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这个武兰珍似乎根本没进过教堂，纯粹是顺嘴乱咬，张光藻无奈，只好先回去了。想不到他刚走不久，围观的百姓和教堂里的教民起了口角，争执起来，紧接着就动了手。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和秘书西蒙去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让他派洋枪队镇压百姓，崇厚不肯，丰大业掏出手枪在三口通商衙门大堂上开了两枪，所幸只是恫吓倒没伤人，把崇厚吓得躲了起来。丰大业和西蒙离开三口通商衙门，回来的路上正碰到在教堂外维持秩序的天津知县刘杰，两人争执起来，丰大业竟又向刘杰开枪，结果误伤了刘杰的家人。此举立刻引发民愤，当场把丰大业和西蒙打死，接着火烧望海楼教堂和育婴堂，焚毁法国领事馆，打死神父、修女多人，还有几个过路的洋人也莫名其妙地送了命。
听了这些，李鸿章摇头叹息。
教堂里的人吃人心肝，挖人眼珠，哪会有这样的事？不但李鸿章不信，恐怕稍有些知识、有些理性的人都不会相信。
这里却有一个问题了。难道那围攻教堂、打杀洋人和教徒的数以千百计的中国人全都毫无知识、毫无理性吗？
当然不是。其实这个怪现象一句话就说得穿。
这些谣言有两个出处，一是果真从那些最没有知识、没有理性的人嘴里说出来——这样的人确实不多，但绝不是没有；二是从那些有文化、认得字、读过书的人嘴里刻意编造出来的——但不管谣言从何而来，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谣言得到了统治阶层的认可和默许。
朝廷默认这些谣言，地方官吏默认这些谣言，街坊里、乡村中的读书人也默认甚至明认这些谣言。上上下下都这样做，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煽动起百姓对洋人的仇视和厌憎，以此对抗外来文化的强力渗透。
应该说为了阻止外来文化的入侵而进行这一类的煽动和欺骗，本身并非毫无道理。可是造谣者却偏偏忘了一个成语：饮鸩止渴。
谎言的副作用是极大的，大到整个民族都意想不到，承受不起。
正是这从清廷最高统治者到地方上的知识分子上下串通一气的造假，使得当时的老百姓无端端地仇视洋人，仇视一切来自西方的科技和知识，结果其后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始终得不到全国民众的广泛支持，一切努力都以失败收场。同时这些造假和谣言也意外地抹黑了大清统治者自己，以至过了一百年，还有很多关于他们“迷信、愚昧”的丑闻、笑柄在民间流传。
眼下这些针对洋人的恶意的谣言几乎把整个民族都催眠了，其结果是，大清帝国自己封闭了与世界交流融合的道路，在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整个国家都因为背着谎言的包袱而变得举步维艰。
李鸿章登门来拜的时候，曾国藩已经能起得了床了。
这倒不全是因为那两个洋大夫有手段，因为曾国藩原本就是急出来的心病，丁日昌来后劝了几句暖心窝子的话，又接了他的担子，曾国藩心里略宽，这病就渐渐好起来了。现在李鸿章赶到，又带来九千淮军劲旅拱卫京畿，曾国藩心里更宽慰了，病情也有了起色。两人说起眼下的教案，李鸿章立刻表了态。
此事皆因谣言而起，诱拐孩童、剜眼、剖心之说纯属讹传，却在民间一倡百和，闹成大事，府县官员临机处置不当也有过错。那个武兰珍的话信不得，王三儿虽已拿获，也无确供。虽然法国领事丰大业曾闯入三口通商衙门闹事，连开两枪，毕竟不曾伤人，其后开枪打伤知县的家人，也是他一人的过错，如果百姓只打死他一人还说得过去，可当时群情汹汹，不但打死了丰大业，还杀了教士和修女，连带过路的洋人也被祸及，这么一来过失就在大清国身上，这是无可推卸的。
