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房檐下织布，织布机噼啪响着；姨娘们在织布机边纺线，纺车嗡嗡地叫着，这声音曾经非常熟悉，让我仿佛回到了童年。那时候，我夜晚临睡前，总能看到母亲在摇动纺车，母亲的身影被昏暗的煤油灯光照在墙壁上，显得非常高大。母亲右手摇动着纺车，左手抽动着捻子，仿佛在舞蹈一样。经常地，我夜半醒来，还能看到母亲在纺线。而天亮后，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母亲扛着锄头去下地。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和姨娘们织布纺线，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温馨而古老的劳动场景。来自南方服装厂的成衣异常便宜，春夏秋冬，款式新颖，合体漂亮，尽管有些衣服可能就是带着各种病菌，从沿海运来的洋垃圾，但是，西北农民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些衣服很便宜，而便宜是他们选择衣服的最重要的标准。
土布衣服，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深处。
纺线织布，现在也行将消逝。
然而，纺线织布的母亲，是天下最美的女人。
走进房屋，我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悬挂在桌子上方。那是父亲此生唯一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还是我带着父亲去省城治病的时候，父亲、妹妹和我一起拍摄的。
父亲唯一的一张照片，当时加洗了几张，我们兄妹三人一人一张。我一直珍藏着父亲这张照片。我无论走到哪里工作，都会带在身上。
后来，我有了女朋友，女朋友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时候，惊叹道：“老爸真帅啊。”
父亲身高一米八，身材魁梧，五官端正，充满力感。多年的体力劳动，给予了父亲一副健壮的体魄。
父亲确实是很帅，我记得小时候跟着父母去看戏。
结束后，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母亲爱恋地对父亲说：“戏台子下，只有你最好看。”还有一次，父亲看戏的时候，和几个插队知青站在一起，那几个从城市里来的女知青悄悄地说：“这个大个子真英俊啊。”我问父亲：“什么是英俊？”父亲笑笑没有说话。父亲的那张照片是58岁的时候拍摄的，他58岁的模样，还让我的女朋友如此惊叹。
父亲离开太早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得了重病，无钱医治，离开了我。在我生活好转起来，想对父亲尽孝的时候，却与父亲阴阳两隔。
听母亲说，父亲有过多次跳出农门的机会，可是，他自己要么放弃了，要么被人整治了。所以，他就一直当农民。而母亲的这些话，又是从爷爷那里听到的。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印象中的爷爷很高大，却又很精瘦，他饿得肋骨根根凸起，两颊塌陷，他终于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去世了，他终于没有能够吃上一顿饱饭。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哭得很伤心。那是我今生见到的父亲唯一的一次哭泣。
那时候父亲和母亲还没有结婚。有一年，父亲赶集的时候，看到公社门口围了很多人，一打听，原来是炼油厂在招工。父亲回去后，就在大队报名了。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父亲家庭成分贫农，又老实勤恳，公社也批准了，炼油厂也录取了。就在父亲准备去当工人的时候，堂弟找到了父亲，缠着要让父亲把这个名额让给他。父亲的堂弟上过两天学，脑子比父亲灵光得多，他早就看出了当工人后的优越地位。那时候有口号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毛主席说的。
那时候，父亲家中的弟弟妹妹都还小，挣不了工分，挣不了工分，全家就分不到粮食。父亲最后就放弃了，让堂弟去了炼油厂上班。现在，炼油厂不叫炼油厂，叫“中石化”，中石化是中国最有钱的国有企业。父亲的堂弟在中石化退休的时候，工资拿到了好几千。
