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人皆曰可杀的那些日子里，杨度不得不食言而“窜”，跑到天津租界避祸。杨度女儿杨云慧回忆说，天津德租界27号路上的一座大楼即是她们一家的住处。“就像从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大家族的楼房一样豪华”，家里依然雇着厨子、男仆和马车夫，厨子是早年从湖南带来的。杨度寓居津门的生活还是很优裕的。
后来，段祺瑞成立政府，我父亲确曾几次三番提出要去北京自首。经友人们劝阻，才没有去。
杨云慧如许告诉我们。
在那些苦闷的日子里，杨度只能研究佛学，再是研墨临池—汉隶和魏碑一直是他的拿手绝活。后来每到潦倒时，他总能用自己不菲的润笔维持生计。
就在他躲在洋人地皮上做寓公时，先后有三位与他有关的重要人物过世。
先是当年10月20日湘绮老人在故里湘潭仙逝，虚龄八十四，正是“阎王不叫自己去”的年纪了。杨度不敢回籍为恩师奔丧，只能寄挽联表达哀思：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呜呼！悲痛之余，还惦记着他未竟的“帝王学”呢！
仅十天之后，只比他大几个月的黄兴，以四十二岁的英年在上海法租界里溘然病逝。杨度依然无法亲往致祭，只得再写挽联寄托悲怆之情：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这种政见不同却肝胆相照的友情，实属人间最高贵的情感。
又过了八天，日本福冈又传来在那里住院治病的老友蔡锷的噩耗。松坡老弟比他小七岁，时年只有三十四岁。联想到国事日非，杨度喟然长叹，挥笔志情：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没有对已故友人过头的赞誉，却有对国家命运复杂的感慨。从字词中，人们读出了他的一种情绪。
不过，杨氏主张“君宪”，却决不主张复辟旧的王朝，这一点，始终不准部下剪掉辫子的“辫帅”张勋和那位过气的思想界大佬康有为都想错了。当时，张勋把继任的黎大总统召他进京“调处国是”颟顸地当成了复辟大清王朝的天赐良机，而一向鼓吹君主立宪的杨度，无疑是他认定的同一战壕的战友。
张勋在青岛也有寓所，一幢位于天主教堂附近的至今保存还算完好的德式洋房。他与杨度在青岛是否见过面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对杨度的同情是世人皆知的—就在举国通缉杨度时，他却自徐州通电北京，为杨打抱不平曰：
君主、民主，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
惶惶然的杨度读到这通绝无仅有的说情电文后，没准儿会一股暖流涌心间。然而，当杨度读到张勋的最新一纸通电后，却不惜“恩将仇报”—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张勋等发出拥戴逊清宣统皇帝复辟的通电，紫禁城里遂加演了一出时间很短的历史闹剧。
两天之后，7月3日，杨度就毫不客气地给张勋、康有为发出通电：
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
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阳历断不可改，衣冠跪拜断不可复，乃贸然行之，其误二也；设官遍地，以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其误三也；设官则惟知复古，用人则惟取守旧，腐朽秽滥，如陈列尸，其误四也。
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即为两公计，亦不宜一意孤行，贻误大局。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
人家张勋与康有为蛮以为一向公开宣称“君宪救国”的杨氏会力挺复辟，不料复辟伊始他却一口气总结出四大失误，并让人家“速自取消”。大是大非面前，他是坚守立场不顾友情的。
张勋复辟的迅速失败，也让杨度彻底断了“神圣”的“君宪”梦想。他曾在通电中这样表述自己的绝望：
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五
民国七年（1918年）3月15日，新的北京政府发布特赦令：
所有民国五年七月十四日及六年七月十七日通缉杨度、康有为等之案，均准免于缉究。
后者系指上一年的清室复辟案及其首犯。
也就是说，在经历了整整二十个月的不敢步出租界的苦日子之后，杨度重获自由了。
4月26日，他回到了阔别六百多天的北京。5月1日，礼拜三，他前往中南海晋谒了代总统冯国璋将军，面谢人家的特赦之恩。
