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表现的历史自觉，大量通过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来体现；朱德在革命最困难时期的革命坚定性、坚决性，表现出了他的历史自觉；周恩来同志的历史自觉，体现在他对中国共产党所提供的组织协调。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配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万幸。
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伟人，是因为他们是真人。说真话，办真事，行真理，义无反顾地追求心中的理想，而且为了这样一个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是他们给我们今天留下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29.周恩来的历史自觉在革命中的作用
毛泽东表现的历史自觉，大量通过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来体现；朱德通过对革命的信心与信仰，尤其在革命最困难时期的革命坚定性、坚决性，坚信革命能够成功，表现出了他的历史自觉。那么，周恩来同志大量的历史自觉是通过什么表现的？
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所提供的组织协调。
我们经常讲周恩来同志是一个很大的谜，他这个人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牺牲个人、维护组织，这个特点表现得非常明显。那么周恩来同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尼克松对他有一段评价。尼克松20世纪70年代初访问中国，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有过接触。尼克松说：“毛泽东是一团烈火，周恩来是一个控制火势的人。”这个说法沾点边，但并不是太贴切。
我自己想了这么一个比喻：打开一个手电筒去照射的时候，顶多十几米光线就散了；而要是一束激光，几公里之外可能都能烧穿一块钢板。激光的能量来源于哪里？来源于它的高度聚焦。
周恩来在我们党内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的实质就是“高度聚焦”。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由这么多人组成的一个党。尤其是党的领袖集团成员，兴趣各异、脾气各异、爱好各异，各人有不同的观点，各人有不同的主张。这样一个环境中，周恩来通过大量的工作，使大家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
周恩来在党内无人可替代。我在这儿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长征之初，博古同志是中共中央负总责的人，有传言说他在长征的时候不想带毛泽东同志走，想把毛泽东同志留在苏区。其实这个问题今天已经讲清楚了，不是博古同志不想带毛泽东同志走，而是长征之前毛泽东同志给博古同志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上提出来，他自己不想走。这封信毛泽东主要讲了这么几点：
首先，他与第一、三军团的领导交换过意见，第一、三军团的部分领导都同意留下来，和他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其次，要求红九军团留下一个师，这样毛泽东同志带着第一、三军团的少部分领导人和红九军团的一个师坚持苏区斗争；
最后，欢迎中央再回来。
当然这里面有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点，毛泽东同志不想和上海来的中央诸位领导同志在一起。因为这些同志从上海一来，很快就把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撤掉了，而且很快中央苏区反“围剿”也失败了。以毛泽东的个性，他不愿和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在一起，觉得有点格格不入，所以他提出来他不走。
第二点，当时叫战略转移，不叫长征，谁也不知道离开苏区后，就一去不回了，走了二万五千里都不知道。当时战略转移最直接的目标是去湘鄂西与贺龙、萧克领导的二、六军团会合。
在这几个重要的因素之下还有第三点，毛泽东同志对蒋介石要一举拿下中央苏区的决心有所低估。
我们可以想，如果毛泽东同志要留在苏区，后果不堪设想。留在苏区的瞿秋白同志、贺昌同志、刘伯坚同志都纷纷牺牲了，能活下来的也九死一生。而且长征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参加，那又会是一种怎样的长征？红军还能不能走出来？我们还有没有遵义会议……
这就是在长征最初的时候，毛泽东表示他留下来不走的原因。
那么后来怎么样？谁劝说了毛泽东同志跟着部队一起走？
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30.周恩来与毛泽东改变中国命运的谈话
我们上节讲到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写了封信，他要留下来坚持在苏区斗争，欢迎中央再回来。当时中央的总负责人博古，非常年轻，大约28岁，看见这封信以后不知道怎么办，便拿着这封信直接去找周恩来，他说：“老毛提出不走，你看怎么办？”周恩来迅速看完这封信，跟博古讲了一句话：“我去找他谈。”
周恩来同志当天骑着马从中央所在地瑞金赶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住地找他谈话，核心就是劝毛泽东同志跟着走。那个谈话进行了一晚上，那天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谈了些什么，谁都不知道。
当天警卫回忆当夜雨下得很大，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流，流到斗笠上，斗笠湿了，从斗笠流到蓑衣上，蓑衣湿了，蓑衣的雨水流到绑腿上，绑腿湿了，鞋子湿了。