但话说回来，这也是因为崇厚等人平时媚洋过度，官府一味纵容洋人，压制百姓，民怨日深，才酿成今日之祸。却不知道洋人性情暴烈骄矜，是不能纵着的，该争时就要力争，否则你退一步他进两步，最终无法了局。现在李鸿章代表朝廷跟洋人谈判，该认错的要认错，可对方如果借机讹诈，想在中国划据土地作为通商口岸，或者提出的赔偿数额太大，则绝不答应，他们要是提出让大清的府、县官员为丰大业等人偿命，更不能答应。在这些事上要力争到底，法国人若以战争威胁，中国也当不惜一战。
这几句话让曾国藩十分满意，脸上也有了笑容。又问起洋人骄横霸道，李鸿章和他们谈判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就此，李鸿章答道：“对付这帮洋人，既不能失了原则，也不能轻易决裂，所以该硬的时候就硬，不行了就打打‘痞子腔’。”
这句话曾国藩可不爱听了，皱起眉头教训道：“怎么可以打痞子腔？我早就对你说过，待人处世唯重一个‘诚’字！”在恩师面前李鸿章也不好争执，只得连说了几个“是”。
其实李鸿章嘴里说的“痞子腔”，按时下的话说就是“外交辞令”。
在李鸿章之前，大清国还没有出过一位“新式”外交家。两百年间和外人打交道，往往不是“朝贡封赏”，就是“城下之盟”，直到鸦片战争和洋人谈判的时候还是这样，明明让人家逼着订了城下之盟，还死嘴硬，说是什么“封赏”。要说晚清真正地“办外交”，当自李鸿章始。
自到上海以来，几年中李鸿章见识过成堆的洋人，和他们斗过无数的心眼儿，早磨炼成了一个外事行家，这些是曾国藩所不能比的。可李鸿章是个办事的人，不是解字填词的文博士，不可能凭空造出“外交辞令”这个词来，但“痞子腔”三个字意思却是一样的。
外交是政治和军事的延续，在这里，恫吓威逼、虚言大话司空见惯，像曾国藩所说以一个“诚”字待人，在外交场合是吃不开的。
但对外交涉的成败最终不是靠拍桌子瞪眼、耍嘴皮，而是取决于当时世界的格局态势，以及各国综合国力的强弱。就眼下这场天津教案来说，中国方面亏了理，和法国相比，中国的国力又远远不及，原本是处在下风的，但欧洲政局的动荡却意外地帮了大清帝国的忙。
就在天津教案发生后不久，在欧洲大陆上，法国和普鲁士开战了。这么一来法国人再也无力顾及在东方的利益，于是天津教案的了结比想象中容易得多，因为本案中最大的“苦主”法国并未借故大闹，至少闹的程度比预计的要轻得多。占据中国通商口岸和赔偿百万银两的要求都没有提及，最后连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杀头的要求也收回去了。
最终，李鸿章遵旨将教案人犯十六名处决，二十一人流放，张光藻、刘杰发往黑龙江效力。又赔偿白银二十一万两，用于修葺教堂，抚恤银二十五万两，其后清廷又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去法国谢罪，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就此画上了句号。
3.落花流水的“怪胎”
教案结了，曾国藩也即将离开天津到江南当他的两江总督去了。
这天，李鸿章又被曾国藩请过府来。一进门李鸿章就愣住了。
曾国藩身边坐着一个人，中等身材，宽脸庞高额头，浓眉大眼长得挺精神，可这一身打扮着实奇特：头上戴着高顶礼帽，穿一件黑色燕尾西装，黑西裤，打着一条领带，脚上一双皮鞋擦得锃亮，脑后照样拖着条辫子。
此时在天津像这样打扮的中国人偶尔也能见到，但这个人却坐在曾国藩身边，就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见李鸿章进来，这年轻人起身向李鸿章躹了个躬，那样子怎么看都像个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