低调的风格，把自己的第一次“公映”放在宝山的宏基影城，将第一次浮出地表的激动与喜悦与上海大学的师生分享，几乎避开了所有媒体的追踪。由此可以看出，已经是国际著名导演的贾樟柯，依然是羞涩的，身上还保留着挥之不去的学生情结；他仍然在努力地保持与年轻人之间心灵的沟通。第二天，在上影厂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贾樟柯也表达了与广大社会观众交流的愿望。
贾樟柯的新片《世界》终于要与国内观众见面了，这对于中国电影事业、贾樟柯本人的创作、想看贾樟柯作品而宿愿难尝的广大观众来说，都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自从1995年拍摄《小山回家》获得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故事片金奖以来，贾樟柯已经当了近10年的电影导演，拍摄了《嘟嘟》（1996）、《小武》（1997）、《站台》（2000）、《公共场所》（2001，31分钟纪录片）、《任逍遥》（2002）《世界》（2004）等影片，多次获得知名电影节的重要艺术奖项，代表了中国乃至亚洲艺术电影和青年导演的声誉，但直到今天才第一次获得在国内公映的机会。每一个作者，甚至每一部作品都拥有被读者了解的权利。对于一个热爱自己的家乡与土地的导演来说，如果他的作品不能与国内的观众见面，那么，他在国外获得的赞扬与肯定越多，内心的痛苦与折磨就会越深。正如贾樟柯所说的，“公映的感觉很好，如果电影不能进影院，我会觉得特别空虚，会像一个中学生一样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不管贾樟柯现在国外的名气有多大，但他仍然是一个成长中的中国青年导演，国家和人民对他影片的接受与肯定就像老师对学生获得的每一个成绩进行的表扬一样重要。没有来自祖国大地上的认同，游子的心就永远找不到归依。
早已蜚声国际影坛却不得不长期蛰伏地下的贾樟柯和他的影片能够浮出中国电影的地表，这其中肯定经历了许多艰辛、复杂的过程。我们无法想象其中包孕的细节，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个胜利的、美好的结果。这个结果是对导演执着追求的回报，也体现出当下文化环境的进步与宽容。我们也许能够从中看到希望。尽管贾樟柯走着与“第六代”早期从地下到地上一样曲折的道路，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奢望他以后的道路会一帆风顺。
十年时间里，贾樟柯一直是被人们热烈关注和讨论的话题，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先锋艺术家和学生中间。听说过贾樟柯的人很多，但是真正看过他的电影的人却很少，看过他所有影片的人少之又少。对贾樟柯及其影片的讨论很多，其中谬论、误解、冷漠甚至虚妄的轻蔑也不少。是非对错，谁与评说？既然贾樟柯的影片是对当今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就应该让它回到当下社会中去，去和广大观众见面。《世界》的公映是一个难得的契机，贾樟柯及其影片从“地下”到“地上”的意义将在这次契机中彰显。
作者：童年记忆与文化想象
贾樟柯的电影不断在国外获奖，吸引着世界关注的目光，在国内也引起广大影迷和研究者的关注，甚至有人说他是当今代表中国电影第一人。贾樟柯能不能代表中国，笔者不敢妄下断言，但他完全可以代表自己，也许还可以代表某一个群体，即有人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从某种角度讲，贾樟柯是“作家导演”实践者。“我的电影是我的表达，就跟说话和写作一样，只不过我用的是镜头”。“电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的电影是我的表达，看别人的电影便是听别人的表达”。“我希望尽量客观地呈现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成长，他们的慌乱，他们的镇定和自尊。所以我选择用这种拍摄方法，我不想讨好任何人”。贾樟柯在不同的场合都表达过相同的意思，要在自己影片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名副其实地成为自己影片的作者。从《小武》到《世界》，贾樟柯已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电影语言和风格。
