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大修的大青楼，所有的门窗都在另做，玻璃尚未换上。透过遮在窗上的厚塑料布，我看到了院外有一座别有风姿的小红楼—刘禾说，那就是“赵四小姐楼”，张学良专门在大帅府东墙外给女友赵一荻盖的一座日本风格的红砖楼房。
我想体验一下七十多年前张大帅在大青楼上俯瞰全沈阳城的豪迈心情，想窥一眼那个一直不得入住大院的忠贞的赵四小姐的孤苦，还想逐屋看看当年大帅夫人们及孩子们居住的房间，便一个人迎着咚咚乱响的施工噪音，摸索着上了二楼、三楼。
民工们正在屋梁上轰轰烈烈地干活，一地钢架、木板让人很难落足。我小心翼翼地转了每一个房间，每一层阳台。直到楼下的工头显然是冲着我大喊大叫了，我才循着宽大的老式楼梯返回楼下。大青楼东侧，有个已成残垣的西洋水池，显然是与这幢罗马式建筑同时建造的家中一景。张作霖这个最远只到过北京城的东北爷们儿，竟有建西洋式家园的审美眼光和勇气，可见思想并不守旧。
不过，大青楼的高台下怎会有座小庙呢？高楼与小庙，一大一小，一洋一土，十分不协调。趋前去看，门口墙上有标志牌：关帝庙。
朱门紧闭，我只好趴在门缝上朝里面看去。这是一座极静谧的庙，只三间青砖瓦房，却是雕梁画栋，楹联完善，似刚刚修缮完尚未开门迎客。
相传张作霖揭竿于绿林时，曾连连失利，有几次甚至险些丧命。一位算命先生告诉他：要一生供奉关帝。张作霖立时跑到附近的关帝庙烧香磕头。打这以后，张作霖总能逢凶化吉，便对关帝愈加崇信，逢年过节一定要去关帝庙朝拜。他建成此宅后，就在大院的东北角修建了这座关帝庙，平时不开门，除他本人外，任何人不得在此上香，逢年过节时，才准自家人进入。他把关老爷当成了自己的祖宗，祖宗的灵位也摆进了东殿。这里成了大帅府中最为神圣的地方。
有本书上是这样写的：
据在帅府工作过的老人回忆，张作霖每遇重大事件或难处理之事，尤其两次直奉战争及进兵北京之前，一定要进庙毕恭毕敬地摆上供品，举香长跪，嘴里念念有词：“关老爷，托您的福，我一直未死，我还想为老百姓干点好事，积点阴德。您老看我还行就保佑我，帮助我铲除恶人。您老看我不行就召我去，专门服侍您。”张作霖这些话极为恳切、感人，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张作霖官运亨通，每每逢凶化吉，青云直上，直到坐镇北京，都是有关公的庇护。
张作霖被炸死之后，民间传说更为离奇和神秘。有人说大帅把家搬到北京，对帅府的关帝庙有所怠慢而酿成杀身结局；有人说北京顺郡王府里没有关帝庙，因而坐不稳北京金銮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张作霖传奇的一生，除了他的才能、性格造就了他的显赫地位，崇拜关帝、供奉关帝也给了他信心和力量。
眼下的关帝庙已经修葺一新，只是不大的朱门上挂着一把锁。伏在门缝朝里瞅，既无人迹，又无香火，只一伙儿麻雀在殿前各有其词地争辩着什么。好一道清净无为的风景！
故人早辞大青楼，此地唯余关帝庙。七十多年来，这里的主人一直被认定为死有余辜的历史罪人，仅此而已，岂有他哉！探讨他究竟为何而殁的声音，一直如同这深院里的雀儿吵，不到近前，你是听不到其声的。
大帅府东门，已经被一堵墙拦在了院子外面，出大门转过去探看，是个破烂不堪的居民杂院。
当年，张大帅的棺椁就曾停厝于东大门内的东厢房里，未待抚顺那边的陵园建好，“九一八”事变猝发，大帅府和张大帅的僵尸都成了敌寇的战利品。
日本人知道死者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便把张的灵柩迁至沈阳的珠林寺浮厝。一班当了大汉奸的原奉系要员念及老上司的知遇之恩，使其遗骸得以保存下来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6月3日，在大帅的九周年忌日，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也是张作霖当土匪时的把兄弟）与日本人一同在奉天城为张氏操办了规模盛大的“慰灵祭”。送葬行列长达一里地，之后专列将其灵柩送往张作霖生前在原籍驿马坊为其母购置的墓地，将他在原配赵氏墓前安葬，并将两墓合为一座大坟，植松百株。这位草莽起家的时代巨子，终又回到其最初发迹的地方。因此，抚顺城外的元帅林成了一座千古空穴。
日本人为什么要炸死张作霖？他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吗？他不是日本军阀在华的代理人吗？站在沈阳大帅府最深处的家庙前，我又想到了这个难圆其说的话题。
第一次真切触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时，是数年前，我坐在北京城里的一家很小的饭店里，瞅着马路对面的全国政协的宏伟建筑，一个人在发愣。
