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八旗子弟，户部和各地官员也都想尽办法从海防经费里揩油。因为这笔钱是从各地关税厘金中提取的，所以地方官凡是能摸到关税厘金的，雁过拔毛，“贼不走空”，好容易银子到了北京，又被户部提走，再转一道手，等到真正发下来，只剩下定额的六成左右了。
就是这笔钱，还经常被户部挪用。只要全国哪里有灾，哪里有事，户部一时没钱，就拿海军经费来顶，挪走之后就不知何日归还了。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户部干脆以经费困难为由上奏，停止南洋、北洋水师购买舰、炮、器械，为期两年。对此李鸿章毫无办法。
大清国的户部衙门怎么这么厉害？
当然厉害了。
此时大清国财政部的部长正是光绪皇帝的御老师翁同龢！所以除了太后、皇上之外，谁也斗不过财政部。李鸿章也好，北洋水师也好，海军衙门也好，全都只能忍着。
可财政部为什么老是发疯一样克扣北洋水师的经费？
有一半是故意的。因为打击北洋水师，是翁中堂“争权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给皇帝争权柄，而借口是慈禧太后需要钱修园子……
确实，在这一堆乱七八糟的各类蛀虫之上，紫禁城里趴着一条举世无双的大肥虫子，她就是大清国慈禧皇太后叶赫那拉·杏贞。
从辅佐咸丰到辅佐同治，剿太平军、捻军，现在又辅佐光绪，打败洋人，终于成就了同光中兴的“盛世”，慈禧太后觉得自己功劳太大了，人也太辛苦太不容易了，应该好好享享福了。就继承了她那死鬼儿子同治皇帝的遗志，开始大修颐和园。
这一修可不得了，工程变成了无底洞，谁也不知道用了多少钱。粗算一下，颐和园工程大概花了一千万两银子，光从海军经费里挪借出来的银子前后加起来就有七百五十万两！其中从海军衙门挪走经费三百二十五万七千五百两，从南洋、北洋海防经费上弄走六十八万两，从海防捐上弄走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万两。这么搞的结果是，从光绪十四年（1888）后，北洋水师再没添过一艘战舰。
添不了舰，在旧舰上添几门炮也好呀。
光绪二十年（1894）二月，已经是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上奏请求在北洋水师的主力舰上增加大口径火炮和速射炮，总共添炮十八门，更换新式后膛炮三门，需要白银六十一万三千两，偏偏这笔钱怎么也筹不到。没办法，李鸿章再次上奏，请求先凑合着添十二门炮，用银三十五万四千两，可三十五万两也凑不出来……
船也添不了，炮也添不了，李鸿章只好命令北洋水师勤奋练兵，用汗水抵银子，过一天算一天吧。
除了国防之外，对一个国家来说最要紧的是教育，可在大清国的太平盛世里，教育也办不起来。
李鸿章早在同治二年（1863）就在上海搞了“外国语言文学学馆”，也早提过应该在科举之外另辟一条选官之途，更想按照西法办洋学堂，可是这些建议根本就没人搭理。早年派幼童去美国，结果半途而废，后来船政学堂学生又出洋深造，可也仅止于此。最大的突破就是光绪十三年（1887）李鸿章上了个折子，请求让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的学生、北京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的学生跟其他读书人一样参加科举，朝廷答应了。
在李鸿章来说，如果这些学生不能参加科举，那以后这些学堂学馆慢慢就招不到学生了。可现在让这些学生跟着读书的秀才一起考科举，到底算进步还是倒退呢？
以前李鸿章多次跟朝廷提过修铁路的事。可那时候外患太厉害，修铁路隐患很多，暂时不敢动手。对此李鸿章倒也理解，现在中法战争胜利了，大清国的脚跟站稳了，应该能修铁路了吧？
中法战争结束的当年，李鸿章从美国人手里买了一套铁路模型送给慈禧和光绪皇帝，两人看后都非常感兴趣。李鸿章一看上头“感兴趣”了，立刻下令开平矿务局的小铁路增修从胥各庄到阎庄的一段，六十多里很快就修起来，再和以前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连起来，前前后后上百里，成了唐山铁路。
