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眼的影后桂冠
民国时期的奇女子中，除了有林徽因这样才华卓绝的诗人，还有堪称传奇的女作家张爱玲，更有光华四射的耀眼影后，她就是民国时期的“电影皇后”、大美女胡蝶。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无论在文学界、艺术界，还是在演艺界，都涌现出了很多女明星。在借助现代科技而日渐发达的电影圈子里，胡蝶无疑是其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颗影星。就像她的艺名一样，一只翩翩起舞、美艳无比的蝴蝶，轻盈地飞舞在上海滩，带给了人们欢乐和享受。
然而，任何璀璨华彩的背后，都有着暗淡的阴影。这一点，胡蝶也不能例外。在胡蝶的生命历程中，同样充满了数不清的悲苦和幽怨。它们跟胡蝶光芒万丈的声名一样，跟随着她，终生不去。因而，胡蝶的生命是美丽的，但同时也是哀愁的。
尽管如此，在中国电影史，甚至在世界电影史上，胡蝶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胡蝶生命的辉煌，似乎已经掩盖住了那些难堪和屈辱。她在并不长久的从影岁月里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当时的女星还是后来者，几乎都难以企及。或许，这就是胡蝶成为当之无愧“民国影后”真实的原因。
那么，这位“民国影后”的从影道路究竟如何，她又是怎样戴上那耀眼的影后桂冠的呢？还是让我们从胡蝶的生平说起吧。
胡蝶原名胡瑞华，祖籍广东鹤山，1907年出生于上海。胡蝶的父亲是京奉铁路的总稽查，因此，幼年的胡蝶总是要跟随父亲来回在天津、营口和北京等地居住。可谓是从小就经历了奔波的风雨。
1924年初，胡蝶16岁，那一年她回到了上海，并进入上海中华电影学校第一期演员训练班，学习表演艺术，曾受教于洪深、郑正秋等前辈名师。当时的演员训练班，就是在为已经有所规模的上海电影业培养后继人才。因此，胡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走电影人的路子。1925年，胡蝶结业后，进入了“大中华影片公司”。在那里，她参加了无声片《战功》的拍摄、还曾主演过《夫妻的秘密》、《白蛇传》等古装片，但不知是由于演技不够精纯，还是由于电影主题没有切合时代，这几部电影都未能引起观众的多少注意。
胡蝶真正在电影圈里红火起来，是在1928年。这一年，著名导演张石川邀请胡蝶加入了上海三大电影公司之一的明星影片公司。
一来到新公司，胡蝶便与阮玲玉合作演出了《白云塔》。有着这样两位影星的参演，《白云塔》拍摄得十分成功，票房成绩极佳，胡蝶也因此开始走红。
走红之后的胡蝶，在后面的五年时间里，又相继拍摄了《火烧红莲寺》、《啼笑因缘》、《空谷兰》等知名影片。在电影表演上逐渐炉火纯青的胡蝶，在这期间还主演了中国第一部蜡盘配音片《歌女红牡丹》。她把一个忍受丈夫虐待与压榨而毫无反抗、心地善良又有几分愚昧的女性刻画得相当成功、好评如潮。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疯狂地侵略和蚕食着中国。一轮又一轮的左翼思潮，在上海这个最能感受时代新气息的地方来回激荡。这些思潮，同样影响到了电影圈。为了宣扬抗日，也为了迎合时代潮流，从1933年起，明星公司开始大量吸收新文艺作家，拍摄了许多抗日进步影片。从那年开始，胡蝶转变了演出风格，主演了《狂流》、《脂粉市场》和《盐潮》等优秀的左翼影片，强有力地表达了中国人不甘屈辱、奋起抗争的精神。
在这段时间，最值得一提的，自然要数她在有声片《姐妹花》的出色演出。在这部影片中，胡蝶一人分饰两角：两个有着不同生活道路的双胞胎姐妹大宝和二宝，她把两个身份悬殊、性格各异的女性刻画得非常成功。
《姐妹花》上映之后，在国内打破了到上个世纪30年代为止国产影片有史以来上座率的最高纪录。后来，这部电影还到东南亚、日本和西欧诸国放映，也都大获好评， 《姐妹花》因此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胡蝶表演艺术的高峰之作。
1935年春，已经成为国际知名影星的胡蝶，作为中国第一个女演员，出席了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电影展。她携带着《姊妹花》和《渔光曲》两部经典名片，到伦敦、巴黎、罗马等地交流，深受各国电影爱好者的喜爱。
1960年，胡蝶以影片《后门》，一举获得了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乐奖”和最佳女主角奖，同年又获得了日本文部大臣特别最佳影片奖。后来，胡蝶还多次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
在从影的日子里，胡蝶横跨了“默片”和“有声片”两个时代。气质富丽华贵、雅致脱俗的她，表演上更是温良敦厚和娇美风雅并存，一度被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观众评为“电影皇后”。
