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跳着脚叫喊着：“15万啊，怎么说没就没了。”
钱总安慰他说：“你现在只有继续追加，追加到一万元后，才有扳回本钱的可能。”
唐明垂头丧气地走出办公室，耷拉着头，像一根寒风中枯萎的向日葵。
那天晚上，我和阿方在路边小店一起吃饭，阿方分析说：“我估计这家炒白银公司是虚拟操作。”
我问：“什么是虚拟操作？”
阿方说：“就是没有进行市场交易，只是做出来让客户看的。”
我问：“那电脑屏幕上为什么会出现K线图？”
阿芳说：“这只是我的判断，他们的电脑服务器可能隐藏在暗处，在暗处人为操作。他们可能和香港的公司没有合作，也许香港就没有这样一个公司，这一切都是一个骗局。”
后来的事实证明，阿方的判断完全正确。
杂货店老板唐明没有再追加，他已经没有钱了。
刘芸把钱砸进去的第四天早晨，阳光一如既往地照耀着这幢巍峨高耸的大厦，我们来公司上班，突然看到公司里人走楼空。我们平时上班的那间办公室里，只剩下一张张废纸，散落在地上。
下午，很多客户听到了这个消息，追讨到了公司，他们看到这种景象，有人嚎啕大哭，有人义愤填膺，有人垂头丧气。唐明也来了，已经经受过一次打击的他这次很平静，他号召大家说：“告狗日的。”
那天早晨我还见到了刘芸，当下午客户们闻听消息后陆陆续续赶来时，她逃走了。她的业务最多，她的欠债也最多，她担心会受到客户的人身伤害。
那天夜晚，我和阿方、阿香一起坐在小饭店里吃饭， AA制。 吃完饭后，我们各奔一方。阿方继续找工作，大学毕业的他说一定要找一份薪水不错专业对口的公司；阿香去服装厂上班，这里的郊区，服装厂比肩接踵，工作很好找。我则结束了自己的暗访生活，回到报社。
我暗访黑中介的生活结束后，打电话给尖尖鼻子，我说：“你一直没有给我找到工作，应该退钱给我，你当初也是这样说的。”
尖尖鼻子问：“你的票号是多少？”
我翻出她写的收款收据看了看，告诉了她手写的票号。
几分钟后，估计她找到了票号，就在电话中气势汹汹地说：“是你自己不愿意去上班，游手好闲，还怨我没有找工作。”
我说：“你那天说，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会退还200元钱，你介绍的工作都不合适。”
尖尖鼻子在电话中加重了语气：“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姚明，是姚明就不会找我们介绍工作。”然后，她重重地挂断了电话。
我仔细回想这些天暗访的经过，发现这些都是极好的新闻素材。当天晚上，我就整理出来了写作大纲，以及防骗要领
美丽结局
接下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每篇文章都长达几千字，包括自己这些天的暗访经历以及暗访感悟，以便让更多的人免于上当。
我的这些暗访报道在报纸上连续刊登了一个星期，那时候，全城都在诉说着这些暗访报道。每天早晨，我坐着公交车出去采访，都能看到手捧报纸仔细阅读的脑袋，他们沉浸的表情让我很有成就感。那时候，我在街边吃饭，在广场小憩，看到读报的人总会最先翻阅到登载着这些暗访稿件的版面，他们不知道，这个和他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吃着酸辣粉或者兰州拉面的人，这个挨在他们身边坐在花园石阶上或者路边石椅上的人，就是这篇让他们啧啧赞叹的稿件的作者。
连续一个星期的暗访稿件见报后，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知道自己可以留下来了。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来到江边，我骑着保安的自行车，那辆自行车是保安花了20元钱从旧货市场淘出来的。这辆自行车除了车铃不响全身都响，除了车闸不磨全身都磨，我骑在这样一辆自行车上，摇摇晃晃，就像踩着高跷一样心惊胆战。我避让着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都像地雷一样让我惊恐不安。我的车头上挂着一个布包，包里放着两瓶啤酒和一盒五元钱的香烟，还有一包麻花。
