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梯咚咚，略带回音。想到当年陈独秀与一班革命党人匆匆上下时的情景，心里就隐隐发热。楼上只两个门，但全挂着铁锁，遮着窗帘的玻璃窗让我什么也没看见。一间大屋，应该是陈独秀当年与高君曼的卧室；另一间小屋，则是亭子间无疑。房东赵大哥说，有专家来上海南昌路100弄内的这个石库门住宅，是中共党史上最重要的地标。与我十年前初次
到访相比，毫无改变。看过，说，陈独秀当年把亭子间当成了客房，一些革命同志来沪，就曾在此暂住。
只是，陈独秀为什么不让自己的亲生骨肉在此居住？
在这里，高君曼相继生下儿子陈鹤年与女儿陈子美。
从楼上回到楼下，再看嵌进人家私宅里的那块煌煌石牌，觉得格外别扭。镶在屋内，要给谁看？真难为了这位宽厚的大哥一家人，怎么会同意文物部门把应该嵌在大门外或大街上的标志牌安进了狭小的居室里！是有感于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魅力，还是希冀这块来头极大的石牌如镇宅之“泰山石敢当”一样保佑一家人平安？
临别陈独秀故居时，十分好客的房东大哥说：现在好多人打听到了这里，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也来拍过好多次，都说这里应该开辟为纪念馆，“我们住户是很愿意让出来的了”。
大哥还说，这房子的大门外，是有标志牌的，你进的是后门，所以没看到。
从石库门出来，见墙上真有白色大理石标志牌：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布
此牌之上，还有块小小的黑色大理石铭牌，只两行字：
陈独秀
曾在此居住
还是没说到最主要的，即此乃中国共产党的正宗发祥地，也是共青团的发祥地；标志牌的文字还远不能与其历史地位相符，即此处最应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起来。
与之不远处，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外国语社旧址，更有参观者川流不息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这些极重要的20世纪遗宅，除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重修得像豪宅一样的“一大”会址之外，其他几处都被单位或居民占用。
大上海寸土寸金，大上海不厌其大，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在长高。砌的是钱，垫的却是近代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不知哪一天人们会想起南昌路100弄里的这幢石库门房子，把这小院里的极少几户人家动员出去，妥善安置，再把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牌位祭在此宅，净心焚香，祈其魂兮归来！
在这所石库门房子里住了一年之后，陈独秀就带家人暂时离开了，因为，他要到北京大学赴任。
陈独秀去北京工作，纯属偶然。本来他去京城，是寻找扩大《新青年》影响的机会，却被闻讯赶到前门外旅馆的蔡元培先生堵在房间里。那时，蔡先生刚被黎元洪大总统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别看蔡先生一团和气，但也曾是前清上海滩“暗杀团”的头儿，陈独秀乃该团的成员，两人曾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蔡先生一番苦劝，并承诺让陈把《新青年》带到北京来办，陈独秀这才答应到北大当文科学长，即后来的文学院院长。
蔡先生求贤若渴，但却有替老友伪造履历的嫌疑。我见过当年教育部对陈独秀任命的确信函复制件，该函有北大对陈独秀来京前的公职身份的说明，读来颇觉可疑。
全文照录如下：
径启者：顷准
贵校函开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文科学长之任。兹特开具该员履历，函送詧（同“察”）核施行，等因到部，当经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应面复贵校长，请烦
1917年年初，三十八岁的陈独秀携《新青年》进京，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查明。此致
北京大学校长
中华民国教育部（印）
民国六年一月十三日