然而，鲜为人知的却是，胡蝶这位“民国影后”，实际上也是由“海选”产生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3年元旦，上海的一份报纸《明星日报》创刊，其创刊人就是著名的歌词作家陈蝶衣。陈蝶衣原本供职于《新闻报》，作为知名词曲作家，其创作的歌曲，比如《四季歌》、《天涯歌女》、《凤凰于飞》等都脍炙人口。但是，要创办报刊，就不能只靠写歌词，而要具有新闻性的眼光，要懂得抓住舆论卖点。
在创刊《明星日报》之前，陈蝶衣办的是一些“海派”的娱乐小报。这些小报尽管读者众多，但却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力。为了扩大影响力，也为了能抓住舆论卖点，陈蝶衣在《明星日报》创刊号上发起了一个“电影皇后选举大会”活动，活动的宗旨是：
“鼓励诸女明星之进取心，促成电影之发展。”
陈蝶衣为什么举办这个活动呢？原来，在他看来，当时的上海已然成为中国电影业的摇篮。这个圈子虽然当时并不大，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云集了很多制片公司，电影院更是星罗棋布。
在这些的背后，则是专门培养演员的各种训练班，以及众多的明星荟萃。尤其是其中涌现出来的一些才艺超群的女明星，她们的风采令影迷倾倒、让世界都为之瞩目。假如能举办一个活动，让读者们来评判这些女明星，究竟谁才是当之无愧的“电影皇后”，那绝对是具有轰动性新闻效果的。
主意一定，陈蝶衣便约同《大晶报》的冯梦云以及《铁报》的毛子佩，三个人一起商定仿效欧美报刊选举“电影皇后”的先例，在中国首创“电影皇后选举大会”。很快，由陈蝶衣、冯梦云、毛子佩组成的“电影皇后选举大会筹备委员会”，便紧锣密鼓地开始运作了。
陈蝶衣的安排是：让读者从1933年1月1日起开始选举，期限初步定为一个月。后来，由于天气实在太冷，因此选举期限延长到了2月28日截止，共历时59天。
可以想见，这样一个在中国毫无先例可循的活动，其举办最初，是难以得到多少支持和认同的。然而，陈蝶衣等人并不灰心。
他们在选举的日子里，不惜牺牲报刊篇幅，几乎每日都将选举的最新情况、票数统计以及投票人姓名等公之于上。这样一来，随着报纸的发行，这场“电影皇后选举大会”知名度越来越高，投票数也与日俱增。据说，当时的投票者，绝不限于上海，全国各地除了沦陷的东北三省以外，每天都有读者投票。就连日本神户，也有喜爱这些中国女明星的电影爱好者投票。而且，除了个人外，一些团体和文化机构也踊跃参与投票。
就这样，“电影皇后选举大会”顺利进行下去。半个月后，竟然出现了竞争激烈的局面。当时，上海电影业有三大巨头公司，它们分别是明星公司、联华公司和天一公司。为了捧红自己公司的女明星，三大公司展开了非常激烈的竞争。一直到选举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月28日，三家公司还在为争取更多的票数而努力。
在选举过程中，来自明星公司的胡蝶逐渐胜出，在票数上慢慢胜过了来自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和来自天一公司的陈玉梅，以21334票领先，当选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第一届电影皇后”。第二、三名为陈玉梅、阮玲玉，分别得10028票、7290票。
当天晚上，明星日报社原计划举行一次盛大的“电影皇后加冕典礼”，其目的一是为了庆祝选举成功，二是也可以借此扩大报社的影响。然而，得知消息后的胡蝶，却婉言谢绝了这份殊荣。在回信中，胡蝶写道：“当此国难严重时期，务请取消加冕典礼，诸承厚爱，实不敢当。”
这是一个言语多么得体而又切合实际的理由！在如此国难当头的日子，哪还有什么心思去领取“影后”桂冠呢？可是，如果胡蝶不参加这个加冕典礼，这次影后选举大赛，就未免结束得过于不完美了。百般思索下，陈蝶衣决定取消所谓的“加冕典礼”，而改成“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准备与庆祝选举成功一起举行。
这一次，胡蝶没有再推辞。在她看来，举办这个大会，其门票收入完全可以用来给中国空军购置飞机，支援抗日战争。3月28日下午，上海静安寺路大沪跳舞场门外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人们都纷纷前来，想一睹中国第一位影后的风采。而那天，由于患上了眼疾，胡蝶5点才来到会场。当新诞生的“电影皇后”身着旗袍翩然出现时，会场气氛立即达到了高潮。
从主办方那里，胡蝶接受了“电影皇后”的证书。接着，她动情地演唱了一首《最后一声》，飘渺的歌声响彻全场，鼓舞了在场所有人的抗战信心：“亲爱的先生，感谢你殷情，恕我心不宁，神不静。这是我最后一声。你对着这绿酒红灯，也想到东北的怨鬼悲鸣？莫待明朝国破恨永存，先生，今宵红楼梦未惊！看四海沸腾，准备着冲锋陷阵。我不能和你婆娑舞沉沦，再会吧，我的先生！我们得要战争，战争里解放我们。拼得鲜血染遍大地，为着民族争最后光明！”
