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士兵曾把日本妇女护送到仁川，伊藤博文也不得不承认实有此事，但仍然咬定中国人到日本人家抢劫。
其后的几天，伊藤博文再也拿不出什么新东西来，只能把“日本兵开进朝鲜王宫是朝鲜国王手书招请、竹添接到中国方面的信未及拆看清兵就攻进王宫、清军率先开枪引发冲突、清军抢劫伤害日本商民”这四条颠来倒去地说个不停，可是四条内容都不占理，李鸿章每次都能顺顺当当地一一将其驳倒。
眼看反复争执毫无结果，伊藤博文终于拍案而起：“阁下，看来我们之间的分歧太严重，已经没有必要继续谈下去了！”
和年轻的伊藤不同，李鸿章并没有像根弹簧一样跳起来：“此次朝鲜事件中国方面毫无过错，所有过错都在你们的驻朝鲜公使竹添身上，也就是在你们日本方面。如果因为这个导致谈判破裂，那咱们就准备开战吧。”说着冷冰冰地看着伊藤博文，伊藤博文也用他可能做出的最凶狠的目光回瞪着李鸿章。
这两道目光是两人之间最终的较量，好像两个力士赤膊而出扭打在一起。但只一个照面，伊藤博文已经败下阵来。
此时开战，不管在朝鲜还是别的地方日本人都不是清军的对手。所以在谈判桌上伊藤博文也不是李鸿章的对手。
在后面的谈判中伊藤博文变得温和了——或者说，老实多了。
伊藤博文被驯服了，谈判也就变得顺利起来。连伊藤自己也表露出对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的不满，认为他恃才傲物，任意妄为，“无缘无故”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关系。不管这是伊藤的本意，还是只为奉承李鸿章，总之伊藤博文是准备做出些让步了。
外交圈是个很奇异的地方。这些外交官们为了国家利益在谈判桌上可以毫不客气地互相把对方往死里整，可离开谈判桌却又能立刻坐在一起喝酒吃饭，说说笑笑，甚至成为至近的好朋友。因为外交事务中更多的是交流、合作、互惠，饿虎扑食一样的争吵并不多见。所以外交家首先必须是个很会交朋友的人，而不是个拧眉瞪眼的凶神恶煞。
李鸿章就是这样的人。在谈判桌上他从不轻易妥协，平时却是个聪明机智、温和慈祥、不卑不亢又有幽默感的老人，和他接触过的外国人都对他十分尊敬，很多人在私下里都成了李鸿章的朋友。其中就包括伊藤博文。
三月四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共有三条：一、中日在朝军队四个月内全部撤回国内；二、中日两国嗣后均不派人在朝鲜训练军队 ；三、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这是一份温和的条约。因为日本在军事和外交两个方面都没能占到一丝便宜，而大清朝廷此时正集中全力应付来自法国方面的挑战，无暇旁顾，所以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
在那场发生在朝鲜王宫里的军事较量中，大清国取得了胜利。不但扶植朝鲜高宗李熙重新坐稳了王位，而且当时在朝鲜国内掌权的闵妃集团在此前一度亲日，现在却依靠清廷的力量赶走了大院君，又平定了日本人策动的内乱，所以闵妃也从亲日转为亲华了。
这样一来中国在朝鲜的政治影响更加稳定，与朝鲜政府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从这方面来看，条约中规定中国和日本军队同时撤出朝鲜，其时占上风的仍是中国。
条约中的第三条是争议最大的。它的本意是为清军预留后手，万一朝鲜又在日本挑动下发生类似此次的动乱，则中国仍可派兵入朝。
当然，按照这一条所规定的内容，一旦朝鲜国内有“重大事件”发生，日本也有权向朝鲜派兵，这样一来实际上给日本侵略朝鲜留出了一个空间。但是有一点必须看到，在条约签订的那一刻，中国在朝鲜的政治影响远比日本稳定和强大得多，所以中国拥有派兵进入朝鲜平乱的权力，也比日本拥有同样权力要重要和切实得多。
再说，如果有一天日本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但可以侵略朝鲜，而且能够压倒中国，那时就算没有这些条约，它们也一样会发动侵略战争。
不要忘了，外交，只是政治、军事和综合国力较量之后的一个小小总结。条约，在强国眼里，只是一张用得着时拿来拍在桌子上骂人、用不着时可以撕碎的纸片罢了。
2.败也黑锅，胜也黑锅
