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点，我理解公共社会学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我理解就是要让社会学的知识穿透大学的围墙，要面对公众、面对社会，投入到社会重建的伟大任务当中去。其实，社会学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工作，麦可·布洛维教授的讲演也使我们想到，美国社会学是不是正在出现这样一个趋势：开始至少有一些人要回到1890年～1920年那时候的美国社会学，那时候美国社会学有一些人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提起来了，比如像杰米．亚当斯、杜波基斯这样一些人，他们活动的一些精神实质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是扎根于社区；第二个特点就是把社会学的知识变成促成的手段和解放的工具，变成解放的手段。所以，那一段曾经是美国社会学非常辉煌的时候，是一个面对美国社会的各种问题，社会学家要解决问题、要帮助底层社会，要面对压迫性的社会结构，要揭示社会结构的本质的时候，后来由于三个原因美国社会学迅速科学化。第一个原因是有一个外行，他叫罗伯特．帕克，他做新闻学，他提出社会学要科学化；第二个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政府提供了很多的职位，用这些职位收编了社会学家；Z--+原因是各种公立和私立的基金会，他们用大量的基金购买科学知识，导致美国社会学家迅速走向了工具实证主义，我们不说工具实证主义不好，但是我们说当年的美国社会学扎根社区，把社会学的知识当赋权的知识的精神没有了。
今天在麦可．布洛维教授的讲演中，我们重新又看到了这种知识，我们感觉到非常欣慰。谢谢。
知识生产和现实之间的张力
孙立平：
非常感谢麦可．布洛维教授给我们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这个报告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把长期在很多人内心当中都存在的一种巨大困惑调开了，这个困惑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知识生产和现实之间的张力。更明确一点地说，就是我们生产的这样一个知识，是不是离我们的社会现实越来越远，这种张力越来越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知识的生产已经成为这个社会、这种现实的一个题外的宣传。知识越来越精致，但是可能和这个社会的现实越来越无关，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在内心当中，无论是五六十岁的、三四十岁的、二三十岁的社会学者，还是社会工作者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中国的社会是一个鸡飞狗跳的社会，美国的社会可能是小鸡小狗喂精饲料都不吃的社会，在这两个社会当中，对和社会的现实最密切的关系的学科之一社会学，这个社会学和这个现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当这样的一个学科和社会明显的偏离之后，我们感到的这样一种困惑可能更为强烈。
我觉得麦可·布洛维教授的公共社会学的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使我们能够对这种困惑去面对，我们能够对这样一个困惑来进行讨论，我们可以对这样一种困惑来寻到出路。其实，公共社会学是不是解决这样的一个困惑的唯一的出路，我个人或者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也不见得有一致的意见，但是这个概念的提出，对我们探索走出这个困境的道路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特别是麦可·布洛维教授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社会当中提到的这种张力，或者几种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是明显不同的。所以我想，如何在这样几种社会学知识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而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张力的学术共同体，和在不同的社会当中转变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不是很确切的概括，在我的印象当中，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说，美国的学术更焦虑于知识，欧洲的学术尤其是法国这些国家的学术更焦虑于价值，中国的学术更焦虑于现实。所以在这样几个不同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氛围当中，所遭遇的这样一种问题，以及所要走出的出路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美国的社会学，刚才跟沈原教授来的时候也说了这个问题，公共社会学对美国的社会学是一种意义，对中国的社会学来说可能是另外一种意义。
美国的社会学处在一个和我们有很大差别的现实当中，这个学科的专业化做得比我们远，中国的社会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建以后走过了几个阶段，在最初的阶段上，应当说那时候学科背景很弱的情况下，社会关怀和社会政策的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那时候要申请一个课题，一定要说我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申请做这个研究，因为不做这个研究中国是不能顺利地进入21世纪的，这和现在我们去申请一个课题，论证的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对生产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在推进这个什么样的知识，做这方面必要性。在不同的社会当中解决这个问题，面对的具体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如果按照麦可‘布洛维教授的观点，把社会学分成四个领域，我们总会来面对四个领域的关系，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们把它分成四种的话。
肯定要强调前面的修饰词，专业的、批判的、政策的、公共的，这是他们真正的区别。
同时需要非常强调一点是，这四种社会学都是社会学，说这四种社会学都是社会学的时候意味着，刚才麦可·布洛维教授也讲到了，社会学想像力在四种社会学当中共同的重要性。
最近这几年，每一届学生进来的时候，都提到要读一本书叫做《社会学的想象力》。我们经过几年的讨论，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一块搞转型社会学的郭玉华教授写的一篇文章，更进一步把社会学的想象力做了进一步的澄清，因为在米尔斯那里，社会学的想象力更多的指的是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更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在郭玉华老师讲的当中，实际上也是我们这几年讨论的结果，至少社会学想象力意味着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米尔斯意义上的，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更宏大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
第二个，郭老师把它叫做，一种穿透传统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和后传统社会的眼光。
