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出生于英国著名的辉格党家族。1887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后转入哲学系学习。罗素一生勤奋，寿命又长，一次获诺贝尔文学奖，二次被捕入狱，三次离婚，四次结婚。他先后有40多部著作问世，涉及学科领域包括哲学、数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宗教学等各个方面，对西方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诺贝尔奖委员会评价说，罗素是当代理性和人道最杰出的代言人。
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小罗素
罗素11岁时，哥哥弗兰克开始教他几何学。弗兰克首先在纸上写出了5个几何公理和点、直线、圆、面等定义要求罗素记住。
“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要记牢啊？”罗素稚气地问哥哥。
“因为罗素它们都是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
“为什么它们就可以不证自明呢？”罗素问。
“因为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证明。”弗兰克说。
“为什么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证明呢？”
“因为这些东西是显而易见的。”弗兰克说。
“难道显而易见的东西就不需要证明吗？”罗素不解地问。
“当然。”弗兰克一面说，一面就在纸上画了两个点，然后他接着说：“你看，在这两个点之间，如果用一条直线把它们连接起来的话，只能画出一条直线。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你自己画一画就知道了。”弗兰克把笔递给了罗素，要他自己在纸上画一画。
可是罗素没有从哥哥手中接过笔，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公理不需要证明。“我认为，这些东西，不加证明就要我毫不怀疑地接受，这是没有道理的。”
“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不能证明的。”哥哥见罗素那么倔强，有点不高兴，因此，他就说这些公理是根本不能证明的，想要以此来堵住罗素那张爱发问的嘴。
“不能证明？为什么不能证明啊？”
“不能证明就是不能证明，这还有什么道理啊？你如果还要纠缠这些违反常识的问题，那我就不教你了！”弗兰克显然生气了。
看到哥哥生气了，罗素为了尊重哥哥，也没有再说什么，可他还是认为：“任何命题都需要最后的证明，不管是几何学的命题，还是其他数学分支的命题，都是需要证明的。”
后来罗素在已经成型的集合论中发现了一个悖论，世称“罗素悖论”，它引起了所谓的“第三次数学危机”。罗素悖论的通俗版本叫“理发师悖论”：
萨维尔村理发师挂出了一块招牌：“村里所有不自己理发的男人都由我给他们理发，我也只给这些人理发。”于是有人问他：“您的头发由谁理呢？”理发师无言以对。
师门传奇
话说名师出高徒，西方哲学史，曾经出现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传奇式的名师高徒，而罗素师门恰好是他们的翻版，罗素有一位名师——怀特海，还有一位高徒——维特根斯坦。
罗素活到90多岁还有清楚的头脑和不老的热情。有个故事说，罗素在80多岁时，说他90多岁的老师怀特海“真是老糊涂了”，而怀特海反过来说罗素“还是不成熟”。怀特海是个天才，非常年轻就成了剑桥的教授。由于他是天才，所以很快就看出罗素也是天才，当罗素来上课时，怀特海对罗素说：“你不用学了，你都会了。”正因为罗素是天才，所以他很快就看出了维特根斯坦也是天才。维特根斯坦曾经向罗素询问自己有没有才华，“如果我是天才，我就研究哲学；如果我是蠢蛋，我就去开飞艇。”罗素忙说：“忘记飞艇吧，你是个天才。”有趣的是，他们三个其实往往分不清谁是老师，谁是学生。怀特海看到罗素《数学原理》的书稿，觉得有道理，就参加进来。而罗素则承认维特根斯坦对他的逻辑原子主义的形成有过深远的影响。
中国之行
1920年，已经享誉世界的罗素应“中国讲学会”的邀请，来中国讲学一年。中国的学者们希望罗素能够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些新鲜生气。除了讲学之外，罗素到过很多地方，写了大量的文章。在美国很有影响的报纸上以专栏的形式发表。
在罗素的眼里，中华民族是一个艺术家的民族，他总是用敬佩的口吻谈中国的传统文化。孙中山先生说，罗素是唯一了解中国人的外国人。罗素用学者的良知写道：“中国人到西方寻求知识，希望知识能够为他们提供获得智慧的途径。而白种人带着三种动机到中国去：打仗、赚钱、教中国人改信上帝”。回国后，他说：“当我前往中国时，我是去教书的，但我认为我在中国逗留的每一天，我要交给中国人的东西甚少，而需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甚多。”
在中国期间，罗素曾经大病一场。病后他拒绝任何采访，一家对此很不满意的日本报纸就谎称罗素已经去世。虽经多方交涉，这家报馆仍不愿收回报道。罗素取道日本回国时，这家报社又设法采访他，作为报复，罗素让秘书给每个记者分发印好的字条：“由于罗素先生已死，他无法接受采访。”
我为什么而活着？
三种简单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的无比同情。这些激情犹如狂风，把我伸展到绝望边缘的深深的苦海上东抛西掷，使我的生活没有定向。我追求爱情，首先因为它叫我消魂。爱情使人消魂的魅力使我常常乐意为了几小时这样的快乐而牺牲生活中的其他一切。我追求爱情，又因为它减轻孤独感——那种一个颤抖的灵魂望着世界边缘之外冰冷而无生命的无底深渊时所感到的可怕的孤独。我追求爱情，还因为爱的结合使我在一种神秘的缩影中提前看到了圣者和诗人曾经想像过的天堂。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尽管人的生活似乎还不配享有它，但它毕竟是我终于找到的东西。
我以同样的热情追求知识，我想理解人类的心灵，我想了解星辰为何灿烂，我还试图弄懂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力量，是这种力量使我在无常之上高踞主宰地位。我在这方面略有成就，但不多。
爱情和知识只要存在，总是向上导往天堂。但是，怜悯又总是把我带回人间。痛苦的呼喊在我心中反响回荡，孩子们受饥荒煎熬，无辜者被压迫者折磨，孤弱无助的老人在自己的儿子眼中变成可恶的累赘，以及世上触目皆是的孤独、贫困和痛苦——这些都是对人类应该过的生活的嘲弄。我渴望能减少罪恶，可我做不到，于是我感到痛苦。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这一生是值得活的，如果真有可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欣然再重活—次。
——罗素
罗素的一生正是对这三种感情的诠释，他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使他赢得了在世界同行中的声誉，这部著作把数学逻辑引入语言，帮助确立了分析哲学的基石，后来成为20世纪英语国家的主导性哲学。但是在完成《数学逻辑》后，罗素感到才思枯竭，尽管当时他只有40岁。这时候维特根斯坦对其思想的批评破坏了罗素的智慧自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战活动让他丧失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院资格，并因此被关进了监狱。后来他又经历了婚变的痛苦，孩子的烦恼以及无休止的经济问题，导致罗素在其余生中几乎再没有真正搞过哲学，虽然他一直活到97岁。在北美的演讲旅行中，一群聪明的女大学生围着他询问为什么放弃了正式的哲学研究，他著名的回答是：“因为我发现更喜欢性交。”但是，为了支付不断飞来的账单，他大量写作，一生中几乎每天平均写两千字。这样的高产难免让他的有些作品非常肤浅，但在有些作品中他的主张在当时还是非常激进的，比如关于性、婚姻、离婚、教育、孩子教育、国际政治和裁军等等方面。这些观点并不是罗素的独创，但由他提出后，说服力、感染力就特别强，因而成为弥漫西方思想中的自由主义潜意识，普遍地被人们接受几乎成为无标记的东西。因而，罗素对自己一生结了四次婚，有无数的情人，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1961年，年近90岁的罗素因参与核裁军的抗议活动又一次被关进监狱。这种英雄行为让他成为和平的天使，明智和理性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