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美国的媒体，每年都充斥了沃尔玛的负面新闻：克扣小时工的工薪，不让职工组织工会，歧视妇女（目前有关诉讼已经到了最高法院）..在民主党选民中，沃尔玛可谓是“人民公敌”。2008年总统大选时，希拉里因为早年在沃尔玛工作过，哪怕没有任何过失，也被奥巴马拎出来在预选辩论中猛攻。可见，民主党人和沃尔玛有点正常的工作关系，也可能成为一个政治污点。另一方面，面对种种左翼的攻击和法庭上的官司，沃尔玛则逆风而上，生意兴隆。沃尔玛的看法，属于典型的共和党模式：我们遵行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则，惹恼了自由派把持的媒体，但是有“沉默的大多数”支持。确实，布什2000年上台，就说明共和党从代表大企业利益的华尔街精英党变成了草根党。南部受教育不高的白人劳动阶层成为其社会基础。这些人直来直去，开着SUV或小型货车，喜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购买大包装的廉价商品，懒得像知识分子那样神经兮兮地想别的事情。纽约、新英格兰地区比较复杂、富裕的消费者觉得这些大老粗没品位，沃尔玛才不在乎呢。生意就是生意，赚钱是个硬道理。反正靠这些草民已经建立了最大的销售王国，谁在乎你们有知识的人说三道四？也难怪，沃尔玛的老总李·斯科特（H. Lee Scott Jr.）4年前在谈起进军纽约失败时不屑一顾地说：
“我们才不在乎到那里开店呢。”这大致反映了沃尔玛绕开自由派主宰的城市市场、立足保守倾向的郊区的大战略。
政治先行的沃尔玛扩张
但是，在当今的竞争中，像沃尔玛这种单纯地守住保守派地盘而自鸣得意的战略，很可能会导致企业的衰落。沃尔玛在南部、中西部蓬勃发展，大老粗的市场已经饱和，发展前景告危。看看沃尔玛的股值就知道，沃尔玛股票的价格，从20世纪70年代的不到20美分上升到1999年的69美元以上，一直保持着大步、稳定上升的势头，标志着沃尔玛的不断扩张。但自此以后就陷入了停滞，现在维持在五十几美元的水平。股值如此不给力，让投资人大为不满。这就逼着沃尔玛开辟新战场，攻占最有购买力的先进地区。
沃尔玛主管政府关系的副总裁戴思理（Leslie Dach）宣称，沃尔玛近年来在温和派选民中茁壮成长。为此，沃尔玛针对媒体的攻击以“实际行动”进行了长年的准备：给职工（包括小时工）医保和退休计划，免费送职工上大学，同时还开展了一系列绿色运动：优化经营中的能耗、说服制造商缩小洗衣剂的包装以减少浪费、说服农民停止使用杀虫剂，等等，全是按照自由派的理念行事，以提高公关形象。仅仅为了在芝加哥扩张，2010年上半年沃尔玛就投资280万美元的广告费。纽约更是个攻坚战。为了攻占纽约市场，沃尔玛雇佣了市长布隆伯格的前竞选总部主任，以及为克林顿夫妇、杜卡基斯、克里效力的民主党王牌战略家，并宣称71%的纽约市民支持沃尔玛前来落户（独立民调则显示57%的纽约选民认为应该容许沃尔沃进驻）。为沃尔玛在纽约开路的先锋自然是广告：“既然你用不着让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治内线人士批准你看什么电视，那么你为什么要让他们决定你去哪里购物？”
可见，沃尔玛对纽约已经发起了全线围攻。而攻击的重点，不是商业而是政治。论者指出，沃尔玛这一战役，看上去完全像是场选举，而并非商业促销。道理很简单：在美国，你并非想去哪里开店就去哪里开店，要到当地政府申请，通过审批才能有进行商业竞争的资格。所以，沃尔玛一方面攻击纽约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治内线人物”阻止自己参与竞争，一方面大肆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治内线人物”招兵买马。
沃尔玛深信，如今的形势和4年前进军纽约失败时已经大不相同。如今沃尔玛已经给职工提供了医保、退休计划、教育机会。经济衰退中的失业率，也对沃尔玛有利。毕竟，沃尔玛是全美最大的雇主，进而能在广告中对于反对自己的地方政治家和零售业人士主动进攻：“他们才不管沃尔玛能够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而你又是多么需要这些机会呢！”沃尔玛人士不停地指出，虽然媒体一再攻击沃尔玛违反劳动条例剥削职工，但在纽约州，你找不出沃尔玛在这方面犯规的一条案例。总之，沃尔玛是社区内的好公民，有资格获得给大家服务的机会。
