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是以城里人的身份进入歇马山庄的，这个身份给了她荣耀，也带来了灾难。已经习惯了城里生活方式的李平碰到了一个坚硬的歇马山庄。首先是无价值感，具有了明确的个人意识的李平无法认同农村繁杂的重复劳作。而她对潘桃的信任也由于后者的嫉妒和狭隘而遭到背叛，并最终给自己致命一击。两个独立个体的自由交往在歇马山庄是一种奢望。而同居和失身更是罪无可赦。乡村是亲切的，也是愚昧的，乡村伦理在李平尚未痊愈的都市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作为城乡两极社会中的双重受害者，李平的身份焦虑表现为她离开歇马山庄时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叫，这一声吼叫因为绝望而迸发出悲剧的力量。
鞠双元是另一个身份不明者，只不过和李平相比，他的焦虑来自自身。其实，从剧情发展不难发现，鞠双元是拿李平当一个城里人来追求的，后者城里人的打扮和自我认同是吸引他的真正原因。他给她足够的谅解和尊重，甚至能够包容她对自己的隐瞒。他说：“你的苦由我来吃，你的不幸由我来一力承担。”当梁超英告诉他李平曾与之同居并堕胎的事，鞠双元以一个城市人的开明独自承担下来。在城里，鞠双元是一个识文断字的农民工，心地善良、思想开明。可是一到歇马山庄，他就成了一头困兽。正如他所言：在城里屁大的事，到歇马山庄就会惊天动地。城市青年鞠双元一下子变回为老鞠家的长孙。沉重的家族负担使他无法承受李平之事泄露给鞠家带来的屈辱，本能地将李平赶出了家门。可以猜测最后来到城里李平住处的鞠双元是悔恨交集的，是无奈的，是充满困惑的：鞠双元亲手推开了自己苦苦寻得的爱人。
城乡差别成为身份焦虑的根源。而过度的身份焦虑则成为许多悲剧的诱因。
社会转型与价值迷失
其实，无论是鞠广大、鞠双元还是李平，其身份焦虑的背后是一种价值迷失。鞠广大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老婆和孩子是他最大的情感寄托和希望所在。可是他的儿子和老婆先后背叛了他。双重打击下，鞠广大心中赖以依恃的价值体系坍塌了。而鞠双元和李平，则以为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从乡下到城市的身份改变，可是其内在的价值困境使他们饱受伤害还不明就里。剧中人难以在转型社会中找到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
不仅剧中的人物如此，电视剧的创作者也如此。面对社会转型中农民工的境遇，电视剧作者也表现出某种矛盾的价值立场。
转型时期的情感危机是电视剧的另一个主题。鞠广大与刘艳梅由于长期的两地分居发生情感危机。值得注意的是，鞠广大和刘艳梅的婚姻危机不是来自新的价值对旧的价值的冲击，恰恰相反，是由于旧的价值在特定的情况下得不到维系。剧中被浓墨重彩地加以叙述的刘艳梅和郭长义的情感故事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在第十五集，剧作者借郭长义之口，道出了理想家庭的样子：“这家里家外，要都是乱七八糟的，那就是女人没尽到责任。要是该响的不响，该转的不转，那就是男人没尽到责任。这男人女人都尽到了责任，这日子就是好日子。”男主外，女主内，这是典型的农业文明的理想家庭模式。刘艳梅贤惠能干，是人见人羡的家庭主妇，可是她的丈夫常年在外，连农忙时节都不能回来搭把手，刘艳梅不堪重负，陷于困境。郭长义聪明肯干还知道体贴人，可老婆姜翠玲品行不端、干活毛躁。郭、鞠两家都没能过上“好日子”。刘艳梅和郭长义的相好符合理想的家庭模式，也得到作者和观众的理解和同情。电视剧细腻地展示了郭刘二人的情感轨迹，并以大段的音乐肯定和赞扬了二人在困境中相濡以沫的真情。可以说，郭长义和刘艳梅的感情在电视剧中被叙述为农业社会理想爱情的一曲挽歌。可是，当刘艳梅的猝死将郭刘私情拉回到现实中，电视剧作者显然失去了上面的抒情心态，取而代之的是对残酷现实的无情展示。面对转型时期的价值失范，电视剧的叙述显得矛盾，悖论重重，缺乏一种高屋建瓴的价值和道德统摄。
同是以社会转型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契诃夫的《樱桃园》和路遥的《人生》都表现出明确的价值向度。在戏剧《樱桃园》中，樱桃园的被砍伐，象征着农业文明的毁灭。《樱桃园》透着伤感，是一曲旧时代的挽歌。同时，《樱桃园》也表现了新旧交替的壮阔和不可逆转。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被一种科学的社会进化观念引领着，悲欣交集。如果说《樱桃园》是一曲文明进化的乐章，那么，《人生》就是一则道德寓言。《人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高加林因为贪慕城市人的生活而迷失了自我，做了昧良心的事情。后来他被命运捉弄变得一无所有，农村又张开怀抱接受了这个犯过错的儿子。在小说《人生》中，道德高高在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小说写了那些社会变革中的人和事，但在作家心里，有着衡量时代变革的规律和价值，农村是作家心中的审美寄托和道德归宿。变革中的伤痛不过是那些价值和规律在社会转型中留下的印迹。
乡村和城市是人类生存的两大世界。对城市化、现代化的艺术表现呈现出色彩纷呈的特点，但其中也有规律可寻。对于城市文明，艺术作品的表现经历了一个从歌颂到反省的过程，相应地，对于农业文明，则是一个从批判到怀想的逆反的过程。在铁凝的短篇小说《哦，香雪》中，城市文明被比喻为一股吹入乡野的清风，乡下姑娘香雪对城市充满好奇和憧憬。可是到贾樟柯的影片《世界》中，展示给游客的世界公园不过是一个虚假的“仿像”，城市更多地成为一个负面的意象。同时，在全球性的反思现代文明的热潮中，乡村则被想象为一个真正的人类栖息地。从沈从文小说中的边城，到罗大佑歌声里的鹿港小镇，乡村作为心灵故园给人无限的精神抚慰。
然而，《民工》独独不是这样。作为转型社会中的特殊阶层，农民工没有或很少分享到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回报和精神自由，却过多的承担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严重后果。与此同时，由于不能迅速实现城市化而离开农村，乡村也无法承载他们对理想中的家园的想象。（乡村想象基础上的乡愁只是属于那些已经实现城市化的人，像影片《暖》中的井河之类。）辗转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沉重的矛盾的角色。电视剧《民工》表现出来的不是现代性也绝非反现代性，它丧失了明确的价值向度，表现为价值迷失。没有审美意义上的未来或家园，它留给剧中人物和观众的只是一个困境。
【结语】
电视剧最后，鞠氏父子又背上行囊，踏上了进城打工的旅程，这个现实主义的结尾强化了农民工身份焦虑和价值迷失的困境。民工的身份焦虑成为一种整体困境。中国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就是通过读书成功改变命运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有着农村或农民的成长背景；日益突显的农村问题、日益严峻的农民的命运问题，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痛；最令人伤神的是，面对这些问题，他们总是无能为力。农村、农民加上农业，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在农民那里是一种无意识的困境，他们选择逃避（进城）；而在知识分子那里，则是一种清醒的痛苦和整体性焦虑。
（原载《社会观察》200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