陈独秀何时出任过“安徽高等学校校长”？我读过的相关资料均称，他只在民国元年担任过该校的教务主任，之后，便是自由职业者或曰职业被通缉者，哪里做过大学校长？按说，他这个以说假话为耻的人是不会自造工作经历的。那样的话，可能就只剩了一个，即：德高望重的蔡先生代陈独秀造假去蒙教育部，而教育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准还是故意的呢）让陈独秀过关了。在信息不发达的百年前，官方造假，特别是颇有声望的人参与造假，风险指数几乎等于零。
不管真相如何，反正，民国六年（1917年）岁首，三十八岁的陈独秀，带着他风靡全国的《新青年》杂志，来到北京，成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
早在1997年12月14日，我就找过北京故宫东墙外的箭杆胡同，北洋时期的箭杆胡同九号，现为20号，是陈独秀任教北大时的故居。
大门朝北的陈氏故居，隐匿于紫禁城东的一片灰色的胡同里，已经破旧不堪。之后几年，我又去过几次，去看望房东孙志诚老先生。老先生的父亲，即当年陈独秀的房东。我曾几次在当年的《新青年》编辑部里，听老人坐说当年。
老人说，当时，他们一家依然住在南边的那排屋里，北边靠胡同的这排房子，租给了陈独秀先生（他每提陈独秀，必加“先生”二字）。当年，住这儿多方便啊！陈独秀先生从这儿去北大上班儿，或者走胡同西口的骑河楼南巷再转到北巷，或者走东口的北河沿大街，往北走没多远，就是北大红楼了。陈独秀先生当年与高君曼和一双儿女都住在这个小院。北边靠门口的这间房子，就是《新青年》编辑部。靠门儿方便啊，北京故宫东华门外的箭杆胡同20号，是陈独秀寓京时的旧居，亦为近百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期刊《新青年》的编辑部。十余年里，我多次造访此宅，风貌无改。人来人往的，听父亲在世时说，那会儿，这儿可热闹啦！
蔡先生胸宽如海，陈独秀如鱼得水，初到北京的日子，陈独秀工作顺心，事业斐然，群星拱月，天下景仰。在胡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加盟后，《新青年》成了一个时代的号角和整个世纪的旗帜。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讲学、撰稿、交友、演讲，甚至亲自撒传单，像旋风一样掀起了中国近代的一场思想大启蒙运动。现在，谁都得承认，没有五四时期陈独秀所领导的那一场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现代中国的大批杰出政治、军事、文化人才的涌现，也就不会有日后中国共产党的问世。
呜呼！漫漫中国历史上，有几位在野的思想家的号令，能令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此感佩，如此响应，如此奋起，并因此而改变了民族的命运？
然而，谁能想到，即使占据了全国最高学府的一流位置，即使已是万众仰望的知识界领袖，即使果敢地加入了约束一己物欲的北大“进德会”，陈独秀仍坚持不做完人，他白天忙着发动新文化运动，晚上则忙里偷闲去八大胡同销魂。
高君曼当然要与他吵闹了。小众女士言简意赅地骂丈夫为“无耻之徒”（确实比较无耻），而陈先生则十分机敏地反讥新妻为“资本主义”（只想垄断私产之意？）。后来，陈独秀竟因与学生共争一个妓女而被政敌捅到报馆里。
蔡校长很为难，只好借教学体制改革之机撤了文科学长一职，请陈专做教授。为安慰他，还弄了张北大“国史馆编纂”的聘书给他。然而，陈独秀哪里是肯安分地坐而论道的教书先生？他更无心去编纂国史，借蔡校长辞职南下之机，索性请假不上班了。那时，他已经迷上了马克思主义，除了主办《新青年》，还整天忙于校外的政治活动，从“教学第一线”的骨干，成了风风火火的职业革命家。
民国八年（1919年）暮春的一个晚上，陈独秀叫上北大同事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和内务部佥事邓初等人到中央公园向乘凉的人们分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是头一天晚上印好的，还请留美博士胡适将内容翻译成了英文。第二天晚上，他们再接再厉，在一家川菜馆吃完饭后，又分头到市民们晚上乘凉和娱乐的新世界商场和城南游艺园去分发传单。一向大大咧咧的陈教授，手执传单，逢人便送，终被蹲守的便衣警察抓获。还好，他从幼稚举动中猛醒过来，大呼大跳：“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满堂哗然，高教授与邓佥事这才知大事不妙，遂侥幸脱险。
其实最侥幸的是陈本人。因头一天中央公园的传单已经震惊了京城的治安部门，军、警各派侦探分布于市民扎堆的场所。陈独秀不幸撞在网上，却又有幸是被警察捕去的，如若被军人抓走，则其生命很可能终止于四十岁那一年！
说来真巧，陈独秀是安徽人，北京政府的当家人段祺瑞也是安徽人，而且，段总理起用的两位京城治安联防的最大头目—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和京师卫戍区司令段芝贵，也都是安徽人。让人庆幸的是，吴总监是看重乡谊并敬重文化人的老乡，坚持把陈先生留置警厅并善待之。而段司令则是个一心为政府并极端仇视“过激主义”的武夫。陈独秀拟定的《北京市民宣言》上，五条要求之第二条，实属“过激”：