零售中的“大号文化”和“小号文化”
沃尔玛全线围攻纽约，结果如何呢？《纽约时报》耐人寻味地报道，沃尔玛的全线总攻还没有看到结果，其竞争对手已经捷足先登。大部分美国人所不知道的德国零售巨头阿尔迪（Aldi），不费一枪一弹就在纽约立足。这两家的商业战，向我们展示了零售业的另一个方向：立足乡村的“大盒子”巨头在和插身于拥挤的都市间的小巧店的竞争中，常常面临着“减肥”的挑战。
全球化本是沃尔玛的王牌。在中国和英国，沃尔玛都进行了成功的扩张。但是，沃尔玛在日本表现平平；在韩国则彻底失败，乃至2006年把16个分店全部卖掉。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还是沃尔玛在德国的表现。沃尔玛1997年进军德国，仅抢占了2%的市场份额，阿尔迪则独霸19%，逼得沃尔玛2006年从德国撤出。现在阿尔迪咄咄逼人，杀到美国市场，近年来在美国的分店从25个猛然扩张到250个，并计划在2011年—2012年间再加80个点，瞄准的正是沃尔玛锁定的低端市场。
在这里，沃尔玛碰到了自己真正的对手。2009年，阿尔迪是排名世界第九的零售巨头，主要以销售食品为主，配以卫生纸、洗涤剂等日用品。阿尔迪的原则，和沃尔玛形成了鲜明对照，强调的不是大，而是小，进而得以在拥挤的都市见缝插针。阿尔迪在纽约的一个分店，营业面积仅仅17500平方英尺，仅相当于沃尔玛分店平均营业面积的16%（尽管沃尔玛也宣称其在纽约的分店将大大瘦身）。一般的超市，销售两三万种商品，大型的可以销售10万种商品。阿尔迪的店则一般仅有1500种商品。其原则是选择大家日用的必需品，而且每件商品大多是一个牌子，即名不见经传的本店“土牌子”。另外，阿尔迪坚持不做广告的原则。
这一战略的结果是低价。这恰恰是沃尔玛的传统优势。阿尔迪夸口说，在省掉名牌和广告费用后，自己的价格比沃尔玛的便宜幅度可达45%，独立的分析家则估算为20%。也许阿尔迪的货物没有那么花哨丰富，但你日常必需的东西在这里找得到，而且分店就见缝插针坐落在家门口。其小规模就像欧洲的袖珍车一样，在拥挤的都市游刃有余。
无广告战略也许成了阿尔迪最大的一个优势，这也和其都市战略有关。与乡村、郊区不同，都市人口密集。什么店好，大家不必看电视或报纸上的广告，消费者在面对面的互动中口口相传。只要阿尔迪严守住低价的战略，假以时日，声望即可迅速增长，不战而屈人之兵。分析家指出，虽然阿尔迪和沃尔玛一样是零售巨无霸，一样没有工会，但阿尔迪一声不吭，把省下的广告费用来降低价格，小店面低调进入都市，仿佛是搬进来一家邻居，纽约找不到反对阿尔迪的理由。沃尔玛已经被媒体塑造为恶霸，其铺天盖地的广告攻势，更给反对者一个“狼来了”的信息。所以，纽约地方零售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全是谈沃尔玛色变，反而忘了阿尔迪正在偷吃自己的午餐。可见，沃尔玛即使过了政治关，在商业竞争上也不得不在本土面对阿尔迪而打逆风球了。
在这个意义上，沃尔玛面临的危机，和美国的SUV面临的危机非常类似。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近年来都市文化大盛，从超市到汽车，袖珍型成为流行的尺寸。即使在纽约竞争，“苗条”惯了的阿尔迪，比起突然要恶性减肥的沃尔玛还是有经验、技能上的优势。在这方面，人口拥挤的中国反而受以沃尔玛、SUV、甚至悍马为代表的“大号文化”影响。面临变幻的世界潮流和商业文化，沃尔玛的这段故事，也许值得中国企业界在设计未来战略时参照。
芬兰问题，美国问题，与中国问题
旅居纽约的芬兰专栏作家安笯·帕坦嫩（Anu Partanen）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她在芬兰的许多朋友纷纷求助，希望移居美国，为此要到她小小的公寓中借住。理由是：芬兰变天了！
一个小小公寓，即使是借住，也容纳不下几个人。这位作家叙述的，显然不是芬兰移民潮，而是她一些志同道合的自由派人士对芬兰当下政治变化的幻灭—幻灭到要到美国来生活！要知道，美国的自由派，到了欧洲经常发现自己其实很保守。欧洲的保守派，到了美国发现自己其实属于自由派阵营。因为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属于极右，欧洲属于极左。极右中的左派其实并不那么左，极左中的右派也并不那么右。如果像芬兰这种极左之国的左派也宁愿到美国这样一个极右的国度来生活，可想而知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是多么失望了。