来到这座城市后，我从来没有这样奢侈过。
我来到了江边，我坐在了江边的草地上，自行车没有车撑，只能放倒在地面。这里只有我一个人，远处闹煎煎的市声被两岸蓬蓬勃勃的树木过滤后，丝丝缕缕地消散在日夜不息的滔滔江水中。更远处的大桥上，车灯如荧光闪闪烁烁，与夜空的星群交映生辉。星光又映照在江面上，波光粼粼。这里美丽得就像童话世界。
我打开啤酒，一仰脖就喝下了半瓶，然后畅快地打着酒嗝，点燃了香烟。我半躺在草地上，细细地呼吸着清冷的空气，清冷的空气让我荡气回肠。我慢慢地咀嚼着心中涌上的幸福，感觉幸福笼罩了我的全身。
我肯定会留下来，我肯定会成为这家全国知名报社的记者。
我在心中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我成功了，我等待了两年，我奋斗了两年，我终于成为了这家报社的记者，终于实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愿望。
我躺在草地上，舒展开双手双脚，感觉自己就像一缕轻风，就像一管羽毛，就像一片树叶，飞翔在这座南方大都市的上空，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惬意。
我留下来了，我以后就在这座城市工作，我像一颗水滴，融入在了这座城市里，任这座城市的这条河流托扶着我，挟裹着我，我和他们一起冲上浪尖，又落入谷底，一起感受颤栗的幸福。
我在草地上打滚，被树木挡住了，又滚回来，这种快乐幸福的感觉，已经离我太远太远了，已经久违了。
我想起了我以前的生活，我以前的幸福。我接到自己中考成绩的那天，我和妹妹正在柳条编织的栅栏门的院子里吃晚饭，父母还在地里干活，没有回来。我当天夜晚跟着老师去了县城体检，那是我第一次进县城。那天，我们几个农村来的孩子因为没有钱住旅社，而在一家饭店的门口蹲了一个晚上。那天晚上下着瓢泼大雨。后来我听妹妹说，全村人都跑到了我们家询问我中考的情况，都在向父母祝贺。那时候的中考，成绩最好的进初中专，次之进重点高中，再次之的进普通高中。
半个月后，我和村里很多人正在给叔叔家箍窑，我拉着绳子将装满土的粪笼拉上窑顶，一不小心摔了一跤，爬起来后，看到门外来了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邮递员，他送来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很多人争着看这份改变身份的通知书，母亲流着眼泪说：“我娃以后就成了国家的人了，我娃以后就吃商品粮了。”
我是村中第一个考上大学中专的人。
那时候，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考上大学中专，是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
中专毕业后，我不满足于回到乡下的小镇工作，那时候小镇的这个小单位倾轧成风，有文凭的我成为了很多人的眼中钉，我想调动工作又没有熟人，万般无奈之下，我又自学参加第二年的高考，我居然考上了大学。我记得那年大学录取通知书迟迟没有下发，我很担心，专门跑到了我填报志愿的那所大学去探听情况。一个老头，以后我才知道是这所大学的校长，他看了花名册后说：“你的成绩最高了，我们已经录取了你。”我在长途汽车一路幸福的颠簸中回到了小镇。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我坐在小镇旁边的一片小树林边，独自感受着覆盖全身的幸福。老子就要离开了，老子再也不会回来了。我记得我离开的时候，把自己房间里的东西全烧光了，我不愿意再看到留给我创伤的这座小镇的任何东西。
然而，大学毕业后，我没有任何亲戚可以依靠，我不得不又回到那座小县城里，我感觉自己又被关进了笼子里。
后来，父亲病重，倾家荡产也无法支付巨额医疗费，我不得不出来打工，此后，我飞翔在城市辽阔无垠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