有了这一段铁路，慈禧也没吭声。李鸿章赶紧去找七王爷商量修建从天津北塘到山海关的铁路。这位七爷狗屁不通，却很会看慈禧的脸色，立刻上奏，朝廷也很快答应。李鸿章又筹划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中国铁路公司”，在社会上公开招股。
很快，天津到唐山的铁路修成，全长二百六十里。李鸿章得寸进尺，又上奏把铁路连到通州。到通州，就到了北京门口了。
这时候保守派群起而攻。李鸿章一边跟他们对骂，一边购买火车头，准备大办铁路。同时刘铭传、张之洞这些想搞洋务的大臣也来帮着李鸿章和保守派对。
说实话，大清国修不修铁路，什么时候修，这和政治军事有关，和迷信关系不大。可是因为朝廷在前面撒了谎，弄得很“迷信”，所以保守派这帮人折腾得很凶，说的理由多和迷信有关，让人听了恶心。可慈禧太后心里跟明镜似的，经过一番考量，很快认同了修铁路是“自强要策”。
如此一来修铁路名正言顺了。
可问题是修铁路不但要上头批准，还得有银子。当时大清国虽然进入了“太平盛世”，口袋里仍然穷得叮当响，有多出来的银子还不够权贵们贪污挥霍呢，哪有钱办正事？好容易才决定每年筹款两百万两银子先修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后来因为沙俄进逼东北，又放下卢汉铁路改修关东铁路。可是阻力重重，事多如牛毛，修修停停，来回弄不出个模样来。最后朝廷决定暂停修路，把银子挪出来给慈禧太后办六十大寿的庆典……
铁路黄了，那几个大企业也够戗。
当年李鸿章亲手搞起来的最大的企业江南制造总局，这些年又造枪炮又造轮船，规模着实不小，造出来的东西却有问题。自从最早的一艘火轮船恬吉号下水后，这个局又先后造了操江、测海、威靖、海安、驭远、金瓯……可这些船式样太旧，水平太低，耗煤多、速度慢、装货少、成本高，造出的船真不如买外国现成的洋船便宜实惠，要不是有官府罩着，造船这块早就垮了。
确实，早有人出来骂街，比如内阁学士宋晋就说过江南制造总局造的船太差，还不如直接买洋船合算，主张停止造船，为这事李鸿章跟他大吵了一顿。
中国当然要自己造船，这样才能学技术，才能长进。可问题是过了好多年了，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技术并没有什么长进。不但造船方面没多少进步，造的枪炮也都陈旧过时，往往是新研制出一种武器刚投产——甚至还没投产，洋人又有了新玩意儿，咱这东西就过时了。
怎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厂里没有足够的技术人才，只能捡人家剩下的东西拿来仿制，你这边刚仿出来，人家又推出新东西了，这么个搞法中国的技术水平永远也赶不上别人。
那咱们为什么不自己搞发明创新呢？
既不派人留学，地方上也不办新式学堂，那些咬着牙进制造局办的学堂学习西洋科技的学生，在外头招老百姓的骂不算，闷头搞技术的，最多只能当个工匠头儿，没有前途。想做官的，必须回过头来考科举，可他们学的是西方玩意儿，考科举又考不过那些读圣贤书的秀才。这么个搞法，谁还愿意学西洋科技？
连个肯学的人都没有，何来人才？没有人才别说创新，能仿制个大概就已经不错了！
兵工企业是国家的，办好办坏全由国家包着，这还好说。另外还有几个官督商办的大企业呢？
也够戗！
官督商办，就是一切大事由官府做主，是好是坏官府说了算，用人、理财、管理的大权全在官府手里。这些大企业的主要经营范围是垄断的。轮船招商局承接着漕运和官方物资运输的特权，矿务局出的煤铁一则供应军工；二则又有低税的扶持，还怕它会亏本吗？
所以这些大企业经营得好，是官府脸上好看，不关商人的事；经营不好，一则赔不了什么；二来就算赔了，有官府扛着。在这样的企业里不管是官是商，谁不贪污谁是傻子。于是各自往企业里安插私人，互相联络，上下一心连贪带骗，大家一门心思捞钱自肥，你捞我也捞，捞到最后，这些企业账目混乱，漏洞百出，一个个全都半死不活。
在这方面李鸿章倒也想过办法。
早先那些大企业相对来说和老百姓的生活关系不大。所以李鸿章专门奏请办了一家上海机器织布局。
布匹是老百姓的日用品，所以这家机器织布局虽然仍是官督商办，却和其他企业不同。李鸿章希望它能更少些“官”而多些“商”，并以此带动民间的商业活动。