何以至此？那是因为芬兰政治的戏剧性的变化。在不久前举行的大选中，真芬党（The True Finns）异军突起，获得了39个议席，成为仅次于国家联盟（44议席）和社会民主党（42议席）的第三大党。这个党1995年才成立，以一个议席开张，2003年选举夺三席，2005年又夺两席，不过五席而已，在政治上难掀大浪。但是，这次不仅成为第三大党，而且议席数和前两大党相差无几。芬兰的政治格局由此大变。
真芬党被称为芬兰的“茶党”，属于民粹派的政治力量。其核心纲领是限制移民，强调芬兰的民族认同，相当排外，并且对欧盟保持戒心。根据芬兰的政治制度，国家的重大政策必须经议会批准。而欧盟的重大决定，又必须经所有成员国一致通过。所以真芬党的动作就不仅仅是一个小国的事情，而可能有全欧的影响。最近为了对付葡萄牙国债危机，欧盟推出了78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而真芬党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救助。如果真芬党致使国会否决这一计划，芬兰就不能参与。欧盟的计划，也会因这一票否决而瓦解。所以，真芬党可能颠覆这一计划。甚至可能威胁到欧盟乃至欧元的生存。
幸运的是，芬兰的头两大党达成协议支持欧盟计划，这一危机暂时化解。但是，真芬党的威胁挥之不去。这次真芬党拒绝支持，并为此退出联合政府，是要成为最大的反对党。在欧洲式的民主中，最大反对党说上台就上台，天随时可以变。如果真芬党上台，拒绝和欧盟合作，那么芬兰乃至欧洲将会是一番什么情形呢？说真芬党突然创造了“芬兰问题”，一点也不夸张。
这里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欧洲政治，而涉及民主社会的利益和共识的形成问题。要知道，民主社会的大政方针是选民投票决定，最后必须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这并不一定就能创造出政治和谐。比如，51%的人赞同的事情49%的人殊死反对，民主就遇到危机，甚至大家可以兵戎相见。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一例。哪怕10%的人一直反对大多数人的政策，也会引发不小的危机。这就需要妥协，创造共识。民主绝非多数人说了算那么简单。
芬兰是典型的北欧福利国家，和美国那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各在两个极端。但是，这两个极端，其实都遵循着某种共同的逻辑。安笯 ·帕坦嫩这次感慨地说，她和她的芬兰朋友，一向激烈地批评美国，说美国人是如此吝啬，不肯分享财富，不肯拿出钱来救助自己的邻居，乃至这个世界最富的国家还没有全民医保。但是，如今芬兰人面临着是否要救助葡萄牙的问题，许多芬兰人不是同样吝啬起来了吗？
《经济学人》曾经指出，社会福利是否优厚，主要并非什么左右派意识形态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不同种族、文化、宗教信仰的人之间是否愿意互相信任、互相分享财富、互相救助的问题。同文同种容易使社会慷慨。多元化则让大家死守自己的钱袋。比如，阿拉斯加是绝对共和党的州，政治保守不下于南方。但其社会福利比大多数自由派的州都慷慨。秘密在于该州几乎都是白人，大家愿意多拿出点钱来共享。
北欧的福利国家，一直在种族上比较单一，规模也较小。大家自然对邻居慷慨。美国的规模是欧盟的两倍，而且宗族文化多元。麻省和得克萨斯州的区别，和北欧与葡萄牙的区别可以相提并论。在许多芬兰人看来，我们克勤克俭挣出的财富，怎么能随便拿去为习惯于大手大脚花钱的葡萄牙或希腊买单？左翼的自由派到这时也不会那么大方。这也解释了真芬党的崛起。
看看真芬党就知道。真芬党主张维护芬兰的民族认同，反移民，但同时支持福利国家，许多支持者是从左派选民那里争取过来的。这和美国誓死反对扩大联邦政府、反对慷慨的社会福利的“茶党”大异其趣。简单地说，真芬党希望在维持种族和文化单一纯净的基础上，继续让全社会分享财富。而全球化使芬兰这样僻静单纯的社会也多元化起来，欧盟的成立更逼着芬兰人为“另类”种族或人群承担义务，这就造成了真芬党所代表的本土文化主义的崛起。这种“芬兰问题”，也不限于芬兰，而遍及欧洲的许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