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对女翻译说：“诗歌是不能翻译的，你也不可能理解俄罗斯。”前半句是对的，后半句却是不完整的。女翻译不能理解的，不只是俄罗斯文化，而且也包括了他对俄罗斯这个祖国的既爱且恨——这种爱和恨，竟是一样的强烈。文化和文化的差异，底层的东西确实是天生的。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没有爱过，没有生活过，没有荣辱与共过，就一直只能用第三人称去了解它，而不是以第一人称去感应它。就像人不能选择生一样，离开了家乡，骨子里的惆怅，总是不可排遣的——然而，选择舍弃故乡的人，有资格说爱吗？
当女翻译一个劲地质问诗人“你有什么想法，你为什么不说”的时候，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对于这样一个内向的人，这种问话方式是不能用来交流的。如果，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一个合适的时间，从说自己开始，也许他还会有一些回应。但是，如果是那样直接的提问，他就算真的想说，也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讲起。但是，那样的一种交流，也许女翻译会觉得奇怪，觉得复杂，为什么不能直接一点，坦白一点呢？问题是有了直接和坦白，哪里还有忧郁？
所以，《乡愁》说到底，探讨的恐怕是人生的归宿问题。因为故乡指代的是家，是人生的起点。在漫长的人生旅程里，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行李，背负着那些和自己血脉相连的东西。即使你为了梦想而离开了生长的地方，即使你生活得就像你希望的那样，可是，在一些夜深人静的夜晚，你还是会忍不住回望，虽然等到第二天醒来，你还是过着现在的生活。既然起点是不能选择的，行李是不能割舍的，人生是不能止步不前的，那么归宿呢？我们注定要一直这样旅行下去吗？有没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停下来，享受黄昏的夕阳，告诉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终点，能停留在这里，我就很满足，很幸福了？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信仰的倒塌。在那样的时刻，生没有了意义，死也是多余的。因为没有了来自生活的喜悦，也就谈不上忍受痛苦的必要。只不过，我们需要重新点亮自己的生活。即使是在被惆怅击垮的时候，仍然要保护那一点最微弱的生命之光，那光来自于对生命的最本质的爱。因为在身后，有心中念念不忘的最美丽的故乡，和家人的守望。在身边，有一方属于你的安静美丽的土壤。如果你因为执迷和痛楚，而不能看到这一切的话，至少你可以看看眼前的那一方如镜的水面，然后它回应你，告诉你：你的世界有多么美丽，平静而绵长，才是生命的延续。
（佚名）
初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宛如一个奇迹。我感到鼓舞和激励，终于有人展现了我长久以来想要表达却不知如何表达的境界。对我来说，塔可夫斯基是最伟大的，他创造了崭新的、忠实于电影本性的语言，捕捉生命如同镜像、如同梦境。
——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
在由俄罗斯这块土地上孕育而出的众多导演中，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毫无疑问是最伟大的一位。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由于他是一位从根本上提升了电影艺术品格的伟大导演，更因为正是有了像塔可夫斯基这样的少数几个天才的出现，才最终改变了人们对电影的观念，并使电影从一种单纯的娱乐变成了一门可以与文学、音乐、戏剧、美术等源远流长的艺术门类相比肩的艺术。以至于在国际影坛上，塔可夫斯基一直与英格玛·伯格曼、费德里克·费里尼这两位大师齐名，成为对于世界电影来说不可或缺的几位最重要的导演。
1932年，出生于俄罗斯这块土地上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艺术天分。而他的父亲就是俄罗斯最为著名的诗人阿尔谢尼·亚历山大洛维奇·塔可夫斯基。只不过父亲成名要比塔可夫斯基晚，而且又是因为他的名声才使父亲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早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良好的艺术教育的塔可夫斯基，终于在长大成人后如愿以偿地报考了电影学院。而他在即将毕业时创作的那部影片《压路机与小提琴》，也因其流畅的叙事和隽永的风格而大获好评。1960年，塔尔科夫斯基得到了莫斯科电影厂的批准，开始接手当时已处于瘫痪状态中的影片《伊凡的童年》的拍摄工作。
为了能够顺利而且出色地完成自己的这部处女作，塔可夫斯基不仅重写剧本、重找演员、重选外景，甚至以平均每天40.7公尺的拍摄进度向前推进。只用了5个月的时间，这部电影就在他的手中宣告完成，不但为电影厂节省了2.4万卢布的巨大开销，而且创造了发行1 500个拷贝这一佳绩的电影奇迹。当然，如果塔可夫斯基只是做到了这些，那还算不了什么。更令人惊奇和叹服的，是他在影片中所表现出的战争对儿童心理所造成的那种摧残，那种于无声处听惊雷般的震撼，不仅让全世界见识到了这位年仅30岁的青年才俊所拥有的卓越才华，也由此使他在第23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一举夺得了金狮奖这一殊荣。至此，刚刚走上电影艺术这方舞台的塔可夫斯基就被评论界戴上了“银幕诗人”的桂冠，而这部《伊凡的童年》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作者电影”中的经典之作。
此后，塔可夫斯基又先后创作了《安德烈·鲁勃廖夫》和《索拉里斯星球》两部影片，而后者更是使他获得了第2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特别奖。至于再稍后一些的影片《镜子》，则被塔可夫斯基本人视为“我记忆中的一个清晰、精练的童年景象”，同时也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在塔可夫斯基的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那种诗性风格。在推出了《镜子》这部影片后，塔可夫斯基在他后期的电影创作中也变得越来越像一位布道者，从《潜行者》到《乡愁》再到《牺牲》，他渐渐开始有意识地执著于完成一种对堕落状态中的人类的拯救使命。
1983年，塔可夫斯基被获准以《潜行者》导演的身份到意大利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因为此前的他早就萌生出了到国外拍片的意图，所以在此次电影节结束后，他竟在没有请示当局的情况下就擅自留在了意大利，并在不久后获得了拍摄经典影片《乡愁》的资金。在拍摄自己的最后一部代表作《牺牲》的时候，已经重病缠身的塔可夫斯基不得不在医院和拍摄现场间辗转往复，那种断断续续的制作过程也很像是一位垂危的病人在书写着自己的遗书。事实上，在另一位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的老搭档、著名的摄影师史文·纽克维斯特的帮助下，塔可夫斯基的这份“遗书”确实写得极为精美和雅致，而且又拥有着令人无法不为之动容的永恒魅力。据说塔可夫斯基的医生在看完《牺牲》后整整哭了一天，还试图通过化疗的手段使他的病情在戛纳电影节开幕之前有所好转，但一切似乎为时已晚。当这部经典之作在第3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的时候，是塔可夫斯基的儿子安德鲁沙代替自己的父亲参加了颁奖典礼。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岁末时分，塔可夫斯基在巴黎病逝，终年54岁。
至于记载着他的电影理念的那部《雕刻时光》，以及他留在人间的那几部旷世杰作，则让后世之人在阅读这份最为珍贵的“遗嘱”时，也对这位电影大师充满了永远不会停止的深深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