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一书，从这一节开宗明义，先把“利”字一棒打杀，再捧出“仁义”二字，真有当头棒喝的味道。
“孟子见梁惠王”，单单“梁惠王”这三个字就已经有些噱头了，要知道，搞明白“梁惠王”这三个字后面的故事，就能明白一些圣人们痛心疾首的所谓“礼崩乐坏”大概是怎么回事了。
梁惠王是魏国的诸侯王，因为魏国的国都叫做大梁，所以这里以“梁”指“魏”，这就好比我们现在会说“华盛顿的意见是……”用法是一样的。
在此之前的春秋时期，是没有魏国这个诸侯国的。当年统治魏国这片地盘的是强大的中原诸侯晋国，它主要的领地就是现在的山西，所以，现在的山西省还被我们简称为晋。在春秋末年，晋国发生了一件世界级的大事：成功应付过一次次外敌威胁的晋国居然被自己人从内部给搞垮了，韩、赵、魏三家权贵瓜分了自己的祖国晋国。从此，这个曾经威名赫赫的中原强国便不复存在，而在兼并战争中诸侯国越来越少的周朝土地上却多出了韩、赵、魏三个新的诸侯国。这段历史，称做“三家分晋”，后来的司马光就是以这件大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头的，更加重要的是，还以这件事情来作为历史断代上的标志——“三家分晋”以前算做春秋时期，以后算做战国时期。
晋国本是超级大国，就算被瓜分成三份了，这三份各自也都不弱，其中最强的当属魏国。而后，就如同人一旦发财通常都会牛一鼻子，暴发户魏国很快有人开始要称王称霸了。
说到这里，先得澄清一个概念：春秋战国时期的“称王称霸”和我们现代汉语里的“称王称霸”意思不大一样。现在我们用这个词通常都是虚指，可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时候，这个“王”和“霸”却都是实指。“王”指的是中央政府的头子，普天之下属他最大，每一任的周天子就是这个“王”，比如知名度比较高的周武王、周平王等等，天下诸侯都得听周天子的号令；而“霸”这个概念本来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打个比方来说，周天子和各个诸侯国的关系是摆在明面上的，是“白道”，而“霸”和各个诸侯国的关系却很像是“黑道”。所谓霸主，有点相当于若干个诸侯联盟推举出来的大哥大，或者说是武林盟主，我们熟悉的“春秋五霸”便都是这一号家伙。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要想混得好点，就得黑白两道都能吃得开才行。但是，如果做不到这点，非得得罪一头的话，忠告就是：宁得罪白道，千万别开罪黑道。
话说回来，如果“王”只能是指周天子的话，那么各个诸侯国的头子们都怎么称呼呢？答案有五个：公、侯、伯、子、男。这就是从高到低的五种爵位。比如，“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霸主只是他在江湖上的身份，他官方的身份就是“公”，是五等诸侯中最高的等级，而南方的楚国爵位就比较低，是子爵，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当时的史书里有说到“楚子”这个词的时候，千万别认为那是在说“楚国的小子”。
好，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孟子》一开篇就说孟子去见梁惠王，可是，这位梁惠王不过只是魏国的国君而已呀，充其量也就只能被叫做“梁惠公”或者“梁惠伯”什么的，怎么却叫做“梁惠王”呢？这个“王”字是从何论起的呢？
如果你有机会当面去问孟子这个问题，孟子说不定会被感动得老泪纵横，当即免费收你做研究生，还有大把奖学金给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表明了你是一位心地纯良、懂礼的好苗子，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里可真是凤毛麟角了啊。孟子在后文里会说到人生的三大乐趣，其中之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无疑，能问出这个问题的你应该正是孟子心目中的英才。
说到这里，旧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又来了：一个心地纯良的懂礼的人？讲文明、懂礼貌，五讲四美，这些不都是小孩子就知道的吗？有什么了不起吗？
这就又要澄清一个概念了，一个在现代社会被很多人误解很深的概念——“礼仪之邦”。常听到媒体上尤其是在对外国友人表态的时候会说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便是礼仪之邦”之类的话，或者有人在抨击一些没有公德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也常会痛心疾首地感慨着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如今怎么也会发生这种那种不讲文明礼貌的事情来，然后“唉”的一声。其实呢，大家都错了，“礼仪之邦”本是周朝初年那样的礼制社会，“礼”不是礼貌，而是政治，是孔孟这些儒家圣人无限缅怀又无限憧憬的一种政治制度，和我们现在所谓的讲文明、懂礼貌没什么关系的。