可惜事与愿违，这家机器织布局就因为更接近于民生，垄断味道淡了些，最终办黄了。
机器织布局刚办的时候由四川候补道彭汝琮主持。此人是个官身，满脑子“政绩”，一心要哗众取宠，干什么都贪大求好，跟洋人订购机器一买就是八百台，结果让洋人坑得一塌糊涂，织布局还没开张就已经倒闭了。
为了办好机器织布局，李鸿章找来一个广东商人郑观应。此人是广东香山人，精通英语，早年到上海，先在宝顺洋行做买办，后来成了著名的英商太古洋行买办。和唐廷枢一样，郑观应虽然做买办发了大财，却没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李鸿章请他，他就辞了太古洋行的差事一心来给中国人办事。
想不到郑观应接手机器织布局后，虽然绞尽脑汁剥离了以前的坏账，使织布局有了一线生机，可他毕竟是商，大事做不了主，账面上被人东挪西挪，不长时间又赔了个一塌糊涂。眼看已经无法收拾，织布局的官方主管龚寿图就诬陷郑观应贪污，告到李鸿章面前，李鸿章一怒之下让郑观应赔钱，弄得郑观应焦头烂额，只好赔了两万两银子一走了之。
后来李鸿章弄清了情况，又把郑观应找回来经营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官督商办企业里的一块大肥肉。因为担负漕运和官方物资转运，这个企业原本不应该亏损。可也正因为它是块肥肉，所以上上下下都在里面捞油水，任用私人，挪用资金，什么招儿都往里使，弄得招商局明赚暗亏，全靠吃官府的那点垄断生意活命。以前那个精干的总办唐廷枢又调到开平矿务局去了，接手的总办徐润挪出资金在上海炒房地产，结果房价暴跌，赔了个底儿掉。
眼瞅着轮船招商局要黄，李鸿章把郑观应找来了。郑观应倒不含糊，两年时间把个招商局弄得大有起色，于是李鸿章让他接任总办，可郑观应不接。
自从辞了洋行买办来给官家办事，郑观应是气也受了罪也受了，钱也赔了名也臭了。这回他来招商局帮忙，一是想帮着中国的企业渡过难关；二来也想向李鸿章证明自己的清白。现在事儿办完了，名声也洗清了，郑观应立刻卷铺盖走人，回老家写书做学问，不愿出来了。
郑观应走后，招商局的总办换上了盛宣怀。盛宣怀和李鸿章关系最近，此人财大气粗，能力也强，由他主事，招商局的账面总算干净了一些，来捞油水的人也少了，招商局这才慢慢缓过劲儿来。
大企业办成这个样子，那民间呢？
还是一潭死水，跟十几年前差不多。
因为制度没变，官还是大老爷，商还是赚蝇头小利的“贼”，官一瞪眼就能剥了商人的皮。所以有办法的商人宁可把钱投进洋行，跟洋人合伙赚中国人的钱，没那么大本事就小偷小摸做点小生意，赚了银子在院儿里挖个坑埋起来，当着外人绝不承认自己有钱。
至于买机器开工厂，那可不是开玩笑的。老百姓痛恨洋人，兼恨洋玩意儿，谁敢随便买洋机器开工厂，小心哪天让老百姓给砸喽！
这几个官督商办的大企业办成这样，民间工商业破落成这样，洋务运动搞成这样，那李鸿章干什么去了！
说到这儿咱就得评评理了。
李鸿章是直隶总督（治所在保定）、北洋大臣（衙门在天津），他一个人在保定、天津之间来回跑，两头张罗，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外加和洋人打交道谈判，百忙之中抽出空子张罗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机器织布局，外加早先办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可这些企业难道要李鸿章亲自去经营？它们是赚是赔关李鸿章什么事？
至于全中国的洋务运动搞得半死不活，终于没成气候，这是制度的问题，是朝廷跟老百姓撒谎害的，这上头又关李鸿章什么事？他多多少少办了几个企业，成与不成，至少尽了一份心。看看那些朝廷命官，商人百姓，谁办了事了？谁尽了心了？难道就因为李鸿章尽了心，办了事，所有的不成功、不顺利就都要怪在他头上？
鞭打快牛，出头的椽子先烂，这道理谁都懂，可就算烂也不能烂成这样吧！不办实事的没事，办实事的背锅，欺负人也不能欺负到这个份儿上！
当时的大清国就是如此，在“盛世”的光环下，很多人变懒了、变蠢了。结果使整个国家白白失去了十年光阴，紧跟着，残酷的报复接踵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