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门口的露天咖啡馆刚好坐着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伯，我想他们应该能够给我满意的回答。于是，我就让姚远帮忙上前询问，这里到底是小镇还是农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伯做着手势坚定地回答：“这里就是真正的农村。”接下来他又补充道：“韩国的农村早已经实现了城市化，所以，这村庄才会有小镇的模样。”
聊着聊着，村子里另外几位老伯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从韩国的新农村运动聊到当前农村的现状。一位穿着时髦格子衫的老伯告诉我，韩国的农村过去也相当贫困，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新农村运动，才让韩国的乡村发生了质的改变。我问他，所谓新农村运动，是否就是简单地来一场基础建设，拆掉破屋烂房盖起高楼大厦以及兴修水利建设厂房等等。老伯否定了我的说法，他说，新农村运动的本质其实并非只为改善农村落后的外观，更主要的目的是改善农民的生活。具体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为农民办理医疗保险，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等一系列措施，而真正让农村发生质变的正是这后几项措施。再加上后来工厂的不断迁入，使得大量农村人口向工业转移。到了今天，韩国的农村里真正靠种田生活的农民只占农村人口的7%了。这里的农民基本上全都有其他的职业，最起码也要投资做一点生意。农忙的时候当然还要下地，只是地里的农活基本上都已经实现机械化，从耕田到收获的每一个环节，全都由专业的农民来完成。
大家正聊着，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哥也好奇地凑了过来，他插话说韩国的农民基本上和城里一样富裕，而且城里有的各种娱乐设施商业形态农村里也都不缺，但是年轻人还是热衷于到首尔这样的大城市打拼，而实际的生活水平还不如家里的。看他骑着自行车，我就问这里的农村家庭拥有汽车的比例，听了我的问题在座的所有人都说应该是100%，甚至有很多家庭还拥有不止一辆，说实话这样的比例倒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
离开这几个老人，我和姚远又在附近转悠了一番，在村子里人流最密集的地段看到一个卖蛋挞的老人。最吸引我的，并非是他所卖的蛋挞，而是他带着的透明塑料口罩。这样的口罩既能保持卫生又可以避免带口罩给人带来的不适，这一小小的细节至少说明韩国的农村以及农村人的卫生意识吧。
转过一个街角，我吃惊地发现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街道两旁遍布一家家装修漂亮的商店，间或夹杂着几家颇有品位的咖啡馆和面包店。说实话，这样的场景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把它和想象中的农村划上等号，也许是看出了我的疑问，姚远就掏出手机给他以前打过工的老板拨了一个电话。
住在附近的老板赶过来告诉我们，现如今再要找到六七十年代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已经非常困难。随着新农村运动的不断深入以及时代的变迁，韩国的农村基本上已经呈现出日益城市化的特点。
路过村选举委员会小楼的时候，看到路边的一个公共厕所。和城市里的厕所一样，玻璃门、洗手池、免费手纸乃至英文标记等等一样不少，而且厕所里没有半点异味。当我俩回到刚才遇到几个老人的地方时，我特地又询问了韩国农村厕所的变迁。那几个老伯告诉我，传统意义上的“茅坑”在韩国乡村几乎已经绝迹。我这才真正明白，韩国的新农村运动其实不仅仅意味着工业化，也应该包括类似厕所的升级改造吧。
为了再发现一些漏掉的细节，我和姚远又不辞辛劳地回到了刚才的那个厕所附近，果然有一个小细节被我们漏掉了。在距离厕所不远处有一排水龙头，旁边由村政府设立的牌子上用韩文写着：可以直接饮用。听完姚远的翻译之后，我立刻走上前去拧开水龙头畅快地喝了起来。
在拐过了一个弯之后，我们终于在一片房屋的包围中发现了久违了的农田，这下我终于打消了对这里到底是农村还是小镇的怀疑。
刚才和老伯们聊天的时候就已经获悉，这里的很多农民已经住进了高大的公寓楼，一套110平方米左右的住宅要7000万韩元，约合40万人民币。还有的农民住在更高级的公寓里，这种高级公寓一楼没有住户，而是留做了停车的泊位。 不过找来找去，我还是发现了一两户低矮的平房，这大概就是村子里最贫困的人家了。
