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条，就是它强调了要运用国际舆论、国际组织机器，比如说联合国。这个当时大家都看得到的，一开始萨达姆是非常强硬，但是，后来联合国做出决议之后，他就宣布说，我可以请核查代表会谈。这一点，我经常听到一些学生在校园里幸灾乐祸，说你看美国打不成了吧，你看人家都退下去了，它还以什么理由打？实际上，《孙子兵法》历来教导，战争要不战而退人之兵，我还没打，你先认输，你先退下去了，对不对？你看，现在美国是从我们这些人脑子里看美国赢了，为什么呢？从上次海湾战争之后，联合国的核查人员就不能够回到伊拉克，一直回不去，怎么说都回不去，秘书长说也不行，怎么都不行，非得美国人说我要打你了，他说好好好，你回来吧。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帮助美国确定了它的战略威慑力量，就是没有美国人来威胁，现在这世界上什么事也干不成了，这个是美国最大的胜利。我们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们在联合国能做到这一点吗？就是说，我想干一件事情，如果他要不干，我马上就派四百万军队去，然后他就说投降吧。这叫不战而退人之兵，不需要打仗。这一点，我想我前面表述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根据刘教授最后的结论，实际上虽然第三条讲的比较完整，但也向美国政府点明了一个东西，那就是“9·11”事件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包括伊拉克、阿拉伯世界的敌对战争究竟能走多远。那么，我们应当注意，因为美国是一个制度文明的国家，所以要注意它的民意基础，就按照我们周教授说的，基础文明的程度有多高。这里面讲了三条结论，第一大条就是对安全影响的巨大程度，是非常高的，大家都担心安全；第二，这种担心程度减弱的速度很慢，基本上没有减弱，有一点减弱；第三点讲了说美国政府因为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没有明确的目标，所以公众的疑惑程度可能会导致反对的加强，因为你没有明确的目标，不知道你到底耍千什么。
这实际上反过来讲，我们就可以把这张纸捅破，布什政府有明确的目标，但问题在于，我回到一开始讲的，恐惧大于仇恨的时候，国内民众支持的程度是很有限的，他采取的军事行动和战争行动能走多远是受到约束的。这一点，他的政府从50％的支持率上升到90％，然后又滑落到60％，这个短暂的过程就是，因为民众的仇恨程度明显小于恐惧的程度，这是有问题的。美国人关心自己的安全，伊拉克死不死跟他没关系，但是万一伊拉克、阿拉伯国家都来报复，我的安全就受威胁了，就受影响了。这种社会制度产生的文明，就导致了每个人都要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
所以，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今天刘教授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数据和调查结果，应当是我们在分析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国际关系、战争形势和国际问题的时候，使我们比较理性地去考虑问题，千万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和角度上，去想美国和伊拉克是怎么回事，那样你永远也想不通。你一定要站在一个美国的国情的立场上。考虑美国能走多远，然后你站在伊拉克人的立场上，想伊拉克能走多远，这样你才能对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做出相对的正确判断。依据数据和资料来判断，我们就可能获得一些理性的结果，而不是校园里有时候乱纷纷的那种议论。这些东西是年轻同志应该避免的一些问题，就是你的判断要建立在足够的理论基础和对战争史情况的了解上。
刘教授今天的讲演很精彩，虽然他讲的很简单，但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数据和情况，在此基础上，你可以展开，你可以充实很多的内容，使我们站在“9·11”事件以外的一个中立国家，能够把这个事件看得更透彻一些。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恐怖主义实际上离我们都很近，不是很远，因为他们都会学。仇恨美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总有一天有人仇恨中国的时候，也会采取这个办法。当这个东西来的时候，中国的国民心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一点也是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
美国人也不是铁板一块
郑 路：
其实，对“9·11”事件以及对国际关系军事战略，我都是外行。作为学生，我在美国的大学有一些很直接的体验和观察，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最直接的观察，就是发现美国学生去看心理医生的次数越来越多，好多美国学生都有到国外的大学去读书的愿望，然后看一看世界，但是“9·ll”以后，这样的机会仍然还有，可是愿意出国的人数越来越少。不过，一个好的方面就是，在大学里对伊斯兰研究的兴趣逐渐增加，而开始学阿拉伯语言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他们意识到“9·11”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在于相互沟通的缺乏，以及对阿拉伯文化的理解和拥有知识的缺少，然后使美国人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出现了一些失误。
对外国学生来说，现在美国对外国学生建立了一套档案跟踪制度，我们每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从进入美国头一天开始，他们对我们进行所谓的最终调查。在去年，美国通过了一部法律，所谓的美国爱国条例，大概有300多页，这个条例还规定了在大学从事一些特殊项目研究，哪些国家的人不能参加，这些项目包括生物武器、核武器以及有些化学方面的项目，都不能让比如说伊朗人、巴勒斯坦人、或者是阿富汗人，其实就连中国这样的国家也仍然受到了限制。因为我们很多念这些专业的同学，最近在回国的时候，在中信实业银行就应该得到签证的，但是，有好几个都被拒签；后来，这些学生所在大学的系写了好多信，才帮助他们又重新回到美国。美国尤其对中东地区的国家限制得特别厉害，他们审查签证的时间，有时候就可以达到3个月以上，所以，我认识的一些在斯坦福念书的伊朗学生就说，他们现在根本就不敢离开美国，因为一旦离开美国，他们就没有机会再回到美国念书。一些教授对这一系列限制人权的做法也表示担心，说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影响美国鼓吹的所谓科研自由的信仰。
回到今天我们所讲的题目，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我们看美国人，美国人也不是铁板一块。美国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国家，不管从它的种族来说，还是从它的文化来讲，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说美国人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说美国白人会怎么怎么看，然后阿拉伯人会怎么怎么看，东亚的人会怎么怎么看，．这是分种族的角度来说；然后，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会有显著的差异性；然后不同收入的人、不同职业的人，也会有很大程度差异性。所以，当我们笼统地说美国人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可能我们应该进一步地去考察不同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美国人，他们究竟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看法。
像这些问题，我想用刘老师的数据，进一步分析得到一些更有趣的、更有价值的结论。而说到这些社会调查，我在美国所看到的一些媒体的报道，在那样的一种爱国主义的所谓大气氛下，很多美国媒体的基调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准备打阿富汗的时候，在斯坦福附近的一个阿拉伯人聚居的地方，记者就去拿着话筒问阿富汗人，他们原不愿意支持美国出兵阿富汗？那些阿富汗人在阿富汗还有自己的亲人。阿富汗人回答说，他们都希望你们美国派兵，去解救我们的亲人。然后，记者做出来的调查说，Ioo％~富汗人支持美国出兵。这样的话，你一听就是假话，谁愿意让美国到阿富汗去杀人，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像刘教授这样做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随机性样本研究，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的样本的分布，反映了整个美国人口的这些特征的分布。从这样的一种随机的原理做出来的结论，是应该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免除了很多新闻媒介所做的那种方便性调查带来的误差，后者同时也对公众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我想，这也是社会研究能够对社会的贡献之一。
美国处在很危险的状态
刘金云：
以上各位刚才讲的都很好，对我也启发很大，特别是他们都从不同的、更广泛的角度评论了。一开始我讲了，这个调查比较有局限性，首先一点，它只能对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公众的行为和态度是不是受“9·11”的影响进行反映，所以局限比较大。能不能做一个战略的眼光来看？这个完全做不到，我们只能提供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