和日本签约之后又过了二十多天，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二十七日，《中法新约》在天津签订，一共十款。主要内容是：法国不侵犯云南、广西边界；中国不过问法国和越南已经签订与尚未签订的各项条约；中法两国派员勘定中越边界，并商定陆路通商章程，在保胜、谅山通商，允许法国商人在此居住，允许法国在此开设领事馆；法国货物进入中国云南、广西边界时可以得到减税的优待；日后中国拟造铁路时要与法国商办，但不得视此条约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条约签订后，法国军队立刻退出台湾、澎湖。
这份条约是清廷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国公使巴德诺签订的，实际上李鸿章这个“全权”大臣却一点也做不了主。
慈禧太后是个天生的权谋家，可另一方面她又是个没什么见识的“家庭妇女”。对军事、外交、工厂、铁路、枪炮、机器这些东西，这个女人既无缘接触又很不在行，所以常在这些问题上犯错误。中法开战之后，眼看着福建水师覆没，台湾被围，清军又在越南惨败，慈禧太后慌了神儿，又看到李鸿章在打了败仗以后反而日趋强硬，更让这个女人觉得不能理解，也渐生不满，于是把谈判的权力收了上去，不肯再让李鸿章做主，反而相信总税务司赫德的话，大主意全由他拿，让这个英国佬儿牵着鼻子走。
赫德是什么人？
赫德是英国人，一个英国特务！为了英国的利益，他希望这场战争尽早结束，因为战争会影响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他希望法国从战争中捞取的油水越少越好，因为“油水”一共就那么多，法国人捞的多了，英国能捞到的就少了；他更希望中国不要大获全胜，因为中国大获全胜，民心振奋，从此自立图强，外国人想控制中国、压榨中国就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赫德在中法之间来回穿梭，拼命劝两边各自妥协。此时法国深陷战争泥潭正急于抽身，于是就坡下驴，答应赫德，只要得到越南的国土和在中国云南、广西通商的权力，就可以停战撤军。
另一边，慈禧太后早被一连串的失利吓得心惊肉跳，听说法国愿意停战，条件只是要割占越南，立刻答应下来。
《中法新约》就这么被慈禧、赫德和法国人联手搞了出来。可代表大清国在条约文件上签字的却不是慈禧太后或满洲王公权贵，而是一个汉大臣——李鸿章。
当然，在这个条约上签字的人是要挨骂的。
看到《中法新约》的内容后，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立刻给李鸿章来电，指责他不该对法国让步过多，应该力争。李鸿章回电称：“这次议和条款始终由内宫主持，主意全由赫德来拿，虽然给了我全权，不过奉命画押罢了，你来电责问我为何不力争，似乎是对‘内情’所知不深。”
是的，大清朝廷做事每每如此。有露脸的事儿总是他们占先，到了丢人败兴的时候，这些大清的王公权贵们一个个就缩了回去，却把汉臣拿出来垫背，专往他们脑袋上扣屎盆子。
要说替大清权贵背黑锅，李鸿章无疑是黑锅之王。清末二三十年前前后后的黑锅，他一个人背了一多半。
在这份条约里，相对于中国两年来的苦战、惨重的损失和取得的胜利，赔给法国人的利益确实多了些。但中国毕竟没有向法国割一寸地、赔一两银。由此，一场由法国挑起的针对中国本土的侵略战争以侵略者的失败告终。法国人肮脏的爪子从台湾、从广西、从中国沿海的每一处港湾、城镇缩了回去。
可是这份条约实际上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占领，中国的又一个藩属沦为了列强的殖民地。时人称之为“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这十二个字说得有趣，但对于它的理解，却不能简单论之。
首先，“不败”两个字用得好。在这场战争中，不管在台湾、广西、浙江沿海每个战场上清军都顶住了法国人的攻势，甚至在马江之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后，清军也在陆上成功地击退了法军对马尾船厂的进攻。虽然这些胜利都是局部的、被动的、艰难的，但我们确实坚持到了最后，终于不败。
可是法国人从万里之外杀来，从广西、从台湾、从浙江沿海向中国发起进攻，而中国只能被动地依托本土打保卫战，却碰不到法国本土的一根毫毛。在这样一场完全被动防御的战争中，大清国根本不可能“战胜”，仅仅是“不败”而已。
其次，中法战争到底是什么性质？
