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李昖召柳成龙入见，询问外间事态。柳成龙乘机进言：昨夜所说的，愿小心留意行事。李昖并未应答，顾左右而言他。
不一会儿，张三畏出座。李昖入席酒宴，饮谈一半，李昖从袖口中拿出贴书，递送给张三畏。在贴书中，李昖亲笔写下，因为自己患上疾病，无法继续打理国政，准备禅让王位与光海君，愿请天使做主，了结自己的心愿。
张三畏看后，拿出红纸写下一段话：不佞宪，奉使来此，得与国王相接，今此复国，虽说是天兵之力，也是国王福隆犹未尽。
又写道：国王准备辞退大位，仿效唐肃宗故事。当奏报朝廷，等待皇上旨意。我只是一个行人，何能为力？也不清楚国王禅位是什么缘故？愿详闻之。
李昖接过红纸，以笔代口，在上面写道：没有其他意思，只是疾病缠身，不敢理国，所以这样。
尽管朝鲜人自己的文字——训民正音已经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但是汉字仍然是官方文字，所以一根五六寸毛笔，就是朝鲜人与明朝人之间一座畅通无阻的桥梁。
张三畏见李昖口气甚绝，不好说什么，只得唯唯而已。
回到内宫，李昖把亲笔贴和那张红纸送给柳成龙看。柳成龙马上意识到会有怎样的后果，但此时确实无奈：臣曾力谏此事，但圣意如此。臣枉为朝中命官，无法预知，实在有失大臣之道，不胜惶恐。
此时，能让李昖这头犟牛回心转意的只有明朝的将官了，否则事态将愈加败坏。可是此时明军将领大都归国，留在王京的只有游击将军戚金。
这个戚金在朝鲜很有市场，因为他手里经常晃着一本大名鼎鼎的《纪效新书》——朝鲜最畅销的书，上至国王，下到普通军官，人手一册。书的作者就是威震东亚、功盖天下的大明第一猛人戚继光，而戚金就是这个猛人的侄子。由于深得戚继光的练兵之法，人们赞赏他“练兵颇有(伯)父风”。所以戚金一出现在王京街头，立即吸引住了无数的眼球。
戚金为人机敏，曾在途中迎接张三畏，陪他一道来王京。到王京后，又时刻伴随在张三畏的左右，与他议论时局大事。戚金对李昖请退之事有所预闻，现在该是他出面调解的时候了。
夜里，戚金把柳成龙唤到自己寓所，屏去左右侍从和翻译通事。戚金在房间当中摆下一张桌子，点燃两支蜡烛，又在桌子北端放置纸、笔、砚，边设一张椅子。戚金示意柳成龙坐下。因言语不通，就取笔写下十余项事务。其中第三条是：“国王传位尚早。”其余几条都是军机要务。
柳成龙看后翻然起立，肃然正色：“第三条非陪臣所能预闻。大人熟读万卷书，难道没有听过天下古今的事变吗？当此之时，小邦正逢危亡之秋，如果君臣之间处置失当，是自取其祸啊！”语毕，拱手而立。
戚金被柳成龙的突然举动吓得目瞪口呆，思索良久才写下：“是是！”把纸就着蜡烛焚毁，又唤来侍从，送走柳成龙。
当夜二更，柳成龙准备向李昖奏启此事，但又想到李昖这几天屡屡提出传位之事，无论大臣怎样规劝，都无法让他回心转意。柳成龙只得前往崔兴源府第。
十一月十一日，柳成龙与郑澈率领朝鲜文武百官，呈递文书给张三畏。书中详细陈述了朝鲜惨遭倭祸的缘由(朝鲜不从日本犯顺阴谋，才导致狼狈失国)，以及李昖即位以来，忠于大明、忧心图存、励精图治的心境，洋洋洒洒数千字。
加上戚金的竭力斡旋，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张三畏的“新举措”再也没有说出口，从此永远沉淀在历史最深处，李昖继续当他的国王。聪明过头的戚金却把这个功劳记在自己的头上，他得意扬扬地对柳成龙说：“俺久居此地，与国王很熟，况且俺与国王都是壬子年出生的，俺曾在天使面前极力周旋。”
柳成龙赶忙起身，拱手称谢：“但愿老爷自始自终秉持此意，让小邦情意通达于天朝，如此小邦万民，定受老爷不浅的恩惠啊！”戚金听到这话，喜于言表，满脸洋溢着春光，走起路来也轻飘飘的。
经过明、朝两国大臣的努力，终于平息了魏学曾奏本所带来的一场政治风波，化解了危机。国王李昖再也不说出让位的话了，他稳稳地坐在王位上，一直坐了四十一年。
4.封贡大论战
明军赞画刘黄裳回国之前，曾在朝鲜看到一本《东国舆地胜览》的古籍，其中提到“三浦倭”一说。朝鲜李朝世宗于宣德元年(1426)开放荠浦、富山浦、熊川三地，与日本人通商贸易。三浦开港后，定居于此的日本人日益增多，朝鲜史籍称之为“三浦倭”“恒居倭人”。“三浦倭”多次发生变乱，其中最严重的是正德五年(1510)四五千人掀起的“三浦倭乱”。
