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档案
出品：中央电视台
片长：10集，每集约50分钟
策划：张丽玲
年代：1999年
导演简介
张丽玲，浙江杭州人，曾为电视剧演员，参演过《大学》、《红楼梦》、《聊斋》等。1989年赴日留学，1995年毕业于东京学艺大学舞台导演专业，同年进入日本大仓商社工作，1996年3月起，担任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的总策划与总导演。其中《小留学生》获得2000年“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最佳纪录片奖，张丽玲获年度最佳策划人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在日华人。1998年，张丽玲出任日本第一家中文电视公司CCTV大富株式会社董事长。
内容简介
《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是一部由在日留学生亲手制作、介绍新一代海外游子在日本求学奋斗的系列纪录片。全片共10集，分为《初来乍到》、《彼岸的青春》、《家在我心中》、《角落里的人》、《小留学生》和《我的太阳》。此片自1995年8月开始筹备，1996年3月正式开机，拍摄工作历时3年，共拍摄素材带1000盘，采访人数315人，其中跟踪采访66人，忠实地记录了许多日本留学生的真实生活：有初来乍到的泪水与笑颜，有“黑户”阶层的思考与困扰，有漂洋过海的小学生的成长历程，也有耗尽十年光阴获取博士学位的挣扎与辛酸……
影片分析
1999年，一部系列纪录片在北京台的热播引起轰动，随后，全国几十家省市电视台黄金强档同时播放，这在国内纪录片市场上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就连日本驻华使馆的一位外交官都非常激动地表示：“看了这部片子，我三天三夜没睡好觉。我们一直在为中日友好做努力，而这部片子比让中国人和日本人握一百次手都管用。”这就是《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一部曾经让国内许多自称纪录片大腕的制片人目瞪口呆的作品。它的成功凝结了许多人的热情和汗水，感人至深，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真实打动人，以细节塑造人。当然，这部纪录片在某些地方也存在缺憾。笔者认为，10集中《初来乍到》和《家在我心中》这两部是给人印象最深刻、最让人难忘的，下面就以第1、2集《初来乍到》为例，来探讨《我们的留学生活》的成功与不足之处。
一、记录的真实感
二十世纪末，在经历了“文学热”、“经商热”后，“出国热”席卷全国。一批反映海外华人生存状态的影视作品应运而生，《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就是这批作品中的经典之一。这部纪录片的拍摄最初是因为曾是留学生的张丽玲很难忘掉自己刚到东京时看到的一幕场景：一位中年男同胞带着七八件大行李，锅碗瓢盆都带过来了，而比行李更复杂的是那张百感交集的脸，兴奋、焦虑、茫然、期待，张丽玲虽然有着多年的表演经验，但是她觉得再高超的演技也表现不出这张脸，于是萌发了拿起摄像机去记录的念头。
张丽玲的初衷是极其朴素的，这种平实的想法后来一直贯穿在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过程中。她说，她的摄像师在现场就像影子一样，只看得见却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当摄像机把这些最本真的东西呈现在观众面前时，很多人都被感动了，为它的真实，也为这些坚强的赴日留学生。
比如韩松刚到日本的那一段，决定把他作为拍摄对象完全是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的突发事件。出身干部家庭的韩松告别妻儿来到日本，伫立在夜幕下的东京街头，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闪烁的霓虹灯、川流不息的人群和便捷的交通工具，他一脸诧异，结结巴巴地重复着：这“已经没办法讲了，真是，真是电视上的天堂……”但是紧接着出现的住所就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坐在地上不住地叹气：黑乎乎的地板、破败的家具、肮脏的公共卫生间，铁路传来的隆隆噪音……鲜明的反差让这位心高气傲的男人将失望又无奈的情绪毫无掩饰地流露出来。
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我们的留学生活》的成功，首先就在于它是真实的，真实得近于残酷。而有些按照事先设计“导演”、“摆拍”或“再现”出来的东西，无论画面如何逼真，情节如何感人，都无法达到震慑人心的效果，因为它妨害了纪录片的真实感。因此，纪录片的拍摄过程，需要充分尊重拍摄对象的生活实际，尽量掩盖创作者的个人情绪，真实地还原事实，记录原生态。
二、细节的运用与表现
在电视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中，创作者常常会把功夫用在题材、结构和主题的挖掘上，却恰恰忽略了细节的捕捉。钟大年在《纪录片创作论纲》一书中写到：在“一部作品中，细节是十分重要的，细节像血肉，是构成艺术整体的基本要素。真实生动的细节是丰富情节、塑造人物性格、增强艺术感染力的重要手段，作者用以表情达意的有力方法。”也不乏有人提出这样近似矫枉过正的说法：纪录片可以没有情节，但绝不能没有细节。捕捉和运用细节，是纪录片的灵魂。
《我们的留学生活》中的人物，各有各的特点，而他们的性格特征，无不是由许多细腻生动的细节来展现的。韩松可以说是整部纪录片中戏剧性最强的人物，也是在成长的过程中观念变化最大的一个。在刻画这个人物时，编导用了很多足以让人或捧腹大笑或嗤之以鼻的细节。如，初入语言学校学习，韩松在填错表格之后的一段对话。
韩松：Please give me one copy，please？
老师：为什么？
韩松：我这写……Something wrong with this.
