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离开的地方，正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值得留下一笔的北大图书馆里的“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室”。“亢慕义”，是德语 Kammunistsches音译，意为共产主义。“斋”是小室的意思。），亦称“亢斋”。北大的正式生们，如张国焘、张崧年、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李渤海等，天天来此与导师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之后，俄共特使维经斯基也在这间屋里向人们介绍“十月革命”及俄国新政府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善。于是，在李大钊的全力营造下，“亢慕义斋”在激进的知识分子心里迅速扩建着，三十一年后，整个中国大陆都成了“亢慕义斋”。
民国七年（1918年），确是李大钊思想急剧左转的一年。在维经斯基出现在红楼以前，他就自觉接受了“马客士”（马克思的中文初译名）主义，自觉为俄国革命而欢呼，写下《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重要文章。在还没有真正看清俄国革命党的真实面目的时候，这位性急的社会主义者就放声欢呼起来，称俄国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是“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革命的社会党”！
那时的李大钊，庆幸的是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一个大国的首先成功，此社会主义，乃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形态，是“建于自由、人道之上”的国家制度。这和列宁以及后来的斯大林所制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国家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与苏俄特使接触之前，李大钊即使纵情欢呼俄国革命的胜利，也没想要在中国成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该党的创建者。不然，他就不会于翌年春积极参与一个政治态度温和的“少年中国学会”的组建活动。
民国八年（1919年）上半年，《川报》驻京记者王光祈欲创建“中国少年学会”。在《晨报》主持副刊的李大钊为该“少年”信赖的大朋友，遂被邀为同人，共同参与筹建。该政团的成立，是缘于对“国内一切党系”和“过去人物”的“绝望”，所以，要“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远在欧洲的王光祈曾如是回忆。这位颇有作为的“中国少年”于中国少年学会创建的第二年春天即留学德国，自此脱离政治，终成受西方人尊敬的中国音乐史专家。据称，共和国初期，毛泽东曾向陈毅打听过王光祈的下落，因毛本人当年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一员。想必毛以为，陈毅既与王光祈同为在京的川人，亦曾在李大钊手下搞过党务，或许知道销声匿迹了许久的王光祈的下落。
少年中国学会于7月1日宣告成立。那时的李大钊已经不是少年了，但他却把许多北大的学生介绍进了这个组织，包括日后成为中共骨干人物的邓中夏、张崧年、刘仁静、恽代英、张闻天，当然也包括正在他手下打工的毛泽东。后来，少年中国学会解体，是因为学会中一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少年”们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离去。
这个夏天，因陈独秀被捕，李大钊回到冀东老家躲了一个多月。隐居故里期间，他写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写了与胡适论战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这是历年党史专家都没落下的记载。
让党史专家集体遗漏的是这样一条极不寻常的史料：就在这年夏天，李大钊曾与一位叫伯特曼（或译布尔特曼）的俄共代表在红楼的图书馆见面。这位伯特曼，后来成为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处负责人，该处即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前身，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东方部下属的一个支部。
李大钊与伯特曼的这次会晤，比公认的李与维经斯基的见面早了整整一年，且从未见诸国内文献，即便两位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的，与李大钊关系最密切的领导人陈独秀与张国焘，生前也从未有过片言只语的披露。我只能理解为一向襟怀坦荡的陈先生从来不知此事，叛逃到国民党那儿以反共为职业的张国焘对此更一无所知。李与伯特曼的会面，是标志性的事件，但在中国，从来无人知晓。只是有心人近年查阅苏联的解密档案，才从马林（Maring）档案里查到一行相关记录。稍知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马林何许人也，他是荷兰籍的俄共党员，苏俄远东民族与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的秘书，列宁派到中国来指导中共的特使。
至于中国共产主义先驱与苏俄代表的第一次会晤的细节，很遗憾，内容不详。
酷暑结束时，陈独秀出狱了，李大钊回京了。
陈独秀出事前，曾在《每周评论》上刊文《研究室与监狱》，宣称：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陈文刊出的三周后，李大钊以“常”为署名跟进一篇《牢狱的生活》：
现代的生活，还都是牢狱的生活啊！像这样的世界、国家、社会、家庭，那（哪）一样不是我们的一层一层的牢狱、一扣一扣的铁锁！倒是为运动解放入了牢狱的人，还算得了一块自由的小天地！
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还曾写了一首白话诗以示庆贺：“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他真的很兴奋，因为正如他在诗中所说：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
同时奋起，
好像花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专制统治者总爱以监狱对付思想者，殊不知，囚禁只能加深其对信仰的忠贞和对现行体制的仇恨。陈独秀、李大钊对牢狱的认识，算是对愚蠢的专制者的正面回答。
新解密的苏联史料披露，其实，“远方”（当时中共党人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称）的最初选择还不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甚至他们都不知道在中国思想界有两位享有“过激”之誉的教授“南陈北李”。他们只知道本国新政权已经深得中国知识界的欢迎，尤其列宁同志签署的关于放弃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那个“第一次对华宣言”，更令中国读书人无比感奋！一时间，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泛滥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甚至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袖姚作宾即率先在京成立过“中国共产党”，并曾派专人去海参崴找苏共主动联络。这位姚先生的探索为何没了下文，或者说当初苏俄为何没扶持姚氏的“中共”，人们已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二十年后的青岛第二任汉奸市长，正是一个叫姚作宾的人。此题外话也。
