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编剧要想使影片迎合大多数影评人的口味并不需要很高的才华。在《纽约太阳报》上迈克尔·富门托撰文问道，“（在“9·11”事件之后）有多少好莱坞拍摄的影片其中描写的坏人是伊斯兰恐怖分子？……如果你必须猜测的话，就猜测‘没有’吧”。为了证明他在2005年提出的这个观点是对的，他没有考察那些描写“9·11”事件的影片（比如《DC“9·11”：危急时刻》2003）以及纪录片（比如《9·11》2002，《反恐客机》2005）。如果我们猜测“没有”，就会忽略《美国战队》这部影片，以及电视影片或DVD影片，比如《空军元帅》，还有那部拍摄于2001年6月，但是“9·11”事件后直到2002年才发行的《总统特务》（查克·诺里斯主演）。此外，富门托还漏掉了一些电视连续剧，比如《24小时》和《执法悍将》（描写伊斯兰恐怖分子），文献电视片《拯救杰西卡·林奇》——这部影片污蔑了一些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完美的伊拉克人。2009年又有一位保守的影评者安德鲁·布雷巴特发表了一句不足为信的言论：“现在不能拍摄表现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影片”，忽略了不久前发行放映的一些影片，比如《93次航班》（2006）、《美国梦》（2006）、《血染王国》（2007）、《刺杀据点》（2008）、《钢铁侠》，以及《美国颂歌》（2008），还有许多描写伊拉克恐怖分子和叛乱分子的影片。
丹尼斯·曼德尔在《中东季刊》上发表评论说：“好莱坞影片这样描写伊斯兰教徒是有道理的，因为形象逼真是重要的因素”。他解释说：“没有犹太人版的本·拉登，也没有黑人版的奥马尔·阿布戴尔·拉赫曼[3]”，因此用伊斯兰教徒代替“黑人或犹太人”是不合适的。曼德尔说得没错，因为在有些影片当中描写表现伊斯兰教反面人物更有道理。但是，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反面人物描写得像是用容貌拼具拼合出来的坏分子呢？为什么好莱坞不断炮制这么多描写以美国为目标的劫机叛乱内容的影片呢？难道好莱坞把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教徒描写成其他角色不更好吗？难道其他类型的组织——民兵组织、纳粹组织以及狂热崇拜组织就真的不构成曼德尔所议论的那种恐怖主义威胁了吗？
呼吁更多地描写伊斯兰恐怖分子，这本身也忽视了如下事实：一个世纪以来，好莱坞影片中一直充斥着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教徒的负面形象。杰克·沙辛在终生的研究工作中已经注意了这一事实。
在1914～2001年期间拍摄的950部影片当中，沙辛的研究专著《电影中的阿拉伯坏人》只认可其中的65部。但是他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在“9·11”事件之后，对穆斯林教徒的妖魔化描写也的确相对有所收敛。在他2008年出版的《罪责》一书中，沙辛研究了100部左右在“9·11”事件之后拍摄的有关影片，他推荐其中的23部，只把18部影片列在了“最差排行榜”上。像富门托那样的人士很想扭转并根除这种趋势，但是时至今日，所有种类的媒体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教徒的描写仍然呈现出极为负面的色彩。如果《恐惧的总和》这部影片的制作人能够忠实于汤姆·克兰西的原著，描写表现一次在伊朗政府资助下，在美国本土由巴勒斯坦人发动的核袭击，岂不是更好吗？难道西方现在确实已经充斥着身居权力高位的麻木和平主义者，“需要”我们制作一些宣传影片来重新坚定其决心吗？伊斯兰教徒难道是西方世界的唯一敌人吗？难道只在为数不多的影片中（《明日帝国》1997、《美国战争》2004、《深入敌后：邪恶轴心》2005）对北朝鲜进行诽谤中伤，就能够使得富门托、克拉凡和马克·斯泰恩那样的人感到满意吗？
但是不应把右翼人士误解为吓唬小孩的庞然怪物。坚定不移的右翼影评家迈克尔·梅德维德指出：“肯定也有黑暗、令人不安、具有挑战性素材的表现余地。但是电影业并没有对公众作出反映”。梅德维德的观点表达得很清楚——在影片中同时呈现各种政治观点很受观众欢迎。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让企业负责”，这也是个很好的建议。不过为此一些公民需要积极行动起来，迫使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变成自觉的行动。梅德维德关心的是，这种不负责的企业权利体系最终导致社会舆论和风气变化太大，不利于传统的保守价值观和基督教价值观。这的确是审视一些问题（比如银幕上使用脏话太多）时的一个合理立场。然而更应该引起我们去关注的是：美国强权政治仍然在影片中得到极端狭隘、自以为是的描写表现。
