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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 八廓南街16号

影片档案

出品:西藏文化传播公司、中央电视台1996年

片长:100分钟

导演:段锦川

导演简介

段锦川,196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8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之后去西藏工作,曾就职于西藏电视台。1992年回到北京,成为独立纪录片制作人。主要作品有:《青稞》(1986),《蓝面具供养》(1988),《青朴——苦修者的圣地》(1992,合导),《广场》(1994,合导)获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协会”奖、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审委员会奖、意大利波波里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人文影片奖、日本福冈亚洲电影节大奖、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别推荐电影,《八廓南街16号》(1996)获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真实电影奖”、被美国纽约现代艺术馆收藏,并参加过数十个国际影展,《天边》(1997),《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1997),《沉船——97年的故事》(1999,合导),《拎起大舌头》(2002)。

内容简介

影片记录了1995年这一年里发生在西藏拉萨市八廓街居委会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居委会的工作很重要,也很琐碎,大到民族团结、治安管理,小到家长里短、邻里纠纷。从组织学习文件、召开座谈会,到新党员宣誓、帮助贫困户……正是在这些看似平淡、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段锦川为观众展现出了一个个人眼中的西藏,一个真实的西藏。

影片完成后,最初并没有在公共媒体与观众见面,而是参加了香港电影节、美国现代艺术馆等地的展映,并产生很大的反响。

影片分析

一、影像与意识形态

《八廓南街16号》1997年获得了法国真实电影节“真实电视奖”,这是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一个大奖。影片的拍摄始于1995年,当时正值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中央电视台的魏斌找到段锦川,表示想用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拍一个关于西藏的纪录片。

段锦川此前在西藏工作多年,对八廓街是非常了解和熟悉的。而八廓街的居委会又正是他一直以来抱有特殊兴趣的题材。段锦川认为,纪录片不是完全的客观事物的反映与再现,必定有个人的想法与态度在里面。“我们常常谈到政治,谈到意识形态,或者是谈到类似的一些概念,但从影像的角度,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最后我选择了居委会,它是一个个案,是对政权政治的一个模拟与隐喻。”(段锦川语)

居委会是我们国家体制里最基层的一个机构,它具有把一种政策、行政的措施、指导思想具体到和一些普通的个人发生关系的功能,它把复杂多变、充满矛盾的社会浓缩了。影片的立意很深,试图借助影像表达意识形态的东西。但是,段锦川却选取了一个非常平民化的视角,以这样一个跟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居委会为载体,表现对整个社会结构的一种思考。在拍摄之前,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发现居委会的工作很琐碎,每天不外乎处理一些类似家庭纠纷、公共事物、上级下达的任务和突发的情况等,既是矛盾集中的地方,也是解决矛盾的地方,而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开会。

于是,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没完没了”的会议,从最开始的学习文件,藏历新年座谈会,到为防止拉萨骚乱而召开的宗教管理会议、社会治安会议,以及后来的公共卫生会议、外来人员管理会议,组织藏民学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新党员入党仪式,帮助照顾困难户,解决群众家庭矛盾等等,其中心话题就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影片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布置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的注意事项,强调的仍然是安全稳定。而结尾的这个庆典活动,也恰好赋予了段锦川构建的这个政治隐喻以深度、完满与普遍性。

二、“直接电影”的表现风格

在中国纪录片创作者心中,“直接电影”与怀斯曼都有着崇高的位置,尤其对像段锦川一样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导演来说,怀斯曼对公共事物的热爱与冷静客观的镜头,更是给他们对带有政治色彩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进行个人化的读解,表达自由独立的思想以冲动。

1993年,段锦川因为《青朴》的参赛,在山形电影节第一次看到了怀斯曼的作品,之后再放他的片子时,段锦川就感到自己坐不住了,按他的话说是“脸红心跳,特别不好意思”。那次看到的怀斯曼的影片是《动物园》,讲的是管理人员和动物的故事。段锦川说:“那是我的一个最重要的发现,他能把任何一个可以被叫做机构的具体的环境,延伸到整个社会,使你可以从任何地方看到整个社会的问题。”

而这一点,无疑是影响《八廓南街16号》选题与主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八廓街居委会由于地处拉萨市中心而有了它独特的含义。影片所涉及的藏民生活、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话题都异常敏感,但是,如何才能真实地反映西藏人民的普通生活,反映一个真实的西藏,段锦川想到的是用直接电影的方式来拍摄。

为了在尽可能不介入或介入较少的前提下,在现场对实际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跟踪拍摄(直接电影的创作原则),段锦川首先选择的是一个集体,一个小社会,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这里也有着段锦川个人的纪录片观念,他认为如果他的片子是在展示被拍摄者的生活,会让他背负上压力,觉得那是在展示别人的隐私,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其次,在拍摄时,为了让居委会的日常生活在摄影机镜头前自然呈现,段锦川在头一月中几乎没有工作,他与摄制人员每天准时出现在居民会,一起上班、开会、下班,直到大家都习惯于摄影机的存在,他们成功地成为“墙壁上的苍蝇”后,才正式开拍。这种“不干预、不介入、不评价、不解说”的创作态度,使影片在整体上形成一种较为平实、沉稳的风格,有着当时中国纪录片中少见的冷静。

事实上,直接电影并不排斥主体意识的介入,只不过这种介入不是在拍摄的过程中,而是在后期的剪辑里。正如怀斯曼所言,直接电影的结构安排要在抽象的层次上体现出一种对社会生活的“隐喻”。段锦川介绍,《八廓南街16号》的剪辑是他比较满意的,这部片子在拍摄的时候,素材镜头都非常长,都非常地完整,但是在剪辑的时候,他却全部把它打碎了重新来安排,按照他理解的一种剪辑原则来安排。影片开始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展示居委会大大小小的事情,而居委会在这里就是西藏政治与社会的一个缩影,但是在结尾却利用庆典活动的剪辑形成了一个潜在的隐喻——社会与政治,现在与未来,这种看似单纯的对一个过程、一种状态的记录,实际上却是导演的原始冲动、创作意图和目的呈现。

(王更新)

参考书目

《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何苏六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经典重访》,柳遐、木童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