这条马路叫太平桥大街。南北不算长的太平桥大街上，最热闹的地方，是北口的那片以涮羊肉而“香誉”食客的几个“居”，如有北京的朋友请我吃饭，我常脱口而出：去能仁居（或口福居）吧！吃饭重要，但毕竟比不了参政、议政重要，所以说这条马路最重要的地方，即我对面的这座近年新建的全国政协办公大楼及会堂。刚才，从它的西侧胡同口的那个小小的政协书店，我买了一大摞文史资料。虽说“精神食粮”已经多得拎不动了，但毕竟不是真的食粮，无以果腹，所以，我就拐进了路边这家饺子店。趁店家煮饺子的空当，我信手翻开其中一本。
这本小册子叫《北洋人士话沧桑》。其中一页，没看完，我就傻子一样愣住了—
张作霖起家创业于日、俄两大帝国近邻的东北，自幼耳濡目染，深知多年来日俄两国对中国的侵略危害，认为外国人都是狡猾残暴、欺软怕硬的歹徒，时具戒心。一九一六年五月他就任奉天督军后，就不断亲自尝到帝国主义欺压的滋味，首先是由日本策动的郑家屯暴动事件，以及他到南满车站欢迎日本要人在归途中遇刺、幸免于难的事，使他大伤脑筋。但国家积弱，中央既无力抗拒，一方将帅又焉能抵挡谲诈百出的强邻？所以他对外交事务迄无一定方针，也无具体政策，只是以随机应变的办法应付。
尽管我已经养成了从各级政协机关编辑的文史数据里来淘历史真相的习惯，但还是被这本薄薄的小书的内容震撼住了，那一个个字竟像钢琴上的琴槌，一下下敲得我心弦大起共鸣！
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苍老而又新鲜的声音，一个大悖于“历史定论”却又合乎情理的声音啊！
只记得我怔怔地看着马路对面的那座黄色巨厦，直到热腾腾的大馅儿饺子端到眼前也浑然不觉。
那一个中午，全国政协办公大楼门前，武警士兵们正在换岗，一个个动作利落，神情穆然。士兵换岗从来是一道观赏性很强的风景。
北洋时代，这儿一天到晚也不断上演这场秀。
那时候，这儿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家。
清末民初，但凡有点头脸儿的军阀、政客，便在京城有个固定的住处，京官自不待言，各地疆吏也无不在皇城根儿置办房产。张作霖发迹晚，所以迟至民国九年（1920年）才在京城里拥有自己的家—和在奉天城里买下前朝显宦的家一样，他在北京城看好的是前清时代的顺承郡王府。
大清国体土崩瓦解后，京城诸王府迅速凋零，末代顺承郡王文葵无以维系其庞大的家产，只好将王府的房契抵押在东交民巷里的法商东方汇理银行，靠贷款过活。民国九年（1920年），张作霖应大总统曹锟之邀来京，住在西单旧刑部街的奉天会馆里，闻知顺承郡王府的实情，遂斥巨资购之。得此偌大一片家产后，张上将军大兴土木，建成了京城西部这方赫然豪宅。随着旧王府的新主人在国内的分量，此地也越来越威严，延至北洋末期，所有军政大事均是在此拟定并布告天下的，此地甚是了得！
民国十五年（1926年）11月29日，张作霖在天津被十五省通电推举为安国军总司令时，曾气吞山河地宣称：
决战之期，最多为一个月，最后胜利自然归我奉方……统一中国亦易如反掌也。
张作霖入京后，将北洋各部编为七个军团，拟与得到苏联人全力支持的“南赤”（蒋介石之北伐军）与“北赤”（冯玉祥之国民军）决一死战。搜查苏联使馆，逮捕并处决李大钊等“过激党首领”，也都发生在这一非常时期。从就任总司令，到登基大元帅，他与他的心腹不断地陈述着用兵“安国”的理由，从他们的对外谈话中，人们很可以知道“奉张”“矢志讨赤”的本意：
非俟南军排除俄国赤党，决无议和之望！—安国军总参议杨宇霆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消灭过激主义；舍过激主义，皆有商量之余地。
—大元帅张作霖
不过，此时，“南赤”、“北赤”已经合成一伙儿并不再相信苏联人，再加上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晋军阎锡山所部，四个方面军正全力向北京方向推进。会师徐州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下达了北伐总进攻令，战事因之变得空前惨烈—北伐军推进到山东境内后，遭遇到安国军两位副总司令张宗昌与孙传芳的近三十万的直鲁军的抵抗。北伐军步步为营，直鲁军节节败退，退至济南时，日本人借口保护在鲁日侨安全，竟擅自在青岛登陆后径赴济南屠杀北伐军外交官与士兵。南北双方的战事，又演化成外寇的寻衅。
于是，张作霖权衡再三，选择了退避—放弃大决战，把实力依然完整的数十万奉军撤回关外，关起门来，既可专心经营富饶而广袤的大东北，又能有效地遏制日本人在东三省的越来越凶险的胡作非为。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保存实力，以待将来。
所有共和国的教科书上说到“反动军阀”张作霖退出北京一节，用的全是贬义词，不是“仓皇出逃”，便是“被迫撤离”。用梁实秋、鲁迅他们打笔仗的话说，这很不“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音译，意为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