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就这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炮制出来了。
这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结束后，中共领导人来到窑洞外，留下了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在讲究排位的中国政坛上，这显然是一张耐人寻味的写真—前排中央端坐的是最年轻的王明，其左右分别坐着陈云、刘少奇和凯丰、项英，而毛泽东屈居后排最边上，自他右侧起，是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和康生。十三人中，只有毛、林、彭从来没到过“革命圣地”苏联，“远方”的影响可想而知！
于是，1937年12月4日出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第26期上，就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兼长江局书记王明的署名文章，公然造谣“日寇侦探机关”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有染。1938年元旦，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群众》杂志，又有了《新华日报》副总编辑章汉夫的《肃清敌人奸细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宣称“托匪”陈独秀散布“破坏抗战”的言论。又过了十几天，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解放》第29、30期上连续刊载长文，活灵活现地杜撰道：
日本给陈独秀和“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效后再增加之。
因社会部乃中共负责情报与“肃反”的权威部门，故这位从苏联回来的“神仙”的话，就成了在党内板上钉钉儿的“证据”。
表面上看，是狗仗人势的小个子王明，仗着自己是共产国际的“钦差”，左右了会议的方向和与会其他人的良知。是啊，这个比陈独秀更矮小的皖南同乡忘了自己正是喝着《新青年》的奶水长大的晚辈，同姓前辈陈独秀在上海滩创建中共的时候，他陈绍禹（王明的本名）还不过是刚考上安徽一所农校的中专生呢！正是陈独秀领导的大革命运动在武昌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他才得以加入中共。倘若这个毫无人性的政治狂人当初被斯大林指派为中共第一把手，谁能说陈独秀的脑壳不会像日后的托洛茨基一样在家里就被敲碎？遭暗算前的托洛茨基曾明确表示过对陈独秀人身安全的担忧，他给人写信时说过：“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算他。”
但有谁知陈独秀最终被共产党放弃，竟源自毛泽东的担忧！王明的张牙舞爪只是表象，而毛泽东的疑虑才是实质—二十年后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怒斥彭德怀的大会讲话中，话题忽然拐了个弯，拐到了陈独秀那儿：
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那时我们提了三个条件，当时我们还不稳固，他不能接受。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即托洛茨基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含中国托派—笔者注）。
读懂了毛泽东的这番话，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明知陈被诬陷了之后，毛泽东反倒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对陈独秀都更加不宽容！
彼时，王明已领衔中共代表团去和国民党谈判了，另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的地位也随之下降，成了王明的副手。因不复设“总书记”，所以张闻天实际上不再是第一把手，毛泽东以“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主席”和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
现在，陈氏传记的作者们总爱引用毛泽东在延安说过的那番有关陈独秀的话，如“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一讲他的功劳”。似乎毛早已为陈讲过公道话。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讲此话之前，毛泽东凡公开提到陈独秀，都是措辞严厉的指责，如陈独秀“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是“右倾机会主义”，“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反对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是完全应该的”。
至新中国成立后，对斯人的评说更为苛刻了。除“毛选”注释中保留了对陈的诬陷外，毛还数次在党内大会和接见外宾时提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至林彪事发，毛将历次党内斗争梳理成十次，陈独秀首当其冲，遂成为“顶风还臭八万里”（“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常用语）的头号大坏蛋。
其实，毛泽东哪里不知道陈独秀是冤枉的？而且，他还明白“老先生”是入了王明一伙为搞政治迫害而设下的坑人陷阱！
且看早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秋毛泽东写的一则笔记：
（王明）对于许多聪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那一年秋天，真乃秋后算账的时机—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毛泽东可以无所顾忌地向王明进行清算了。他把上一年的笔记修改后拿给了两位新当选的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与任弼时看，以求得高层间的支援。刘与任都是陈独秀当总书记时的中共重要干部。在这之后，中共党内开展了对党内排名第二位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书记”王明的凌厉批判。此时，陈独秀过世已经半年，远在江津九泉之下的他，是永远不会知道毛润之氏正在巧妙而又坚决地与“老子党”斗法了。
毛泽东对政治启蒙老师的感情的确复杂而微妙。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的上面那通在党的大会上的“最高指示”，难道没有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惋惜之意吗？
主政中共之后的毛泽东，为何也跟着他所不屑的“莫斯科派”责难陈独秀？他的这种态度的变化曾让我大感困惑。起初总以为这是为了讨好斯大林的权宜之计，后来我才想明白，这应该源自一个重说党史的久远谋划—我从小就熟记并且还登台表演过的“峥嵘岁月史”，即：毛主席亲手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所以，1952年头一回到安庆的毛泽东就没到他当年的思想导师陈独秀的墓上去看一看，尽管他的一句话让陈的后人受到了绵绵补助。