还有一次，是征兵，那时候父亲的弟弟妹妹们都能够下地干活，能够当一个壮劳力使用了，父亲又去应征，顺利过关。第二天就要去公社报道了，父亲前一天下午去生产队告别，队长就说：“站好社会主义农村最后一班岗。”安排父亲在打麦场站岗，查看是否有人偷麦子。每年小麦收割回来，放在打麦场，统一碾场，夜晚，把麦粒堆放成上小下大的矩形，盖上木印，防止偷盗。偷盗盖上了大印的小麦，是要被判刑枪毙的，谁也没有这个胆量，但是社员们有别的办法，一些人走进打麦场的时候，就会穿着比较大的鞋子，在麦粒还没有盖印的时候，他们边干活边把双脚踩在麦粒堆上，这样，鞋子里就会灌上一些麦粒，顺着脚面滑到脚底。然后，他们踩着装着麦粒的布鞋，忍受着硌脚的痛苦，面容上还要装着很平静地走回家去。回到家后，将鞋子里的麦粒倒出来，会有半斤重，而这半斤麦粒，可以蒸两个馒头。
父亲在站岗的时候，看到有人走路的姿势不自然，神色也不自然，父亲知道他们的鞋子里肯定有麦粒，但是父亲没有声张，那时候的社员都穷得叮当响，父亲不忍心当场抓住他们。这几个社员走过去后，突然，一个干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闪出来了，像猛兽一样扑过去，从他们的脚下摘下鞋子，每个鞋子里都有麦粒。
干部举着鞋子，像举着一面面胜利的旗帜，义正词严又歇斯底里地质问父亲：“这是什么？你是怎么站岗的？你这样的人能当军人吗？让你给社会主义站岗，你能把美国帝国主义，把苏联修正主义全部放进来。多亏我抓住了你，不然，你就会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父亲不但没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成为了农村的专政对象，每逢开会的时候，父亲就会和那几个偷了麦子的人站在台子上，作为反面教材遭受批判。
此后，父亲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做农民。
那一年，我们这里的军人都去当汽车兵。全大队去了两个人，一个留在了部队里，做汽车教员；一个转业回来了，在一个政府部门开小车。
犁耧耙耱，纺线织布，碾盘磨盘，皮影风箱，木匠瓦匠……他们贯穿在我们童年生活中，让我们的童年变得古朴而精彩，他们与青山绿水紧密相连，与童话梦幻息息相关，而现在，他们远去了，他们消逝了，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逝了，不留任何痕迹。我们伸出手去，想挽留他们，然而手中握住的，只有冰凉的记忆。
老子曾经是副局
回家后的第三天，我来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县城，办理相关证件。我没有想到，我在这里居然接到了传销的消息。
因为我的户口还在这个县城的城关镇，我便来到城关镇的某个部门办事处来办理相关证件。办理证件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满脸横肉，已经有了双下巴，一副肠肥脑满的贪官形象。他的神情很倨傲，带着那种小地方工作人员不知道天高地厚唯我独尊的骄横和自鸣得意。
我的前面还有几个人在等待办理证件，一个女孩子排在最前面，估计也是和我一样的背井离乡的打工者，她怯生生地看着双下巴。双下巴斜睨了她一眼，头也不抬地说：“交钱，120元。”
女孩子小声问：“怎么就这么多钱？”
双下巴轻蔑地说：“你交不起钱就不要办，下一个。”
女孩子赶紧说：“我办啊，给你钱。”
女孩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数了数，交给了双下巴，双下巴把证件填写好后，扔给了女孩子，连收据发票都没有开。
接下来的几个人也都是交了120元，才给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只有几页纸的证件。他们也同样没有拿到收款收据之类的证明。
快要轮到我的时候，门外突然走进了一个女人。她叫着双下巴的小名，显得很熟稔。她插在我的前面，连我看也没有看，就把一张一寸照片交给双下巴，双下巴熟练地填写盖章，将证件交给了她，她递给了双下巴20元钱。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中，但是我没有吭声。
女人出去后，双下巴把手臂放在了柜台上说：“交钱。”
我问：“多少钱？”
他冷冰冰地说：“120元。”
我问：“凭什么要收120元？你们的收费标准让我看看。”
双下巴显然很惊讶，他没有想到会有人这样对他说话，前来办理相关证件的都是出门去南方城市的打工者，而那些打工者都是这个北方县域的农村人，一贯忍受种种不平和欺压而不敢吭声，他没有想到会有人敢于这样对他说话。他显然很震怒，他梗着脖子说：“我就这样收费了，怎么了，你爱办理就办理，不爱办理就滚一边去。”
我非常气愤，但是表面上还很平静，我说：“我看到刚才有人办理证件，你只收取了20元，凭什么我就要交120元？”
双下巴显然激动了，他脸红脖子粗地说：“她是我的熟人，对待熟人，我想收多少就是多少。”
小县城小乡镇办事，确实相当一部分都是依靠熟人，没有熟人，什么事情都很难办理，我在小县城当过几年的公务员，我有深切的体会。想起有一年，我刚刚大学毕业，遇到交警在街上戒严，而我当时着急去上班，看到有人骑着自行车从大街上穿过了，也跟在后面想穿过，却被交警一把抓住了，我问：“为什么那个人就能走，我就不能走？”交警横眉冷对地说：“那是我的熟人。”然后将我一把推到了街边。那名交警还洋洋得意地对另外一名交警说：“笑话，居然问我这样幼稚的问题。”我至今还能记得那名交警的容貌，肤黑如炭，瘦如蚂蚱，面目异常狰狞，鼻孔下是肮脏的鼻毛。