再如，在表现韩松对住处的黑暗肮脏等诸多不满时，说了这样一番话。
画面：头部特写，韩松抽了抽脸上的肌肉，动了几下嘴唇。
同期声：我父亲也是县长级干部，说实话，我母亲也是市长级干部。你想一想看，在日本我们这样的家庭就是不得了的，简直像天皇一样的那种感觉了，在我们那地方也是这样，一般人想接近都接近不到我的……我是想到苦了，可和想到的苦还大相径庭。大相径庭的意思懂吗？一般人都懂，距离误差太大了，大相径庭！
几个语言的细节使一个初到日本的官宦子弟在观众的视线当中逐渐饱满起来，其虚荣、自视甚高的个性特征不需加任何解说便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同一集中的王尔敏和话多的韩松相比，则显得稚嫩而安静。便利店打工期间，在间歇时她边吃冰激凌，边在嘴里来回啯着木勺，这时，摄像师有意识地将镜头由中近景推至特写，用这个典型的人物动作细节来凸显王尔敏的天真可爱，并以此衬托她年龄虽小却能够顽强地面对生活的性格。由此可见，细节在纪录片的构思框架中，看似轻微，实际上分量却很重，恰到好处的细节表现，可以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三、解说词的主观性
纪录片的真实性在电视媒体的表现层面体现为相对客观性，对于纪录片的解说词，客观性尤为重要。解说词具有非独立性，它并非是画面内容的描述，而是承担着补充说明影像并开拓影像表意的深度和广度的重要使命，体现着创作者的个人意志。它应该是一种客观的陈述，而非带有评论性的描述或观点性的思考。因此，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中，必须有效控制个人的主观性，避免依画描画，才能使作品看起来是客观的。
张丽玲的解说常常会犯主观性的禁忌，把创作者想表达的主观感受强加给受众，使得这样一部“真实的残酷”的纪录片，因为解说的介入平添了几分遗憾。比如《初来乍到》中的几个场景：
画面：王尔敏拿着招工广告走在商场里、走在大街上。
解说：故乡的海潮、小伙伴们的声音，在心中回响，王尔敏在陌生的街头找工作。
经过前面应聘失败的铺垫，此处观众完全可以体会到年少的王尔敏独自在日本街头找工作的孤独与艰辛，但是当解说词把这种自发的感受打断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只能是观众强烈的抵触情绪——你怎么知道她这时候想起的是故乡的海潮和小伙伴呢？想她父母不行吗！比如我们在看电视新闻时，常常会听到这样的用语：某部门在某地开展了某活动，受到当地群众的强烈关注和热烈欢迎。且不论群众的关注是否是强烈的，欢迎是否是热烈的，仅就这个活动的开展是否真的为人民带来了福音还是一个亟待商榷的问题。这样的套话似乎已经成为此类新闻的格式，严重伤害了新闻的客观性。再如，韩松在为入学考试挑灯夜战，为自己定下学到凌晨4点的目标：
镜头1：全景接特写，墙上挂着岳父送他的条幅。
镜头2：墙上贴着他的小孩的黑白照片。
解说：背后是老一辈的嘱托，面前是新一代的目光。
此情此景，观众已经能够感受到韩松踏踏实实学习的动力，就是一家人的祝福与支持，因此完全没有必要指着画面直白地告诉观众，这样编辑是为了表明他背后有一家老小的期待，其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留一点空间，让观众自己去领悟、去品味、去思考，这样作品才客观真实，才有韵味。
(石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