距离楼房不远，我们意外地看到了新农村的文化设施——该村的文化中心，文化中心的旁边还有一座较小的楼房是该村的公共图书馆，农民们在闲暇时间可以免费在此借阅图书以及浏览报刊杂志。
当我们回到最初的那家露天咖啡馆等候回程巴士的时候，又第三次碰到了刚才聊过天的大叔。他先是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继而又告诉我们，如果愿意的话当晚可以住在他的家里。我们虽然很想接受邀请，无奈第二天姚远要参加一个重要的考试，所以就婉言谢绝了大叔的好意。这位会用中文书写自己名字的大叔告诉我们，他叫安孝旭，是村子里不多的几户只做农活的家庭之一，他和妻子靠种庄稼每年都会有4000万韩元以上的收入（约合人民币24万元），在村子里属于中等偏下的收入，有的人家只靠种地就能挣到7000万左右呢。我们忘记了问安孝旭大叔他们夫妇俩有几个孩子，假设有两个的话，家庭人均年收入应该在六万人民币的样子；而如果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工作不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话，那么他家的人均年收入就应该按照两口人计算，是12万人民币了。
安大叔说他是村子里唯一没买汽车的家庭，不是买不起，而是实在不大需要，他每天下地干活都可以方便地乘坐公共汽车。
安大叔还介绍说，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参加医疗保险，所以看病根本不成问题。至于村子里的残疾人和五保户，国家也会按月发给30万到40万的生活费，这笔钱虽然不多但已经足够生活。
韩国什么东西比中国便宜？
之前在北京看了一场国产大片，一张票要80块钱。坐在我旁边的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开始这孩子还老老实实，大人也不时地为他讲解，可没多久这“败家”孩子居然打起了小呼噜。孩子的妈既心疼那挺贵的票钱又心疼自己的小宝贝，就没敢把他叫醒，只是无奈地和孩子他爹嘟囔了两句，看来这一家人为了全体观看这部精彩的电影着实破费了不少啊！
记起了某天，在首尔最繁华的商业街明洞正转悠时，看到许多韩国人在排队买什么东西。出于好奇我也凑了上去，结果一问才知道是在买电影票。
我看了看影片排列表，结果一个字都看不懂。一个也来观看排片表的姑娘解答了我的疑惑。她告诉我，所有电影在所有时段上价格是一样的，首尔所有的电影院也都是一样价，大小电影一律7000韩元（约等于人民币35元钱）。我又试探着提醒她，如果是美国好莱坞的大片呢？价格也一样吗？姑娘想了想说，据她所知都是一样的，即便是所谓的美国大片。说着姑娘又回头看了眼同伴，她的同伴也肯定地点了点头。我似乎还不大甘心，就又抛出了一个傻傻的问题：有的电影院位于商业区，那里的租金贵，花重金装修……都卖一个价格的话有些电影院岂不就吃亏了？姑娘的回答简单但有说服力，好的地段虽然租金贵，但来看电影的人多啊，装修好的电影院比装修简陋的能吸引更多的人对吗？我一听，在理！
在菲律宾旅行期间，我本想陪老婆在马尼拉看一场在国内错过了档期的《阿凡达》，但后来因为开演时间不合适只得作罢。电影院门口卖冰激凌的小姑娘得知在中国看这电影要80元人民币后，竟然说了句“你们中国人真可怜啊……”
在首尔，不光电影票，咖啡馆和酒吧里的消费也比北京便宜。除了国际连锁的咖啡馆价格和北京几乎一样外，凡是韩国本土的咖啡馆价格都比北京，甚至比中国所有城市的咖啡馆便宜。
尤其开在小街小巷里的咖啡馆，一杯卡布奇诺的价格最低只要10元钱人民币，而在首尔最热闹的酒吧街，酒水的价格也远远地被北京杭州等城市甩在了后面。
还有一个发现就是麦当劳的价格。西方有一个“巨无霸指数”的概念，说是麦当劳餐厅里巨无霸及其套餐的价格可以拿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物价指数，以及经济发达程度等。所以，每到一个国家我都关注一下这个。
在欧洲各地，一套巨无霸套餐的价格基本上是在6.5欧元左右，不过在相对落后的西班牙，巨无霸套餐的价格就要比物价稍高的北欧国家便宜一两块钱。没想到的是，首尔的麦当劳反而要比中国大陆的便宜。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到最近的韩币贬值给这种比较带来了一些变化，但是即使用以前较高的汇率来算，其在韩国的价格也比在中国的贵不了多少。
譬如说一款巨无霸套餐，按照最新汇率计算，价格大约25元人民币，大概比中国的巨无霸套餐贵上两三块钱。但是韩国的巨无霸层数却要比中国的层数多些，肉的分量也要足一些。一杯巧克力圣代恐怕比在北京卖的还要便宜几毛钱呢。如果综合比较中韩两国的工资成本及平均物价，那么我们只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麦当劳餐厅在韩国的利润要远远低于其在中国的利润。利润低说明赚得少，赚得少就会影响它的扩张速度，也许这正是为什么在韩国繁华的大街上很少见到麦当劳餐厅的原因吧。