要想成为影片的作者，不外乎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形成相对稳定的表达主题与表达类型，比如希区柯克；二是通过电影的笔触书写自己或者观察社会，比如特吕弗的《四百下》。贾樟柯应该属于后者。将童年的记忆作为创作初期甚至整个艺术生涯最重要的主题，这是作家电影共同的选择。塔尔科夫斯基的《压路机与小提琴》、《伊万的童年》、《镜子》；费里尼《我的回忆》、《卡比利亚》；特吕弗的《四百下》等不胜枚举。“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关心真正的世俗生活……，有些人把那些记忆忘记了，有些人认为那些记忆不重要……，但那些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怀念他们，那些甚至被遗忘了名字的人，那些曾经在年轻时怀着理想，却最后归于沉寂的人们。”贾樟柯影片中的故事，比如《小武》和《站台》，就是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回忆。不但对于导演本人带有自传的性质，而且可以成为一大批人成长的缩影。
贾樟柯之所以成为争论不已的话题，不在于他的每一部影片都在国际国内都能够弄出点动静，也不在电影节评委给予了多么高的评价，魅力来自于影片的被禁和影片本身。他已经成为一代人的文化想象与回忆。许多离家工作、学习、谋生的人都能够从中发现共鸣。迄今为止，贾樟柯的影片仍然属于“漂泊的一代”，属于民工，属于学生，属于流荡在城市的角落或者乡村的边缘，属于住在城市地下室的农村人；属于批评家的话语空间。贾樟柯的影片在记录时代的同时，也为部分人建立起一个文化想象的共同体。
“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景况”本然的一部分。不管在这“一切都被允许”的虚无主义年代里，人类的理性能力受到多么激烈的质疑，理性毕竟是卑微、善变、激情的人类最后的凭借。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贾樟柯用他的电影催化了我们对时代的想象。或者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认识世界的镜子，尽管我们还需要很多面多镜子。
贾樟柯的双脚踏在现实中，艺术表达常常借助回忆。对于将来，他真的感到很迷茫。艺术家唯一应该坚持的理性精神就是相信当前的感受，而不是像历史、经济或者未来学家那样为人们指出一条出路。
空间：乡村、县城与都市
从《小山回家》、《小武》、《站台》、《任逍遥》到《世界》，贾樟柯为我们展示了当下中国一种梯级的空间：乡村、县城与都市。特别是对县城的表现，具备一种特殊美学意义和社会意义。我特别关注影片中的县城，那是一种特殊的空间，是原始的农业文明和现代化交锋最激烈，也被摧残得最厉害的地方。我甚至认为不应称其为“城”，而应该叫做“城乡结合部”，在这里集中了全球化进程中最“流行”的一切，同样蕴藏着本土传统中最顽强的全部内涵，这里就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的缩影。它与都市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躁动，跃跃欲试却没有表达的权利。它甚至也不如真正的乡村，还可以保持相对的宁静与谐和。
在当下社会，都市成为一种充满全球化的想象。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视野中，城市的趣味得到不断强化，其他的经验则被疏离，甚至被城市经验改写，这其中就有小城镇的文化经验。早在八十年代初，费孝通就提出“小城镇，大问题”，对小城镇的重要性进行了肯定。的确，在当代社会，小城不仅处于时代的交点上，也介于都市和乡村的交叉口，它比都市负载更多传统的枷锁，而相对于乡村，又能更便利地嗅到流行的气息，显露出现代化的征兆，在经济大潮的裹挟中，承受着传统与现代纠葛的焦虑与困惑。因此，“小城”虽小，其变化却有独特的历史文化意义。
