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叩：询问。端：点。竭：穷尽。
全句意为：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有鄙夫（卑贱的人）来向我请教，我（对所问问题）是一点也不了解的。
我从那个问题正反两方面加以询问，以求穷尽（全面透彻地分析）这个问题。
从字面上看，这是一种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推衍方法。只这样解释，还不尽如人意。但《论语》中只这一处明确地提出了“叩其两端而竭焉”的方法，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从孔子的言论中寻求一些例证，说明“叩两端”的认识、分析方法是如何进行的，如何达到“竭”这种结果的。
孟懿子问孝。子日：“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日：
“孟孙问孝于我，我对应无违。”樊迟日：“何谓也？”子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上段话见于《论语·为政》。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子的回答是：不违反礼的规定就是孝。孔子出行，樊迟驾车，又对樊迟详细地解释，用的就是“叩两端”的分析法。
孔子说，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他是“无违”。樊迟不解地问：“无违”是什么意思？孔子解释说：父母在世的时候，要按照“礼”的要求侍奉他们；父母去世后，则要依据“礼”的规定进行安葬，依据“礼”的规定祭祀他们。生、死是人的生命的两端。对于某个具体的人，不是生前，就是死后。从这“两端”（生死两方面）进行分析说明对父母取什么态度为孝，很全面。
孔子回答学生的询问，在上例中把正反两端（生前死后）所应持的态度都加以肯定，不妨称之为两端同立。
再看一例，仍是《论语·为政》中的。
哀公问日：“何为民则服？”孔子对日：“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直：正直之人。错：即措，放、置。诸：之于。枉：邪曲之人。
上段意为：鲁哀公问道：“要怎样去做才能使老百姓服从呢？”孔子回答说：“提拔正直的人，放在邪曲的人之上，那样，老百姓就会服从。反之，提拔邪曲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之上，那样，老百姓就会不服从。”
这里又是正反“两端”：选拔人才，任命官吏，或者“举直错诸枉”或者“举枉错诸直”，非此即彼，没有第三种可能。其结果只能是两端不同立，必定否其一。可称之为两端否一。
《论语·先进》中有子路等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孔子仍用“叩两端”的方法分析回答。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日：“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日：“闻斯行之。”
公西华日：“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日，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日，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日：
“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名仲由，子路是其字。公西华，复姓公西，名赤，字子华。冉有，冉求，字子有。三人均是孔子学生。
上段大意为：
子路问：“听到就干起来吗？”孔子说：“有父亲、兄长在世，怎么能听到就干起来？”
冉求问：“听到就干起来吗？”孔子说：“听到就干起来。”
公西华说：“仲由问，听到就干起来吗？您说，有爸爸、哥哥活着（不能这样做）。而冉求问同样的问题，您却说：
听到就干起来。我有些不明白，大胆来问问您（这是为什么）。孔子说：冉求平日做事退缩，所以我给他鼓励、壮胆；仲由的胆量却有两个人大，勇于作为，所以我要压压他。
听到事情，是立刻就干呢？还是不应立刻就行动？结论只有“两端”：闻斯行之与闻斯不行。二者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对于不同对象而言，却并不构成矛盾。例如：对平常遇事胆小、退缩的冉求，应当是大胆一些而闻斯行之。
而对平常做事果敢倍人，一鼓即进的子路，应当谨慎些、不莽撞行事才好，故应闻斯不行。儒家认为“有父从父、无父从兄”，故孔子回答子路“有父兄在”怎么能遇事不与父兄商量就干呢？
上述例子，针对不同对象的不同特点，运用“叩两端”
的方法，作出了不同分析，一进一退，依据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理，可称之为两端各别。
《论语·先进》中还有一段子贡与孔子的对话。孔子的回答仍运用了“叩两端”的方法。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日：“师也过，商也不及。”日：“然则师愈与？”子日：“过犹不及。”
师：颛孙师，复姓颛孙，名师，字张。商：姓、名商，字子复。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三人均是孔子学生。贤：德行、才能。
子贡问孔子：颛孙师与商的德行、才能谁强些？孔子回答说：颛孙师有些“过”，而卜商是“不及”。子贡接着问：您是不是说颛孙师比卜商强？孔子说：“过”与“不及”一样，都不是恰到好处。
又是“两端”：“过”与“不及”即过头与尚未达到，结果一样，均不是恰如其分。这是两端皆否。
以上所举的四个例子都是别人问问题，孔子解答时用“叩两端”的分析方法给以解答。这种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可贵之处在于：对某问题不了解，原本是空空如也。经有人询问，即可据所提问题作两端的分析，给予穷尽（全面）的回答，从而给人们作出抉择、以便付诸行动，进行实践活动提供可资参考的依据。联系逻辑知识：正、负概念；具有矛盾关系的判断、反对关系的判断之间的关系，运用“叩两端”的分析推衍方法，一定会对我们思维的正确性大有裨益。
4.证据与证明
孔子在长期的古籍整理与教学实践中对证明问题有所研究，他明确地论述了证据与证明的关系，人们立论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正确的。
子日：“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孔子说，夏代的礼，我能说出来，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证明（我讲的是真的）。殷代的礼，我能说出来，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证明（我讲的是真的）。这是他们的文化典籍及贤者不够的缘故。若有足够的文化典籍及贤者，我就可以引用来证实它了。
上述论述说明，孔子很重视证据在证明中的作用。立论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具有充足理由，论题就不能必然确立，从而使人信服。这里他很坦率：夏代、殷代的礼乐制度我能说得出，但文献材料不足，没有法子证实它。这很符合孔子自己的话：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关于证据与证明的思想，从其后的一些学派、学者的著作中所透露出的信息也可看出它的影响。后期墨家提出“以说出故”、“辞以故生”。意为：用推理说明理由、根据，某个判断的确立需有充足理由。荀子则说： “持之有故”、“辩则尽故”，同样指出了充足理由、根据在论证中的重要作用。这些论述与孔子相关论述的渊源是不言而喻的。从—个侧面证明了孔子在名辩学发轫期的启蒙作用。
二邓析的“两可之说”
邓析（约前545～前501），春秋末年郑国人。著名的辩者、政治家、法律家。他生活的时期正值子产在郑国执政。
《汉书·艺文志》列邓析为名家第一人。著录有《邓析子》两篇：《无厚》、《转辞》。流传至今的《邓析子》也包含《无厚》、《转辞》两篇。书前有汉刘歆校序。序中透露的信息告诉我们：汉时《邓析子》一书已错讹伪脱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