然而，今天老子偏就不信这个邪，老子在南方闯荡了两年，什么人没见过？比他官职大过很多倍的人都见过，那些人都态度和蔼，能够与我平等对话，那些人说话都有理有据，合情合理，从来不会仗势欺人。今天，老子就要和这个肠肥脑满的家伙斗争到底。我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收费，是要有物价局颁布的收费标准，请你拿出来。”
双下巴蛮横地说：“你算老几？你说拿出来就拿出来？我凭什么给你看？”
我当时很错愕，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实在不敢相信，居然还有这样的工作人员。我一下子火冒三丈，我拍着柜台，指着他的鼻子说：“我算老几？老子没有离开县城的时候，级别比你高，贡献比你大，你去县委政府大院打听打听，问问老子是谁。老子现在离开了，照样比你级别高，比你贡献更大。我们政府的形象就是败坏在像你这样的败类手中。你等等，会有人来找你的。”
我看到双下巴激动地站了起来，神情尴尬地问：“你……你是谁？”
我没有回答，我摔门而出，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拦住了一辆出租车，我对司机说：“去政府大院。”
那时候，我经常来政府大院办事，所以对政府大院的布局结构非常熟悉，我径直来到了县长办公室，两名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没有来得及阻拦，他们站在县长办公室门口，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我以前就认识县长，不过他不会认识我。就在我离开县城的前一个月，他才来到这里当县长。我给县长说了我刚才遇到的情况，县长神情很惊讶，他打电话叫来了局长。局长局促不安，在县长的面前连坐也不敢坐。这个局长我没有见过，后来听说是从乡镇刚刚提拔上来的。
局长说：“这个事情我还不知道，我一定去查一下，多收的钱，也会尽快退还。”
我跟着局长离开了县长的办公室，上楼梯的时候，我看到局长在偷偷地抹去额头上的汗珠。
坐在局长办公室里，门外走进了一位办事的工作人员，他看到我很兴奋，热情地问这问那，然后给局长介绍说：“这是咱这里的笔杆子，以前是XX局副局长，也是我们县的拔尖人才，马上就要成‘转正’了，前年却辞职不干了。”官场的人把副职升为正职，叫转正。
局长也感到很意外，他非常热情地拿出香烟让我抽，一再向我道歉，然后喊来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让打电话把双下巴立即喊过来。
十几分钟后，双下巴来了，面如土色，两股战战，汗出如浆，局长一阵咆哮，像训斥儿子一样。双下巴再也不敢神情倨傲了，他答应以最快的速度给我办理。
十几分钟后，双下巴收取了20元钱，给我办理了相关证件。
后来，我听人说，双下巴受到了处罚，调离了这个工作岗位。
刘芸的邀请
那天下午，就在我回家的车上，突然接到了一个传呼，传呼上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我用自己的手机拨打过去，居然是刘芸。刘芸说，她在南方一座海边城市里，正做大生意，和别人合伙开发一座位于内蒙古的大型山林，邀请我加入。
我简单地询问了几句。刘芸说，他们的山林已经在国家有关部门备案，马上就要开发，目前缺少的是资金，只要我能拉到资金，就能有提成，一月最少会有上万元的固定收入。而如果我投资几万元，以后分红就会拿到几十万元。
前景似乎很美好。但是，我已经估计到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传销。
联想到弟弟曾经在这个县城深陷传销窝点，我感到传销已经类似于邪教一样，蛊惑欺骗了很多人，它们是如何蒙蔽人心的？又是如何一路北上的？它们的危害究竟会有多大？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会上了这条贼船？我决定去暗访。
我给报社打了电话，报告了自己的暗访计划，报社很赞同，并一再叮嘱我注意安全。
我立即在半路下车，回到县城，给村口的商店打电话，让转告母亲，就说我直接去南方城市上班了。然后，我来到邮局，将刚刚办好的相关证件和身份证、手机，还有仅仅剩下几百元的银行卡，一并邮寄给和我一同来到这家报社的主任，让他先替我保存。
黄昏时分，我怀揣500元，坐上了这座县城通往省城的最后一班长途汽车。我清楚地知道，只要我进入了传销窝点，身上有多少钱都会被他们搜光。
上了车后，我才想起，县城距离省城，有十个小时的车程。我饥肠咕咕，还没有吃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