莫非政治家没有柔肠？难道大人物不讲私情？否！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心坚如铁的毛泽东还曾极为罕见地在济南“哭坟”，死者虽仅仅是个解放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那一天，毛泽东让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专程陪自己去了南郊的四里山，那里是济南烈士陵园。他手抚黄祖炎烈士的石碑，不仅喃喃而语：“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而且还“深鞠一躬”，甚至“泪水顺着脸颊慢慢地流下”。谁能令主席如此动情？原来，死者曾在瑞金与延安时代两度做过他的秘书。
看来，一代雄主也有伤心时，只是泪向谁弹而已。
毛泽东尽管博学，却也是在登上安庆的土地上之后才知道陈独秀名字的来由，可见，陈独秀不被人了解的地方实在太多！
一峰独秀，这是多么浓的乡情，又是何等骇俗的魄力啊！
新解密的苏联史料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共领袖陈独秀一点错都没有！哪一桩失误不是斯大林和他在中国的代表造成的？何曾“右倾”？何曾“投降”？什么时候被“吓破了胆”？为什么要“分裂党”？还有，在苏联红军大举入侵我中华境内，杀死我一万多东北边防军的“中东路事件”中，陈独秀反对提“保卫苏联”的口号有什么不对？
呜呼！倒霉的陈独秀，蒙尘的独秀峰！
孜孜于陈独秀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宝林先生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细细地数过：
1923—1927年，苏联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
122次会议，做出了738个决定（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革命做出的无数决议、指示未统计在内—唐注）。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对待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方针，北伐战略的制订；到小的如何时结束省港大罢工，何时发动上海工人暴动，如何向中国派遣在苏留学的中国学生，甚至什么时候找蒋介石谈话，应该找谁一起去谈，谈时要注意什么，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就这样被无微不至地训导着。更可悲的是，这些有自己头脑的中国精英们，竟连执行苏联人大小决策的主动权也没有！
唐宝林继续写道：
这些决定通过两个渠道在中国执行：一是直接命令给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罗易等，在中国直接执行；二是由共产国际把这些决定做成共产国际决议或批示、命令、训令等，让共产国际在华代表直接执行，或由他们布置给中共中央并监督其执行。同时，中共中央还要受驻华大使及鲍罗廷顾问的领导和监督。
夫复何言！陈独秀还有什么自主权？中国共产党还算什么中国人的党？
陈独秀冤啊！
远在中华民国陕甘宁特区的中共领袖们应该知道，出狱后的“托匪匪首”已经与中国托派决裂，他的思想牢笼已经彻底打破，他不再对斯大林个人进行深刻批判，而是对产生斯大林的整个社会制度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反思，甚至对曾引为同志的托洛茨基和一直敬仰的导师列宁也不再迷信。
这位顶着光亮头颅的中国人在他生命之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傲然宣称“将我辈以前的意见彻底推翻”：
如果能叫马克思、列宁复生，肯定今日苏联所行的一切就是他俩的主张，那我也要说一声：你们的学说，我不赞成！我宁要民主不要专政！
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即斯大林—笔者注），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无产阶级独裁？？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甚至对早年追随的导师列宁也提出尖锐的指责：
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
对自己正在受难的国际“同党”托洛茨基，他的责问更是不客气了：
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
他已经打碎对所有人的迷信，看清楚事情的本质。他的结论是：
列、托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有《离骚》。困厄中的陈独秀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没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极为深刻地说出：列宁、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内的苏共领袖们所奉行的“布尔什维克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布朗基主义”①，他要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横暴、欺诈等罪恶”“与马、恩之不同”！
骄傲地称“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的陈独秀，留给了中国一份怎样宝贵的思想遗产啊！
故人虽乘黄鹤去，但综观中国的曲折发展史，哪一步没在印证着这位先哲的伟大与超然？
大哉！这位“终身的反对派”！这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伟大预言家！这位在世界思想史都将留有英名的东方探索者！
到安庆，必须要去陈独秀先生墓前一焚心香。
感谢先生的嫡孙女陈长璞陪我前往城郊北关。
像中国大部分城市一样，安庆也成了大的建筑工地，一边是大肆拆除成片的历史建筑，一边在大建统一模样的水泥楼群，路牌上的“旧城改造工程”看得直让人眼冒金星！
咳！长江边上的安庆，正如同黄海边上的我的家乡青岛—德国建筑一条街（广西路）拆得差不多了，再拆日本建筑群（辽宁路、聊城路一带），现在又盯上了民国建筑一条街（中山路）。一任复一任，文物尽沉沦！然后，再花一大笔钱在原址上盖一些毫无特色的全国统一模样的新楼房！想想这种极功利的“城市改造”，真让人欲哭无泪！
其实也不独安庆与青岛，放眼全国，哪里看不到这样一道让人揪心的街景呢？
陈独秀墓，会不会也被“改造”得让人揪心呢？
陈女士淡淡一笑，说：看过你就知道了。
沿主干线北出安庆市区没多远，就有一方路标指向西行的公路：“陈独秀墓”。
路已失修，载重卡车、手扶拖拉机来来往往，卷起滚滚浮尘。路两边多是些小型企业，院墙上无一例外地描画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广告，其中“独秀武校”和“独秀峰房地产公司”的大字格外让我注目。哦，那座独秀峰已经近了，安庆人已经开始知道借用名人效应了。
只是，太嚣张的尘土和太无序的厂房遮了我的望眼，我对仰望完整独秀峰的想法过于天真，眼前的独秀峰是一联支离破碎的市井组画：落满浮土的绿树，裸出褐石的山坡，杂乱无章的民居，浓烟汹涌的工厂。原先我以为独秀峰该如漓江两岸的那些绿绿的峰峦一样雄奇而青翠呢！
路越发坎坷，载重卡车卷起的浮尘也越发嚣张。经过一座风沙滚滚的水泥厂后，眼前才稍转晴。山也渐显其青，田也渐显其绿。拐过一片水杉林后，见到一座旧院。
院内是一座二层小楼，楼栏上横着一条红色的布幅：陈独秀生平陈列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