对此，贾樟柯有非常自觉的意识，在美丽新世界的眩目中，他将摄影机坚定地投向了默默无闻的“小城”，用自己的镜头语言，叙说着小城的历史变迁与现状。在从乡村到都市的空间递变中，贾樟柯最关心的还是生活于其中的人。贾樟柯的县城已经不同于沈从文的《边城》宁静而纯美，也不同于费穆《小城之春》的小城，哀怨而缠绵。贾樟柯影片中小城人的生活经历和情感历程代表了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所经历的阵痛，这种痛来自于个人、历史和社会。换句话说，贾樟柯是在通过小城和小城的人物反映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贾樟柯的影像空间涉及到乡村、小城和都市，但其关注的中心在小城，因为他的人物都离开了乡村，流浪在都市的边缘。也许“小城电影”或者“县城电影”就是一种新的类型。
世界：在虚拟与现实之间
《世界》描述的是需要一张“创可贴”来包扎（抚慰）伤口的世界，在模拟的世界公园里活动着一群来自乡村的人：保安队长、歌舞演员、离乡进城的民工、走小道的大哥，做盗版名牌的服装店主，甚至还有为了寻找妹妹而忍辱负重的俄罗斯安娜。他们不再像小武那样引发道德与美学上截然不同的争议，但他们仍然是复杂的、需要同情与体会而不能被简单判断的人。《世界》利用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多线索的复调叙事塑造了一个微妙多姿的心理世界。一个真实的心理世界与虚拟的现实世界。贾樟柯把他的摄影机摆放在北京一座象征“世界”的主题公园里，记录工作在这里、那些充满美好幻想的演员们的生活状态及情感命运。摄影机在虚拟的景观和人物之间从容运动、展现了一种敏感得近乎脆弱的现代人际关系。极端的客观态度和有效的距离感所造成的抽象风格准确地描写了高速经济运转中的中国气氛。摄影机掠过日常直接触摸人的精神世界，从而使整个电影精彩得像一场音乐会
在世界公园里，只花两个小时就可以走遍全世界，从埃及到印度，从巴黎到纽约；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没有一个人真正坐过飞机，甚至很少走出公园。他们生活在一个罐装的、虚拟的世界中。假想的异国情调的奇观与布满管道的、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富丽堂皇的舞台与混杂拥挤的化装间；白天的繁华热闹与夜晚的孤独寂寞；所身处的北京与被屏蔽的家乡；被生活所禁锢的环境与用动画表现的自由空间；对爱情的执着与对性（孤独）的妥协；理想的世界和身后的世界，时时刻刻都在相互讽喻、挤兑和解构，它们相互对立，却并不显得非常尖锐，不至于造成人物内心的分裂。在这个对立、但仍未造成分裂的世界中，贾樟柯关爱着他所要表现的人物，并且对他们充满柔情、同情和信心，对世界本身的潮流或者现代化的洪流却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怀疑与悲观的情绪。很多杰出艺术家在形式上是先锋的，在文化上是保守的，想必樟柯也不例外。
贾樟柯的目光已经从汾阳县城转移到北京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仍然只是属于“北飘”一代（或者几代），属于他的乡亲、他的同辈人，被现代化的洪流裹挟着卷入城市生活的农村人；贾樟柯的目光盯着世界，两只脚和那一颗心还留在家乡、留在中国。因此，他的《世界》不属于历史，也不属于将来，只属于当下中国的现实。人们在“世界”真实地活着，却有一种失重的虚拟的感觉；在“世界”虚拟地活着，却坚信自己手里仅仅攥着现实与真实；面对虚拟和现实，人们不知道哪一个更重要。
在影片的结尾，煤气中毒后的太生和小桃有两句精彩的台词。“我们是不是已经死了”。“不，我们才刚刚开始”。经历过阵痛与重生的他们，将会面临一个怎样的新世界呢？经历了太多磨练与辉煌的贾樟柯心中，刚刚开始的新世界是什么样的呢，这真的值得我们期待。
【结语】
贾樟柯的电影终于走出地下与广大观众见面，值得庆贺。但是不得不面临新的问题。在《世界》中贾樟柯找到一个新的观察生活的角度；第一次动用社会资源拍摄电影，实现了很多以前做不到的东西。但是真正面对观众的结果会怎样呢？“即使只有一个观众，有一块钱的收入，就是零到一的改变。我不愿预测票房，我们会坦然面对未来的结果，无论结果如何，他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都是新的经验。”我们会记住贾樟柯的执着与坦诚，同时期待他成功。
（原载《社会观察》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