刘黄裳不详加考证，就认为釜山未撤的日本人本来就是“三浦旧倭”，遂告知宋应昌。还自编了一篇《釜山铭文》，里面提到倭贼已退，明军直抵海上，满篇都是浮夸炫耀言辞。宋应昌相信了刘黄裳，上书石星，说侵略朝鲜的日军已经撤出归国，留在釜山等处的是“三浦旧倭”。石星闻讯大喜，赶忙奏请明神宗，派给事中许弘纲前往朝鲜釜山等地查验。
许弘纲一到辽东，就获知日本人并未撤尽，留在釜山的也不是“三浦旧倭”。再看到刘黄裳胡诌的铭文，终于闹出事端。
许弘纲遂上奏明神宗，弹劾宋应昌欺君瞒上，擅自允许倭贼封贡，误国坏事。明神宗一气之下，颁旨勒令宋应昌致仕，革去职务，回老家杭州去吧。并让兵部右侍郎顾养谦代为蓟辽总督兼经略朝鲜军务，留驻宁远卫。
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二月初七，明神宗下诏，正式委任顾养谦为蓟辽总督兼理朝鲜事，召宋应昌、李如松还朝。次年正月初九，宋应昌在宁远卫向顾养谦移交军务。
顾养谦，字益卿，号冲庵，南直隶通州人(今江苏南通)。据说此人倜傥豪迈，熟读兵书，颇通诗词。可惜顾养谦对朝鲜事务并无自己的主见，只是秉承石星之意，也力主撤兵，还上疏明神宗，请准予封贡。
随着宋应昌的被罢，朝中对他的攻讦也风起云涌。
正月十七日，广东道御史唐一鹏弹劾李如松“贪功、掩败、衅祸”三大罪，株连到宋应昌。明神宗下令廷勘。
二月十二日，御史黄奕龙上疏劾宋应昌通倭和议的过失：日本不可封贡，事态已明。但宋应昌、刘黄裳循袭沈惟敬之策，倡议封贡，误导圣上舆议，致使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宋应昌为臣不忠。
宋应昌虽被罢职，仍然刺刺不休，坚持兵不可撤。所以顾养谦未赴任之前，延续宋应昌的议论，上疏明神宗请保留朝鲜驻军，并给朝鲜火器、火具。
顾养谦貌似是主战派，但很快摇身一变，成了主和派。
顾养谦到辽阳上任之后，听说关白乞和表文将到，于是开始主张全部撤出驻守朝鲜的明军。又放日本战俘竹内吉兵卫回去，向小西行长示好，互通音讯。并派遣游击将军周弘谟往来釜山倭营，探悉敌情。说得难听点，就是搞一些通敌的小动作。
于是，顾养谦自诩洞悉倭情，先前多被人欺瞒。
顾养谦善变脸，前后自相矛盾，立场摇摆不定。但是明神宗看到的顾养谦只是奏折中的顾养谦，竟对他大加赞赏，甚至颁发圣旨，褒奖他富有胆略，足智多谋。
兵部尚书石星与顾养谦互为里表，石星是中央的主和派，顾养谦是地方的主和派。石星上疏明神宗不可赐给朝鲜粮饷，并撤出刘给廷所部。奏折还没有递到明神宗手中，顾养谦的奏疏又到了。
明神宗被石星和顾养谦左说右谏的，顿时找不着北了，就下令召开九卿科道会议，专议日本封贡事宜。会议上，科道文臣为一派，他们竭力反对封贡之策，空前团结，群起而攻，把矛头指向石星。
浙江道御史杨绍程上奏明神宗，请求“急止封议，敕朝鲜练兵以守之，我兵撤还境上以待之，关白可计日而败也”。其他附和此议的有礼部郎中何乔远、科道赵完璧、王德完、逯中立、徐观澜、顾龙、陈维芝、唐一鹏等一大帮，凝结成强大的主战派联盟，止封却贡的奏折如雪片飞至。每一封奏折就是一把尖刀，逼得石星毫无招架之力。
二月二十九日，礼部仪制郎中何乔远忍不住怒气，上言大骂日本封贡之策误；给事中林材参朝鲜事务督臣结成朋党，欺君误国；御史唐一鹏弹劾李如松擅开封贡；刚刚被提拔为辽镇都御史的韩取善也谏议：“倭情未定，封贡请令并绝。”户科给事中陈世恩则上了一个奏本极言封贡非计。
这时的石星犹如千斤顶，独自苦苦支撑。
眼看石星快要崩溃，沈惟敬自釜山献上一份伪造的日本降表文书，里面说日本国人、将吏请立关白为国王。沈惟敬的文书给石星打了一支强心针，于是石星上疏说关白实际上是遵从明朝约束的，所以封贡之计不可失。
但朝中的反石星联盟得势不饶人，紧紧围逼，给事中许弘纲仍力争不可封贡。朝鲜国王李昖也派出陪臣许顼，准备到北京奏告明神宗，说日本人反复无常，不可信赖，反对封贡。许顼一到辽东，手中的奏章就被顾养谦扣留。
这时，石星已被主战派逼到墙角去，如果朝鲜文书又到，那么石星只有跪地求饶了。
