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1902——1994）奥地利哲学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创始人。1928年获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继承了爱因斯坦的批判精神和康德的唯理主义思想，形成“批判理性主义”，建立同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的科学知识观，提出反归纳主义和证伪主义的知识理论，认为假说不能得到最终的证实，但可以被证伪，科学的目的不再是提高理论概率，而是希望得到具有较高可检验性程度、较高的可证伪度的理论。梅达沃评价说，波普尔是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
童年的思考
1902年7月28日，波普尔出生在音乐之乡维也纳，他的父亲是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致力于扶贫救济事业，父亲的藏书给了波普尔最好的成长环境。
8岁的时候，波普尔就开始思考有关无限性的哲学问题了，他对这样一个问题迷惑不解：如果我们把空间想象成有限的，那么它外面是什么？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又如何去想象这种无限的空间？这个问题非常深奥，是康德的第二个二律背反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波普尔10岁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17岁时曾为精神分析师阿德勒工作过，这些大师后来都成了他怀疑批判的对象，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爱因斯坦。
1918年，波普尔不堪忍受“令人震惊地浪费时间”的中学生活，进入维也纳大学作旁听生，他听了爱因斯坦在维也纳大学开设的课程，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爱因斯坦自己说，如果相对论在某些检验中失败，就站不住脚。波普尔认为这种态度与教条态度有根本的不同，教条态度总是宣称它已经找到了最终的真理。
因此，17岁的波普尔得出结论：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不寻求证实而寻求批判性检验；这些检验能反驳被检验的理论，虽然这些检验绝不可能确证这种被检验的理论。这就是波普尔主义科学哲学的雏形。
电视使人类败坏，无异于战争
以下是波普尔与吉安卡罗·博塞蒂的谈话录。
博：您所谓的“道德败坏”是什么意思？
波：意思是简单明了的，我指的是犯罪增加，以及生活在秩序井然的世界上的这种不正常感觉的不可复得。在不久以前的欧洲，犯罪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还是耸人听闻的非常事件。
博：您这不是在神话过去吗？波：自然，我承认那个井井有条的世界也同样狭小、贫穷，而且，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它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在那个世界里，你能够确知面前的人口袋里没有藏了把手枪——就像我知道你没有这样一样，而那样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
博：可是，波普尔教授，您一直就是位乐观主义哲学家，正如莱布尼茨所言，您一贯试图让我们认为，我们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您不再持这个观点吗？
波：我的确是乐观主义者，但不是你说的那种。我从没有试图论证我们的世界是最好的；我所说的是，如果不算我们经历过的可怕战争，我们的世界可称有史以来最好的。当然，人人都知道，战争造成的暴力已经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在我们的时代，西方社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使情况得以改善。但是，现在局势显然又有所恶化，其原因一望即知，在于我们的耳目和心灵频繁接触的暴力。
博：把如此巨大的堕落完全归罪于电视，真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辞了？
波：事实是，这是惟一原因。战争给社会带来暴力，可是上一场大战早在50年前就结束了。
博：在您上次被采访后的几个月，我听到一些反对意见，让我告诉你几条好吗？
波：我倒想先告诉你我的一段回忆，1920年，我是一所托儿所的负责人，在那里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那里的厨娘的丈夫据说在战争中受了伤，脑袋里现在还留着一颗子弹，有暴力倾向。我到那里后，可怕的事情的确发生了。有一次，他对妻子大发雷霆，用一把刀这样抵着她很久，我走上去，勇气十足地夺下了他手中的刀子。
博：您？
波：不错，您不必吃惊。我那时年轻，是惟一能做这事的人，我抓住这个男人，把他弄出门。虽然找不到别的大人看管孩子们，我还是迅速把他们转移出了这个他们曾经目击某人用刀子威胁别人的地方。
博：您讲这个故事，用意何在？
波：因为它在那些孩子的生活中是一例“非常事件”，对于他们来说，这段回忆也许将是他们在童年和青春期目睹的最可怕的事件。您看，这与其说是理论问题，还不如说是个实际问题。那个男人的残暴很可能来自两年前刚刚结束的战争，而今天，二战结束50年后，居然还有人杀害、屠杀和强奸儿童。
博：让我们谈谈第一条反对意见吧。它认为人类适应新的、不同环境的巨大能力。实际上，您自己也一直指出人类对其环境的适应能力。
波：是的，小孩如果不断面对极端的处境，他们是会适应的，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正是他们对暴力的适应，这种适应最有可能的后果是他们会去买一支枪。第二件应该考虑的事情是，有哪个方面可以抵制暴力？是家长们吗？可是有多少家长会那样做呢？是老师们吗？可是面对电视，教师们一筹莫展。电视总是更有趣，更激动人心，更引人入胜，更有能力诱惑纯洁的孩子们，更能够利用他们的长处，尤其是他们对生活的兴趣。电视拥有一个不可动摇的程序：“动作，再多一点动作。”那是电视制作者全部的宗旨所在。教师们又有什么可以抵制这一点的呢？无非是讲讲道理。电视发展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最近10到15年才具备了充分的影响，它像雪崩一样，排山倒海地压了下来，教师根本没有与之对抗的机会。
博：另一个反对意见是，电视不可能被终止，那是荒谬的做法，就像我们不可能想象没有电视和电话的世界一样……
波：电、电话、汽车。可是这种反对意见有什么意义呢？这些事物难道不是得到管理了吗？难道我们没有精确的交通规则吗？你不妨设想一下，在没有公路指示牌的情况下开车是多么危险！我认为这种反对意见真是来的太好了，请你向人们解释，我想要的是像对公路交通进行规范一样，对制作电视节目的人也进行一种规范，同时也要求他们进行自我规范。我们想要开车，就需要执照，对吗？如果你车开的危险，执照就要收回，不是吗？那么，让我们对电视也同样管理吧。
博：另外，还有一种自由性的反对意见，您是“开发社会”的理论家，您是支持市场经济的。可是，谈到电视，您却要求铁腕统治。
波：但是，这条反对意见是什么意思呢？市场难道没有它的规则吗？如果有一位意大利出版商出版了我的著作，他难道不用向我支付版税吗？这对“开发社会”的原则又有何违背呢？如果我们不提倡规则的话，各行各业都会陷入混乱，那还不是全部的后果。为了顺利运行，市场需要的不仅仅是规则，他还需要一定数量的信任、自我规范和合作。所以，我还是回到我的论点上来，我认为电视对人类思想有巨大的力量，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如果我们不对它的影响加以限制的话，它会带着我们滑坡，远离文明，教师们则没有任何力量做什么事来阻止它。在这条路的尽头，除了暴力以外一无所有。我早在四五年前就开始发出警告了，可是它们还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我知道没有人想要阻止这股可怕的力量。
博：卡尔爵士，也许事情并非如此。至少，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提出这个问题：万一波普尔是正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