有了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的积极接应，苏俄人带来的火种势必就在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心里熊熊燃烧起来。
民国八年（1919年）之夏，是迈入而立之岁的李大钊人生旅程上的岔路口。在这个夏天之后，他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原定的温良改革的路线，拐上了另一条坎坷崎岖而且风险未卜的暴力革命的新路，并越来越快地奔跑起来。
七
从北京宣武门外的文华胡同李大钊故居往东不远的地方，有一条达智桥胡同，此胡同在明清两代赫赫有名，只因胡同里有座“杨椒山祠堂”。
“椒山”是明朝忠臣杨继盛的号，此人因上疏弹劾首辅严嵩而蒙冤入狱，备受折磨，三年后被处死，其妻当日自缢殉夫。后世皇帝为其平反昭雪，并将其故居立为祠堂以彰其忠。有清一代，宣外的杨椒山祠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对国事担忧的读书人，想起来就会跑到这条小街上，在杨氏当年手植的国槐树前垂泪凭吊一番。康有为发动的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事件，就发生在此院。杨继盛为国忠心耿耿，为文也光彩熠熠，曾写过一副为天下读书人津津乐道的名联：
铁肩担道义，
辣手著文章。
李大钊的寓所，距杨氏故居没隔几条街，对杨的忠烈之气和杨的这副名联，自会耿耿于心。所以，在后来主持《晨报》副刊时，他就曾将此联刊发于版面上，只不过，他将联中的“辣”改成了“妙”，成了“妙手著文章”。此后，亲戚杨子惠索墨，他便写下了“改动版”的这副名联，以励亲友，兼示情怀。
喜欢此联的当然不止李大钊一人，民国初年的著名报人邵飘萍在其《京报》编辑部里，就悬上“铁肩辣笔”四个大字。杨继盛为国死谏的精神一直是闪耀在许多知识精英心室里的圣火。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生命中的两个车轮。只是，这辆急进的思想之车在俄国人的驱使下越驰越快，最终，“著文章”的轮子跑掉了—报刊上，“李大钊”或“李守常”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少，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之后，每年只有四五篇文章见诸报端，到生命被中止的那一年春天（1927年4月），头三个月里，他一篇文章也没写。
北京文华胡同里的这座老房子，是李大钊自1920年至1924年租住的宅子，自然也是他在北京居住最久的地方。离开这里以后，他与家人移居到中南海旁边的一条胡同里居住， 直到殉难 。只剩一个轮子飞奔的车子，很快就偏入了灾难之境。
对“妙手”而言，“著文章”实是人生一件快事。所幸的是，李大钊意气风发的时候，也正是言论空间最为敞亮的时候。
本来，军阀政府对学人们是敬而远之的。北洋时代的中国，“士”的社会地位突然有点像回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很可以指点江山乱说一气。自古天下兴亡士人自觉有责，北大的文科教授们更以天下为己任，议论朝政，畅所欲言，无所畏惧。公允地说，那时，政府赐给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比之后来的“党国”时代实在要大得多，不然，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领域就不会有空前的繁荣。
近代的“北洋军阀时期”确是颠三倒四的乱世，但主政的武夫们对文人们的宽容却也是不容否认的。
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新青年》之外，又创办了《每周评论》，邀李大钊等同事为主要撰稿人与编辑。由此，李大钊又多了个传播自己思想成果的平台。民国八年（1919年）一年，李大钊就在该刊上发表五十四篇文章。其中一些文章，至今读来仍不觉过时！
且读《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段落：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
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
民国十二年（1923年），已经被公认为中国共产主义第一人的李大钊还在《平民主义》中这样谈他所追求的公平社会：
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做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
这就是中共成立数年后的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读李大钊的文章，你会暗自吃惊：军阀政府怎么会容忍一个大学教授这么“放肆”地“恶毒攻击”？他直言反对军阀政府与督军和检阅使制，呼吁解散安福俱乐部，揭露外交方面的秘密交涉，倡导召开国民大会以取代国会，为工人争八小时工作制，说《土地与农民》，为妇女争翻身平等之权，甚至谈《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真是方方面面，无所不干预。
一介穿着布长袍的谦和的先生，一位叱咤风云的公共知识分子，终于一步步赢得了北大同人们的尊重。
民国九年（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全体通过，将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二册语）。当年秋，他开始在北大政治系、史学系、法律系、经济系陆续开设了“现代政治”、“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等课程，并在首都各高校兼开相同的课程。诲人不倦的演说，加之他在这一时期写下的一百三十多篇文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理论基础。所以，说李氏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父”并不为过。
从校图书馆主任到教授，从一开始不被人们看重的土气的职员到北京大学最高商决机构“评议会”的成员，从热衷于在刊物上写文章的政论家到有职有权的校长室秘书—那时没有副校长，故秘书权力甚大，李大钊扎扎实实地登上了知识阶级领袖的台阶。
知识阶级的领袖不光敢说，还敢做。李大钊就曾以北京八高校代理联席会议主席身份，领导了“索薪事件”：
民国十年（1921年）3月，教育部拖欠各校的经费三个半月了。学校领不到经费，老师们就拿不到薪水，于是，就罢教。那时的中央政府，真是寒酸。国家机关各部的工资，竟是靠借钱发下的！各地割据的军阀们，捞点钱就去置枪置炮，哪有谁上缴国家财政。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又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李大钊等教授们以退为进，发出《全体辞职请愿书》和《敬告国人书》，并随数百学生往新华门上访，终与总统府卫兵发生了肢体冲突。秀才遇上兵，肯定不是对手，所以，被殴伤多人。这一天是6月3日，故时称“六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