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可想而知，当晚陈独秀若被投入段司令的京师卫戍区的执法处牢房，那可不是要了命嘛！
由于多位皖籍在京名流的联名保释，在大总统徐世昌的亲自过问下，吴炳湘把陈独秀关了三个月后将其取保释放。
接司法程序，陈独秀貌似认真地填写了具结书：
前因为人撒发传单，破坏社会道德，实属不知检束。自被查拘，颇为觉悟。以后安心学问，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
有道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被安徽同乡会接回家后，陈独秀变本加厉地“过激”起来，后来违反保释规定，擅自离京，在武汉发表“过激”演讲被报纸刊登出来。于是，吴总监勃然大怒，决定在陈独秀回京后将其立即收监！或许又是不知哪位在体制内的皖籍人士的通风报信，这才有了李大钊化装成年关收账人亲自驾车将陈独秀送走的一段党史传奇。
转了一圈儿，陈独秀又把《新青年》带回了其发祥地—上海老渔阳里环龙路二号。
民国十年（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楼上午睡，忽听天井里一阵嘈杂，他趿鞋下楼探看，却见刚才被高君曼拉着打牌的杨明斋、包惠僧、周佛海和柯庆施被法租界的巡捕围住。懵懂中，他和所有的在场者，包括积存的《新青年》和印刷器材，都成了巡捕房的战利品。后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大价钱聘得著名的洋律师为他们辩护，而且马林还曾对巡捕房表示过“意思”。二十多天后，陈独秀等人被保释，巨额罚款也是那位马林先生提供的。本来陈独秀挺烦这位指手画脚的荷兰人，这次出狱后，他才对马林有了好感。
一年后的8月，巡捕再次闯进此宅逮捕了陈独秀。这一次，他在法国人的监狱里待了十天，也是法租界迫于社会舆论，判罚大洋四百元后释放了他。
对了，还有一次陈独秀是在石库门房子里被捉拿，只不过那是被“自己人”误捉，虚惊一场。那是“五卅运动”期间，陈总书记带中共秘书处的任作民同去一幢空着的石库门房子里，这一老一少的行动难免有些鬼鬼祟祟。入内一会儿，突然房外有人拍门山响，一开门，却被一伙人扑翻在地并缚住。陈、任二人自不敢报家门，那伙人遂以抓到两个奸细的兴奋心情将其押解至上海总工会。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领导人出面接收的。对方一见老“奸细”，稍一怔，连忙当众厉声审问是否为捣乱工人运动的坏人？待二人表示绝非坏人后，便下令将二人立即释放。出门后的陈总书记一定和任作民相视大笑，因为他们知道，抓他们的，是警觉过分了的工人纠察队的弟兄们，而“审问”并释放他们的，乃本党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同志。因党的最高领导的身份不便暴露，机敏的刘少奇只得不动声色地将戏演了下来。
此事绝少人知道，若不是郑超麟偶从一位地下交通员处闻知，此次“被捕”真要绝版矣！？
大概就在房东家里嵌着标志牌的地方，当时陈独秀挂了一块小黑板，他在上面很不客气地写着一行字：
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不知这个“限时令”对革命同志是否适用。民国九年（1920年）春住进这里的陈独秀，把他的家当成了《新青年》编辑部，更当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办公室。
暮春，一位神秘的俄罗斯中年男子就曾在一位大个子中国人的陪同下，频繁造访此宅，十五分钟对于主客所谈的重大话题来说，显然太短太短！
这位“老毛子”叫“吴廷康”，即维经斯基，是一位苏共特使。那位陪同者兼翻译是华裔苏共党员，早年从山东平度闯海参崴的华侨领袖杨明斋。他们出示了北大李大钊写的介绍函。他们来华的目的十分明确，即考察中国各种激进的政治团体的实力，进而组建中国共产党。双方一拍即合。早期中共干部包惠僧甚至说两人“一见如故”！
新解密的史料证明，当初，比之手无寸铁只会讲书办刊物的中国大学教授们，联共（布）决策层更势利地看好了拥有南方割据政权和国内第一大党的孙中山。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打算让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与领导者！只因孙氏不为所用，他们才转而选择了手无寸铁但却理想纯真的著名教书先生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