莫须有的“九·一八之夜”
中国人常说，人怕出名。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名声过大，就难免卷入到各种是是非非之中，纠缠难清，苦恼异常。这一点，对于声名日盛的“民国影后”胡蝶来说，是深有体会的。在胡蝶的生命中，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灾劫，而其中最令她难以忘怀的，自然就是那莫须有的“九·一八之夜”。
众所周知，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军炮轰沈阳，东北三省相继沦陷，这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
噩报传来，举国震惊，全民悲愤！而与此同时，一则关于东北军将领、少帅张学良的不利消息也不胫而走。刹那间，谣言飞得满天都是，令卷入其中的张学良将军和同样无辜的胡蝶深受其辱。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南社”著名诗人、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在1931年11月20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了《哀沈阳·二首》：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首诗的立意很明显，剑锋直指张学良，认为他作为东北军统帅，不但不组织抵抗，却在酒店和红粉知己载歌载舞！在这首诗里，一共出现了三位女子，一位是赵四即赵一荻，人称“赵四小姐”，后来与张学良结婚；二是朱五即朱湄筠，是张学良秘书朱光沐的夫人，其父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代总理；第三位便是影后胡蝶。在马君武看来，“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正是在跟这几位逍遥快活。
可以想象，在国难当头的时机，这首诗一经发表，立即就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各种新闻报纸纷纷转载马君武的诗。当时的《庸报》上还出现了一篇《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北三省之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东北军之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彼时却正与红粉佳人胡蝶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
有些小报更是添油加醋，把事情说得越来越玄乎。它们“披露”说，胡蝶与张学良如何由跳舞而相识，进而“过从甚密”，“张赠胡以十万巨款”。一时间，“花边新闻”到处都是。
消息很快传到了张学良将军那里，他大呼冤枉，并立刻派人予以澄清。据张学良的机要室主任洪钫、副官何世礼和代表胡若愚证实：“这中间属于误传，马君武据误传而成诗。”就是说，马君武是由于听信了谣传，出于一片爱国热情才写出了这首诗的。
那么，在事变当夜，张学良到底在干什么呢？马君武又听信了什么谣言呢？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由于得了感冒，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疗养。事变当夜，为了招待宋哲元等抗日将领，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到前门外的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也就在看戏的中途，侍卫副官谭海报告张学良“沈阳发生事变”。张学良闻讯，立即接通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话，详加了解。接着，他一面向南京方面请示如何应变，另一面则召来顾问特纳，让他通知欧美各国驻北平新闻记者，连夜通报日寇攻占沈阳的消息。按照汤纪涛《张学良二三事》里面的说法：“是夜，张学良庶几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
本来，按照张学良将军的一贯立场，他是坚决主张进行军事反击的。事变当晚，他曾致电蒋介石：“为国为家，愿身临前敌，虽战死疆场，亦无所悔。”然而，南京军事委员会却复电说：“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