在回应美国人“被广泛视为自私自利、自我放纵”这样的指责言论时，NBC娱乐有限公司的导演杰奥夫·苏卡说，“听着，我们并不为自己在电视上描绘的形象承担责任。新闻使美国公众了解实情，也使我们的政治家们讲究诚信，娱乐公司就是要娱乐美国公众。关键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这样做”。这话说得太精彩了。苏卡先生是在声称他对自己的工作可以不负责任，而且他还进一步振振有词地辩解说，另一家公司（老板是同一伙人）成功地让政府承担起了责任。
苏卡的上述言论也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因为它典型说明了在权力体系内部工作的人士如何未能认清由国家和他们为之效力的企业势力共同设定的思想意识界限。这几乎不足为怪，如果他们被视为政治上的麻烦，他们又如何一步步往上升迁呢？如果他们对于不负责任的权力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有他们自己的挑战性观点，那么他们长期以来是把这些内化为思想意识的一部分，还是强忍着感情，一言不发呢？
虽然本书主要关注美国是如何被描绘为几乎处处仁善的国家，但也不是说完全转向相反的方向就必定称心合意。难道在土耳其影片《野狼谷：伊拉克》（2006）中把美国描绘成基督教煽动者就算“进步”吗？或者如埃及笑剧片《巴格达陷落之夜》（2005）那样，把美国人描写成为杀人凶手和强奸犯也算“进步”吗？（在这部影片中有位长相颇似康多莉扎·赖斯的肚皮舞女在跳脱衣舞）在《人皮客栈》这部影片中，美国企业阶层和世界各地被描写得非常堕落，他们拿出大笔金钱参与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迫害暗杀活动，难道这样的表现手法也算是“进步”吗？
一个更加自由的体制将会允许拍摄制作一些对于美国强权政治思考得更为深刻、更加富有想象力的影片，类型多样，富有变化。如果商业色彩再减少一些，股权集中所有制体系的特点再弱化一些，影片制作人就不会那么害怕去质疑美国强权政治的企业利益根源了。如果国家安全机构对影片剧本的干预再少一些，那么拍摄出的影片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表现出那么多到处泛滥的穷兵黩武的好战内容了，而且有些影片看起来也不会像是征兵影片了。如果媒体敢于质问国家重要机关政府大员们兜售“文明冲突”之类的制造分裂的可疑理论，那么“美国对他者”的流行影片范式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在银幕上大行其道了。总而言之，只要电影业减少一些政界、经济界和军界上层人物的影响，就更有可能拍摄出一些著名影片，比如《现在启示录》、《刺杀肯尼迪》、《猩球大战》、《伯恩的故事》、《奇爱博士》，以及海湾战争讽喻片《谋杀绿脚趾》（1988）。
上述微小但很重要的变化几乎一点儿也不出格。尽管面临着各种强大的势力，但是好莱坞仍然拍摄出了一些鼓舞人心、具有煽动力的影片。直到20世纪70年代，影片公司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大型母公司，影片制作成本也比现在低很多。在有声电影时代到来之前，产品植入广告在影片中几乎不见踪影。甚至五角大楼在维系媒体影响这方面也未能避免出现一些小问题。例如，20世纪90年代，五角大楼的好莱坞联络办事处几乎成为削减经费的受害者，在纪录片《控制室》（2004）中名噪一时的五角大楼新闻官乔希·拉辛因受良心谴责，最终加盟阿拉伯半岛电视台。而当共和党一位国会女议员披露国土安全部每年都花费13万美元在好莱坞提升自己的银幕形象时，这个部门的联络处彻底被关停了。
影片《血色王国》（2007）的导演彼得·伯格评论说：“我去电影院不是为了让别人给我上政治课。讲大道理的影片很少获得商业成功。很难让种族大屠杀看上去有趣。”是吗？难道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就不应该花费心思去拍摄火暴大片《辛德勒的名单》（1995）了吗？那些大量的灾难片又该如何评说呢？它们不是“有趣”得很吗？彼得·伯格自己拍摄的影片不也是描写美国人大屠杀的吗？当我们听到伯格的如下必然结论时，他的立场就变得更加清晰了：“美国观众对巴黎希尔顿大酒店及其饮品很感兴趣，而对发生在苏丹的种族大屠杀却没什么兴趣”。换句话说，他认为当我们被引导着去同情外国人时，影片就变得不是“有趣”了。最好把观众当成浅薄的傻瓜。把同情称道的描写镜头留给美国人，特别是留给官方当局，外国文化要被简单地描写为造就无耻恶人的根源。
上述简单划一的唯我论态度如何能在现代电影业普遍存在呢？并不是观众对于“思想说教”影片有抵触情绪。其中关键的因素是各种政治与企业势力在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上打进了一个楔子——既不在意艺术，也不在意娱乐，更不在意民主。
[1]1897～1945年，德国纳粹党宣传部部长。——译者注
[2]曾任美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席。——译者注
[3]即盲人谢克，埃及圣战运动领导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