顾养谦派参将胡泽到朝鲜去，带着自己篡改好了的文书，叫李昖按照他的意思，向明神宗上表请求允许日本封贡，以塞堵朝中言官之口。
因为封贡的阻力来自朝鲜，所以顾养谦给李昖写了书信。信件的大意为，大明为了朝鲜复国，耗费人力财力甚多，现在日本人乞封，所以望朝鲜自动上疏皇帝，为倭贼请求封贡，也卖给倭贼一个人情。
李昖从字里行间看出几分逼人的寒气，心里不禁暗暗叫苦，赶紧召集众臣商议。可是朝鲜大臣也都一筹莫展，讨论来讨论去，都没有一个对策。
朝鲜大臣意见重重，柳成龙、李廷馣等认为，朝鲜国势衰微，一切都得依赖明朝的力量，如果明军不出援，朝鲜就无法立国。所以柳成龙建议，向天朝主动请封，从义理上说是不可行的，但是顾养谦从中阻挠，如今也只能委曲求全，等候天朝的处理了。
李昖苦无良策，只好同意。但是他认为“和亲”这个词难以入耳，有损天朝威严与朝鲜尊严，所以改为“羁縻”，让许顼再去北京。
石星一收到奏本，勇力倍增。九月十四日，上疏明神宗，允许朝鲜的请求，册封日本。皇帝见朝鲜主动请封，而大臣仍然为是否封贡争得面红耳赤，龙颜大怒，痛斥群臣阻挠封事，以致石星束手束脚，不得主政。震怒之下，以胡言乱语的罪名，将御史郭实等人追削封赠，禠夺官职。
于是，胜利的天平开始向主和派倾斜，主战派联盟土崩瓦解。
5.内藤如安入朝，孙矿走马上任
石星为了彻底扫清封贡道路上的障碍，上疏明神宗，极力陈述封贡的利害关系，以待圣意裁决。
石星认为，封贡日本，只不过给丰臣秀吉一个虚号，却可以达到保全朝鲜、修养明军的目的。封贡为虚，防范为实。要想切实防范日本人，就应该叫朝鲜自力更生，而不能纯粹依赖明朝的援助。同时，国内应致力于国防建设，在毗邻朝鲜的宽奠一带，增设副总兵一名，添加兵力，使之成为朝鲜的坚固后方。在山东、浙江、直隶、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应添建军事防御工事，增造兵器攻具，加强边防军队的日常训练，让他们每天都保持高度警惕。而蓟、保、宣、大、山西等各个军事重镇，担负着拱卫国都北京安全的重任，应各设预备部队三万人，以便发生突然事件时，可以及时救援。
石星还谏议，干脆把将刘给廷部撤回辽左，在鸭绿江筑起防线。同时谕令朝鲜，在天兵驻军之处恪遵勅旨，不得生事，并列兵阨险，等待釜山倭贼退尽后，收复各城，以图自固。
洋洋洒洒一千余字，最后说：“臣星之所自誓担当之死靡移者此耳，语曰：‘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惟皇上断在不疑，臣必不敢误国。”
石星提议虚封实防的策略，貌似可行，把朝鲜人摆在抗击日本的第一线，而国内则以防为主。但石星并未看透丰臣秀吉称霸亚洲的野心，对日本亡朝鲜、吞中国的险恶用心认识不足。让朝鲜人自防，无异于累卵挡石。一旦朝鲜覆没，明军无法立即驰援；而国内重兵警防，又会增加财政负担，使民力困顿，国家财乏。
但此时明神宗却作出错误的圣裁，放手让石星大干一场：“……卿受朕委托，但军国重务，既实见得是，一一主张，朕自当虚心听从……”
得到明神宗的全力支持后，石星下令经略顾养谦：给我认真研究一下倭情，使得封贡之请，不会变成一个虚套。
于是，顾养谦叫内藤如安去北京城，当面向明神宗乞求和谈、封贡之事。
三月二十四日，兵科都给事中吴文梓在北京朝阳门外宴请日本和使内藤如安。户科给事中卢明诹又上书追论李如松罪，而总督顾养谦则上言允许封贡日本之诸多利处。
日本和使内藤如安进入京城后，兵部以王公贵族的规格来款待他。石星竟然让神机营兵，夹道迎接内藤如安。
内藤如安由此愈加傲慢无礼，视朝廷如无物。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京城里横冲直撞，招摇过市，昂首挺胸，趾高气扬，甚至连马也不下就径直穿过宫阙大门。
大臣们为此愤愤不平，深以为耻。但是石星急于缔结和约，对此不发一言。
由是朝中言官对以石星为首的主和派越加痛恨，不再放过任何一次攻击的机会。主战派联盟瓦解后，他们就化整为零，继续战斗。到了最后，无论你是主和的还是主战的，只要有把柄被人抓在手中，立即成为众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