这一年，杨度四十三岁。按说，这个年纪，对一个精力充沛的男人来说，一切都还来得及。但杨度似乎对从政已经心灰意冷，他参股与经营的湖南华昌锑矿公司的生意也并未因他出任总理（总经理）而有起色。他过得很潦倒，以至于把使用多年的大洋马和马车都变卖了，马车夫自然也被辞退了。后来继任大总统的曹锟将军都听说了，特派人赠送了银洋两千元，供这位未曾谋面的国士补贴家用。
他似乎消失在公众视线里了。民国八年十二月初三（1919年1月4日），是他四十五岁生日（实为四十四周岁，国人按虚岁计龄），无人贺寿。百无聊赖的他，自题一副祝寿联：
开天辟地，先盘古十日而生；东奔西逃，享民国七年之福。
他居然推算出自己比创造世界的神话人物盘古的生日还早十天！真是玄妙得可以！
之后一年，他活得没滋没味儿。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说自己重获自由后的生活：
度年来息影一庐，久不与闻政治，间或经营商业，颇与市井为俦。特以兵祸连年，百业俱废，因之亦多亏损，政、商两界皆成畏途。平居多暇，还读我书，懒于著书，聊以遣日而已。
“还读我书”的杨子的消沉，至少令喜读其诗（包括挽联）的人们颇感失落。从唱着《黄河》、读着《湖南少年歌》开始，人们就熟悉了杨子，到如今的一副副传诵一时的挽联，杨度真乃一代骚人也！
《尚书》说“诗言志”，杨度“言志”的水平是很高的。若天假大寿于斯人，则当今许多中老年人烂熟的《毛主席诗词》里是否会多出一首《和杨晳子先生》也未可知。众所周知，毛泽东也是个喜欢唱酬的诗人，而且，是个不忘年轻岁月的有心人。对困窘的青年时代曾帮助过他的湖南故人，他或许会报答的，有“我失骄杨君失柳”的缠绵佳句和对前岳母家人的频繁问候为证，有每年“偿还”章士钊先生两千块钱直至章氏仙逝为证，有越级重用他上中专时的恩师王季范老先生的孙女王海蓉和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为证。
说起来，杨度也有恩于毛泽东。
话说当年，年轻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毛润之（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投奔的是恩师杨昌济，当时，杨已被章士钊介绍来京，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
杨昌济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里租了一个小四合院，门外悬“板仓杨寓”木牌—杨教授乃长沙板仓乡人。毛泽东曾被安置在杨宅狭小的门房处栖身，不知毛与恩师之女杨开慧之恋是否始于此时。
尽管潦倒，杨度仍为湘籍旅京士绅之首领级人物，自然与杨昌济多有过往。民国九年（1920年）初，杨昌济病逝于东交民巷里的德国医院，杨度前往豆腐池胡同吊唁，有感于死者生前清贫，曾著文吁请各界人士对其遗族“慨加赙助”。
我查阅过杨度领衔的这封“募款倡议书”，在按资历与声望排名的二十九个发起者中，前面是出任过政府总长的蔡元培、章士钊、范源濂等名流，而第二十八名，即不为人知的“毛泽东”。恩师过世的那段日子里，默默无闻的毛泽东与盛名赫赫的前辈杨度定然见过，且会与杨开慧一样，对“杨世伯”的恩德铭刻在心。所以，我假设开国之初的毛泽东会与杨度有一番唱酬并非毫无由来。
与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同窗的萧子昇回忆过，上中专时的毛泽东，在未来的岳丈家见到久仰的杨晳子先生，引为一大快事。萧氏乃毛之少年好友，与毛等人共同创办了新民学会。杨度返京时，萧正在蔡元培、李石曾的法华教育会里当秘书，是湖南学子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推手，毛泽东带若干人上北京等待去法国，投奔的正是此人。不过，因坚持改良而反对革命（暴力），萧与毛最终分道扬镳，后入国民政府，晚年殁于乌拉圭。此题外话也。
但杨度似乎不记得当年住在“板仓杨寓”门洞里的那个杨昌济的未来女婿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他在出任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政治讨论会”专职委员时，曾向萧子昇打听过毛润之，问毛是否有才，是否能写文章，是否全无人情味，是否有杀父之心，甚至还问及，毛的相貌是否丑陋！然后，杨度谆谆告诫萧子昇：因你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且广为人知，所以，需要小心。那时的毛泽东，已经娶杨开慧为妻，拿着当年在北京募到的一大笔钱，正在家乡到处发动急风暴雨式的农民运动呢！杨度不会赞同过激的“暴民运动”，他似乎更多的是在关注已故的老友杨昌济的女儿的命运。
有趣的是，萧子昇竟然总结出了杨、毛两人的共同点：