第三个，就是我们最近这几年一直在倡导的，在静态的结构背后发现微妙的实践的逻辑。我觉得这可能是社会学想象力的，至少从我们现在的理解，这是社会想象力最基本的东西，无论在专业的社会学、批判的社会学、政策的社会学、公共的社会学，可能这样一种社会学的想像力。我觉得都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基础。这是使得这几种社会学能够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在。
第四个，刚才麦可·布洛维教授特别讲到权力和市场、权力和金钱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学来说，可能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而这个现实可能是构成了很多社会现象的基本的背景。
我们处在一个麦可·布洛维教授一直在讲的，被称为第二次大转变的时期，如果把资本主义的产生，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看作是第一次大转变，就是帕尔波拉预测的大转变，这样原来像中国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可以称为第二次大转变的话，这是带有一个文明含义上的转变。第一次大转变和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产生了马克思等人都在关注同样一个问题；现在可以说对这样第二次大转变的关注，可能会成为社会学发展另一个新的灵感的来源和动力的源泉。
这里可以建立一个包括像麦可·布洛维一起讨论问题的“伊万”等人实际上想建立的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和市场，权力和金钱的关系。这个问题极为有意义的是在于，过去很多的理论，不是说理论本身，而且说这些理论背后的假设可能出了问题，因为哪怕是经典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就是权力和市场，权力和金钱是水火不容的、此消彼涨的、有你无我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形。所以前一段，后来网上到处传，在一个讨论会上讲的，至少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人们觉得两个最不能够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小日子还过得很好，这是什么，就是市场和权力。许多原来很多经典理论说的这个东西多一点，那个东西就会少一点，没有发生这样的过程，而是两者看起来水火不容的关系相得益彰。
这个可能构成了对很多经典的理论或者对经典理论背后假设的挑战。原因在什么地方，我想有刚才麦可·布洛维讲的商品化过程的原因，这个很重要，但是同时很多的包括经典的理论，在过去其实可能忽视了一点，这就是权力和金钱之间本来具有的亲和力。如果换一句话来说，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作为几种在西方社会当中还是相对独立的资本的话，这些资本在另外的社会具有很强的亲和性。如何对待这种关系，可能是社会学的问题，不要推给经济学或者政治学，实际上是社会学应该面对的重要的问题。
现场问答
专业社会学与公共社会学的结合
提 问：
我是北大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前一段时间我读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叫做《心灵的习性》，这本书我想它是一个公共社会学领域的一个尝试。这本书讨论的是在美国的个人主义的问题，这本书的作者，他的意思就是希望唤起美国人对极端个人主义的危险的意识，倡导的是一种社区生活和公共生活。
这本书的这些观点在我看来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也是很有启发的。但是在同时，作为一个专业的学生，我觉得从学术的立场来说，这本书并不是具有刺激性或者是理论上的启发性，然而这本书又是在学术界和公共领域很有名的。我的困惑是，作为一名学生怎么样既追求我所研究工作的价值，同时对学术领域的知识生产和知识的积累工作有所贡献？谢谢。
麦可·布洛维：
你说的《心灵的习性》，我知道这本书，作者是我在伯克利的同事，所以我说话要小心点。怎么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把公共社会学和专业社会学结合起来。在他的书里，有人说他批判了两种极端个人主义，一种是工具性的个人极端主义，另外一种是表意性的个人主义。在学术上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这都是可以商榷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把两者都同时包含在一个项目里，又有很好的学术价值，但又有很强的公共意义，怎么把两者结合起来。实际上，在美国也有很多很好的例子。有人写了一本书好像叫《Dived……》，1953年出版的，还有一本书是专门讲家庭分工的，这两本书是把专业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结合得特别好的例子。因为我是搞这方面研究的，所以我每一篇文章都要引到后一本书的东西，大众特别爱看，专家也特别爱看。
但是，这两者是不是一定要结合在一起？有的人就喜欢专业社会学，注重产生科学知识的；还有一种就愿意搞公共社会学，与大众直接对话。但是，这两者之间有时候也会有张力，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呢？我认为没有一个很简单的回答，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回答方式。我又要谈到怎么把二者结合起来，还可以举一个例子，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就是把专业社会学产生的知识和女权主义运动结合起来，所以把它大众化了。
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学家
提 问：
我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我提出的问题就是，麦可·布洛维教授提出我们是为谁做社会学。我在这边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社会学由谁来做的问题。我们讨论过一些可能性，因为在社会学领域中，有四种不同的社会学取向，就是刚才谈的政策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公共社会学，这些社会学取向不是相互排斥的，或者都可以有一个关于公共社会学的价值取向，这是我们谈到的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的社会公共学不一定要由社会专业的同学或者老师来做，可以从社会学中吸取更多的公共力量，不管学新闻还是学体育，只要有价值关怀，有社会学的基本视角都可以来做。我希望麦可·布洛维教授在这个场合中，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
麦可·布洛维：
你这个问题提的很好。我的观点和你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学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论，关于社会是如何运转的。作为专业社会学家，一般来说专业社会学家意识比较强，如何来建构一个理论，如何来改变一个理论，或者改进一个理论。但是，不是说只有社会学家才会做这个工作，像我们有一些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些非常优秀的社会学家。
美国的问题现在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媒体，像报纸等其他媒体，他们总是把社会学理论搞得特别晦涩，不好懂，让大众听得稀里糊涂的，所以我们的办法就是社会学家要直接深入到群众中去，要和各种教会组织接触，和其他中层组织，像工会组织等等来接触，来跟他们一起工作，和他们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光是职业干社会学的人是社会学家，而且和我们一起去工作的人也是社会学家，所以我们有职业社会学家产生的理论，也有其他非社会学界的人每天在生活中产生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