在欧洲也同样如此，很多麦当劳餐厅都开在较差的地段，有些要么开在楼上，要么开在地下室，唯独在中国大陆，则往往占据着主要商业街的黄金地段。为什么卖粮食的铺子不敢开在王府井？这个道理谁都懂——利润低呗！如果再进行一下横向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麦当劳都是当地最便宜的餐厅，平日里基本上就是劳动阶层的午间食堂，要是有人在麦当劳过生日的话，说严重点简直就可以说是天方夜谈了；而到了中国以后，麦当劳在某些地区却变成了中高档餐馆，而且还成了孩子们过生日的好地方。在快餐厅里过生日，听起来总觉得有点怪啊。
最近欧洲各地的麦当劳餐厅开展了一欧元的促销活动，汉堡包一欧元，咖啡一欧元等等，如果在中国也搞这样的促销的话，谁都可以把麦当劳当食堂了。
我的另一个发现就是在韩国洗车比国内便宜。
在韩国，有条件的加油站不仅可以让顾客加油，还可以在这里洗车。从油表中的数据可以推算，在韩国一升汽油的价格在人民币六元钱左右，这个价格和国内的油价区别不大。在首尔市中心的一个加油站还附设了全自动洗车房，说是全自动其实也需要两三个人一道配合起来，这一点和北京的自动洗车方式几乎一样。那么，在这洗辆车需要花多少钱呢？加油站的工人告诉我，要3000韩元，以当时的汇率约合人民币15元，北京的大部分自动洗车房居然还都比这里贵呢。
小摊贩的天堂
第一次去首尔时我就有一种感觉：这里是小摊贩的天堂！
首尔的地铁四通八达，地铁出入口乃至地下通道几乎塞满了各种贩卖小商品的流动摊位，猛一看，你很难把这样的场面与什么发达时尚等词汇联系到一块儿。其实不止在地铁站口和地下过街通道，即便是最繁华的步行街明洞，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遍地都是小摊小贩。
这些街边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服装鞋帽到锅碗瓢勺甚至治疗性病的药品什么都卖，而且这里绝对看不到城管一来呼啦啦全跑的惊险场面。在我去过的外国城市里，首尔大概是最为善待小摊贩的一国之首都了。
客观地说，纷乱的小摊小贩从视觉上确实会给一个城市的“美好形象”造成巨大的冲击，同时无照经营的商品无疑也存在着产品质量上的隐患，单从这个意义上说，街头游商也有充足的理由被依法取缔。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很多时候又都是极其矛盾的：取缔街头小贩或许并不困难，但是容不得小商小贩的城市似乎却又很冷漠无情。
其实首尔也并不是从来就善待街头小贩的地方，那里的城管部门也曾经为了首都的整体形象而强力取缔过无处不在的街头游商，甚至是原本合法的摊位。“追赶”、“没收”、“罚款”甚至“法办”等各种手段也都曾被使用，但街头小贩也只是一时得到了抑制却无法完全根除。相反，有关部门的动作还受到了小商贩们强烈的抵制，驱除小商小贩的行动很快就演变成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问题。
城市的脸面固然重要，但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也不能无视。后来，博弈的双方都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在民生与城市形象这两个一度成为二难选择的问题上，首尔市政府最终做出了貌似无奈的决定，在那以后，首尔就逐步变成了一个小商小贩的“天堂”。
欧洲城市的街头也有小商小贩，但与其他地区比较起来，几乎却又可以忽略。大概欧洲人比较“懒惰”，宁愿拿着政府发给失业者的那点救济金生活也不愿意像这样辛苦劳作，因为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吧，我们姑且只能羡慕欧洲人的“好命”了。
其实在这些顽强生存的小贩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优秀品质：坚强、隐忍、吃苦耐劳等等，谁又能肯定他们之中就不会再出一个领带大王曾宪梓呢？从某种角度来看“城市形象”与“街头小贩”，就像天平的两端，关键的是一个城市的管理者需要学习如何在这个天平前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譬如说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在晚上十点到夜里一两点之间完全可以搞个夜市，既可以照顾到小商小贩的利益，又不大损害首都的形象，还可以补充大商店打烊之后的商业空缺，活跃北京的夜生活乃至于推动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王府井大街的管理者们还可以顺便增加些收入，有这么多的好处又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