中华民国建立不到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有两个人企图要推翻它，并且都成功地实现了他们个别的计谋。奇怪的是，这两人竟然都是湖南湘潭人。其中一个是杨度，另外一个是毛泽东。
只是，杨度的成功，为期仅仅两个多月—他拥戴的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中华帝国”的皇帝即一命呜呼，他也因之毁了清名；而毛泽东却把中华民国的当政者们赶到了大陆东南角上的几个小岛子上，让中国变得谁也不敢小觑。
杨度没活到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指点江山的1949年金秋，早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7日，这位终日诵经的居士即“坐化”于上海滩的寓所中。但若天假大寿于斯人，他还会自觉为毛泽东的高参，因为，这是他终生所追求的“帝道”。
六
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杨度跟着从湖南老家来北京的老同学齐璜学起了绘画。齐璜时以自号“白石山人”享誉京城—当年，正是杨度把这位未来的大画家召请到京城来的。不过杨度的美术天赋似乎不咋样，现今的人们没听说过谁手里有杨度的画作。倒是一方方传下来的杨度的印章让方家看得佩服，原来这正是他的老同学兼老师齐白石为他篆刻的—齐大师对自己的刀功颇为自负，曾自号“三百印石富翁”。
女儿杨云慧回忆过：“父亲曾写了六句话，经装裱以后悬挂在自己的卧室里，以表明心迹。”
这六句杨氏自白是：
随缘入世
满目疮痍
除救世外无事
除慈悲外无心
愿做医生
遍医众疾
访客们真的看不出，这个天天谈佛说禅的居士究竟是想“出世”还是想“入世”！
是哟，你想让这个“除救世外无事”的人物总是憋在家中，岂不误己又误国？
于是，一位南方来客的叩门声，又将杨度从玄妙的佛学世界拉回到纷乱的现实社会中。
来人乃刘成禺，杨度在日本留学时结识的朋友，第一届国会议员，后因反袁而南下，受到政府通缉，成为广州的非常国会议员，时任孙中山的大元帅府顾问。这位不速之客带来了孙中山的紧急呼救。
彼时的南方割据政权，祸起萧墙，执掌军事的陈炯明将军与孙中山反目且炮轰了元帅府！实力不济的中山先生唯恐近在湖南的北洋军吴佩孚部与陈炯明联手，故急遣密使来京找到杨度，请杨尽力设法说服吴师长的顶头上司、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令其万勿与陈炯明合作。此为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事。
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北方无人问津，南方却委以重任，杨度久已熄灭的政治热情一下子又被孙中山的求援点燃了！这个“除救世外无事”的人立即忙碌起来，除鼓动在“曹营”当幕僚的同窗兼好友夏寿田去游说直系大将王承斌等人外，他还亲自跑到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署去游说憨厚的曹大帅。曹锟虽无文化，但崇尚文化，尊重士人，当初杨度潦倒时，他曾特意赠其两千银元以渡难关。不知是杨度的政治设计太天衣无缝，还是那位布贩子出身的曹大帅过于厚道，前去扫荡南军的吴佩孚果真奉命按兵不动了。
孙中山和国民党因此躲过鬼门关。
甘心效力国民党，当然也是为了践约—当年在日本时不就对孙中山说过嘛：你若成功，我就放弃原来的主张，全力帮你！所以，脱险跑回上海的孙中山曾额手庆幸说：
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诺言。
孙中山的信赖，使杨度又看到了实现“帝王学”的机缘！他本来已经下定决心，不怕寂寞要做职业佛学家和书法家，现在，却另有新的奋斗目标了。他索性跑到上海，找到孙中山，主动提出要帮助国民党！孙中山自然喜出望外，但国民党内却有人怀疑杨的动机。总理连忙通电党内干部，亲为解释：这会儿杨度是铁了心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了，希望你们不要拿他往年不屑于加入本党的事来怀疑他。孙氏原话是：
（杨度）此番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
当初在日本，孙总理怎么求你加入组织你都不屑于“入彀”，而今，没等人家来“发展”，你倒主动找上门来要帮“乱党”。真此一时，彼一时也。
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杨度献上的挽联，照例引起人们的围观：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