礼制的内容很多，“五经”当中专门有部《礼经》，又有所谓“周礼三千”的说法，要找个简明的表述呢，我觉得宋代的理学大师周敦颐在《通书》里的一句话很值得拿来看看：“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所以，这个“礼”主要是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如果用比较近的情况来理解的话，可以说，礼制大约相当于我们现代所谓的“官本位”之说，一个社会里的人被划分成了很多阶层，而针对每个阶层都有特定的一些要求，包括了衣食住行、公私事务等等，每个人都被要求安于自己所在的阶层，不能乱。比如，局级干部被规定出门可以乘坐桑塔纳，车前面有四辆摩托开道，住房面积不能超过一百平方米，等等；部级干部出门用车是奥迪，车前面有八辆摩托开道，住房面积不能超过二百平方米，等等……所以呢，如果你是个局级干部，住的是一百平方米的房子，出门坐的是桑塔纳，前面有四辆摩托开道，那你就是一个“守礼”的人，可你要是住房面积达到一百五十平方米了，或者你出门坐的车居然是豪华奔驰，还有五十辆摩托开道，那我们就可以批评你“不守礼”或者“不懂礼”了。
继续顺着周敦颐的“礼”和“理”来看，其中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本是孔子的话，意思是说名分很重要，人要做自己的名分上、等级上该做的事。后代的儒家大师们对这些东西简直讲究到了苛刻的地步，就说梁惠王的这个“王”吧，朱熹就很是看不顺眼。朱熹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意见大了，说你司马光记载战国诸侯的时候怎么能不按照他们实际的爵位来称呼呢？噢，人家僭越称王，你记录的时候就也说某某王，也不给读者解释清楚了，这还讲不讲名分了，还讲不讲“礼”（理）了？好小子，反了你了不成！结果，朱熹身体力行，把《资治通鉴》按照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重新编排了一回。《资治通鉴》里好像没有提过梁惠王的事情，不然的话，按照魏国被周天子分封的实际爵位，应该是写做侯爵的。我们现在看朱熹的《四书集注》，他就在注释里提醒读者：大家注意了啊，这个梁惠王是僭越称王的！
当然，这只是择其大略来说，礼的内容实在烦琐极了，还有什么葬礼用什么规模、衣服上绣什么图案、室内装修的标准、听什么音乐、看什么舞蹈，等等，但就是和讲文明、懂礼貌关系不大。
儒家圣人们认为，要想让国家安定团结，先王们赖以治国的礼制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下，所有人都各安其位、安分守己，这有多好啊！是呀，如果我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位高等贵族，我一定会举双手支持这样一个礼仪之邦的。
但是，在孟子的时代里，社会早就乱掉了，这情况有些类似官本位的社会受到了市场经济冲击时的样子，原本在等级体系最下端的人也有机会暴发一笔横财，然后牛气冲冲地买下一栋一万平方米带花园和游泳池的别墅，早餐是由二百多位厨师按国宴标准做的，出门开一辆阿斯顿·马丁，名片上印着CEO（首席执行官）之类的头衔，头衔后面还带个括号，注明：相当于×××级。这样的情况才正是古人所谓的“礼崩乐坏”，而不是公共汽车上没人给孕妇让座之类的什么。
面对着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作为中央一把手的周天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要重振雄风发号施令吧，可在那些大国诸侯看来，你把自己当棵葱，但没人拿你炝锅呀。什么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大国诸侯们早不稀罕了，现在，他们之中也有人想要在自己的名片上做做手脚了——我们的圈子终于兜回来了，梁惠王称王了。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写着“魏王”。梁惠王得意扬扬：哈哈，老子现在也是王了，和你周天子平起平坐了！
其实，最早称王的倒还不是梁惠王，而是前面提到的“楚子”，“春秋五霸”里不是有个楚庄王吗，就是“王”。楚国人早对自己的子爵低人一等而愤愤不平了，再加上当时的楚国地处南方，相对于中原诸侯来讲，文明程度比较低，不太招中原诸侯的待见，这一气上加气，反正天高天子远（这时候还没有皇帝呢），就干脆称王了。但是，当时的楚国在中原诸侯的印象中毕竟算是荒蛮之地，隔阂是比较大的，所以，真正在各国之间有影响力的称王行动还得要算是梁惠王这次。那么，“梁惠王”这三个字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时候，社会已经乱了，用文言文来说，就是“礼崩乐坏”了。
从称王一事看得出来，梁惠王虽然从坏了说是骄傲自大，可从好了说也算是雄心勃勃，他为了国家的发展，把首都从原先的安邑迁到了更具发展潜力的大梁，所以《孟子》这部书里才称他作梁惠王。他要是不迁都的话，说不定就该被叫成安惠王了。顺便提一下，这个大梁就是现在很著名的古都开封。河南人可以自豪地说：“《孟子》一开篇，说的就是我们河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