从法国出兵数量和战争的规模来看，这场战争分明就是“第三次鸦片战争”，是法国以越南问题为借口，针对中国本土的一场大规模殖民侵略。可不知为什么这场战争却被很多国人看做是法国单纯地对越南入侵，而忽略了其对中国本土的企图。因为中国人自己把这场战争的性质改变了，结果清军成功击退法国殖民军的胜利及其意义也都被缩小、甚至抹去了。于是本来“不败”，却被国人自己视之为“败”。
为什么我们在评论这段历史时会自动改变战争的性质？大概是因为在《中法新约》中主要谈的是越南问题，结果把国人的注意力从本国引向了越南。另一个原因则比较清楚，那就是有些人出于某种目的——比如要强调大清朝廷的“懦弱无能”，就在鸡蛋里挑骨头，故意这样说。
另一方面，法国人虽然被打退了，却仍然在谈判桌上捞到了不少好处，成了所谓的“不胜而胜”。
这个“胜”，是建立在法国这个欧洲强国两百年积累起来的强大国力上。而两百年来，中国毕竟是闭关锁国，虽然后来二十年时时进步，处处图强，可综合国力仍然不能与法国这个世界第一流的列强相比。
正是综合国力的差距反射到了谈判桌上，才使得法国人“不胜而胜”了。
3.忠奸人
法国佬儿已经被赶跑了，大家不妨坐下来，听两个题外的闲故事。
自从福建水师覆没之后，张佩纶这个曾经的清流第一干将有生以来头一回尝到了被世人唾骂的滋味。
法国舰队突袭福建水师后，张佩纶成了众矢之的，上自朝廷的御史，下到福建的地方官交相弹劾，士绅、百姓、读书人齐声咒骂，几乎要把这个“清流牛角”生吞活剥吃到肚子里去。一夜工夫，张佩纶的名声之臭竟然盖过了李中堂。
不久，朝廷派左宗棠到福建督师，命漕运总督杨昌浚接任闽浙总督。
左宗棠这位爷是什么脾气？那是瞪眼就宰人的脾气！
果然，左大帅到了福建，两眼一瞪，逮谁收拾谁。与马江之败有关的闽浙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船政大臣何如璋纷纷垮台。张佩纶本以为以左宗棠之威严刚烈，肯定要把他革职拿问，弄不好一刀砍了也有可能。到这时候他也已经无话可说，只能坐在家里等人来拿。
万万想不到左宗棠不但没来抓张佩纶，反而在朝廷面前说了他的好话，肯定了他在法国兵舰来攻时做的种种努力，以及尽力保全船政局的事实。同时李鸿章也上奏朝廷，声称“船厂可失，张学士不可失”，连慈禧太后也对这个忠直敢言的“牛角”起了保全之心，不但没有责罚，反而下旨让他署理船政大臣。
想不到不但未被治罪，反而升了官，张佩纶惭愧得抬不起头来，立刻上奏自劾，请求朝廷收回成命。清廷却下旨命他立刻上任，“不得借词推诿”。李鸿章又写信告诉他，李凤苞在德国购买了一批火炮和弹药，让他这个船政大臣立刻想办法把弹药运回国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把如此重要的事交给张佩纶来办，当然也是力促他赶紧就任船政大臣的意思。
要是挨骂受罚张佩纶反而觉得好受些，可这些热心的关爱倒叫他无地自容。咬着牙办完了手里的公事，立刻再次上奏自劾，恳求罢官治罪，灰溜溜地逃离福建，闭门谢客躲了起来。
问题是张佩纶平时在朝堂上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到这个时候，谁都要上来踢他一脚。最终朝廷也保不住他了，将其革职充军，发往察哈尔的察罕陀罗海。
三年后，光绪十四年（1888），张佩纶遣戍期满回到京城，李鸿章这个叔叔辈儿的人立刻出面为张佩纶安排差事。一开始想把他调进新成立的海军衙门，可是那位糊涂车子七王爷奕却死不答应。没办法，李鸿章又想让张佩纶去保定的莲池书院讲学，想不到书院的学生们一听说“臭狗屎”张佩纶要来，顿时一片哗然，全都蹦着高儿地骂街！
此时的张佩纶自卑得像只鸵鸟，脆弱得像片玻璃，见此情景，哪还敢去书院上班。没办法，李鸿章只好请张佩纶到自己幕府里掌管文书，不久，竟将自己最珍爱的掌上明珠——年方二十岁的小女儿李鞠耦嫁给了年已四十多岁，而且已经死过两位太太的张佩纶。
在李鸿章的左提右携下，张佩纶总算爬了起来。其后追随了李鸿章十年，为其出谋划策。甲午战败后，张佩纶跟着李中堂吃了瓜落儿，被赶出幕府，驱逐回乡，几年后又被招来陪李鸿章去北京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死后，朝廷还想用他，可张佩纶已经看出这个朝廷是什么玩意儿，所以坚辞不受，三年后病死南京。
巧的是，就在李鸿章加意扶持张佩纶的这一年，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十三日，曾经是淮军名将，却在中法之战中搞得声名狼藉的前任广西巡抚潘鼎新在原籍病故。听说此事，李鸿章于百忙之中亲笔写了一道奏折，请求将潘鼎新官复原职，并入祀淮军昭忠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