领导人在里面的谈话迟迟谈不完。他们开门进去给领导倒水，门一开，两位领导同志一句话都不说了，就看着他们，等他们倒完水退出去，门关好了才又开始说。所以警卫也没有听见这两位领导同志在里面谈了什么。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同志骑马返回瑞金，见到博古同志，就讲了一句话：“他同意跟着走了。”
我觉得这句话虽然非常简单，却意义极其重大，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设想，毛泽东同志如果不跟着走，在苏区能保证他的安全吗？而如果毛泽东同志不走，那我们的长征是什么样的长征？红军能不能从困境中走出来？我们的结局又将如何？
恩格斯讲过一句话：“历史的必然通过大量的历史偶然去实现。”不是说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它就是必然会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会经过许多路口，需要跨过许多急流险滩。
我们从这个问题上看周恩来，他不是对党和军队的命运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吗？而且像这样的事情周恩来终生对任何人都没有讲过。
周恩来晚年病重的时候，叶剑英元帅当时就认定：周总理肚子里要说的话很多，你们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随时准备好笔，把他说过的话一一都记录下来，哪怕在昏迷中说的话也要把它记下来。周恩来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确实按着叶帅的要求准备好了纸笔，要把周恩来说的任何话都记下来。
结果一直到周恩来去世，警卫也好，护士也好，他们准备的笔都没动过，纸还是一张白纸，一个字都没有记录。周恩来同志一辈子都是这样以组织为核心，以组织的生命为核心，以组织的利益为核心。
他完全牺牲了自己。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讲周恩来同志的贡献，但一直都讲得不够。
周恩来同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称赞他。但也不光是称赞，诋毁周恩来的话也有，像周恩来同志的“世故主义”，周恩来同志如何如何“不讲原则”，周恩来如何“和稀泥”，这方面讲的人也很多。
我觉得不管是称颂的或者是诋毁他的人，都没有认识到在中国革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关头，周恩来同志作出的关键性贡献。当时的党中央不知道少了毛泽东的长征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时的毛泽东同样也不知道自己留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所谓的历史真实，不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安排好了的，我们走到这就是遵义会议，走到这就是延安，走到这就是天安门，没有这样的安排。全是什么？全是人的努力、奋斗、牺牲。
共产党一步一步这么走过来，在这其中周恩来表现了极大的历史自觉。他通过组织，通过协调，把党的力量最大可能地凝聚在一起，把一个散射的手电筒的光芒变成一束激光。
组织协调工作当然不光是周恩来同志一个人做的，但是周恩来同志是党内最杰出的组织协调工作者。这点，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在长征之前那个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谈话，它的结果决定中国革命命运。
31.周恩来巧解博古心结，毛泽东获真正领导权
在长征的过程中周恩来与博古还有一次重要的谈话。
博古当时是我们党内很年轻的领导者，他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时还不到25岁，很年轻，长征的时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岁的样子。这样一位年轻的领导者，当然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思虑还不够周全。
因此，博古在指挥反“围剿”的过程中，在指挥红军长征的过程中，有一些失误。那么到了遵义会议的时候，就有一个更换领导权的问题。博古在当时不太适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了，要做一个调整。当时倾向于由张闻天来负责，但是还没有完全地明确。
由于这个原因，遵义会议开过之后，中央的两个挑子，一个是中央的印章，一个是中央的文件，这两个挑子还跟着博古同志。从内心来说，博古还是有些疙瘩没有解开，思想上还存在着问题。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开过20天之后。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正式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周恩来那天晚上在那个地方与博古有一次彻夜长谈。
我们前面讲的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那次彻夜长谈，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来。那么这次周恩来与博古的谈话是有东西留下来的。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飞机失事牺牲了。因为周恩来那次跟他的谈话令他印象至深，他把这个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潘汉年，潘汉年也作了一些记录，后来就流传下来了。
实际上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这是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谈话。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来了。
后来博古在党内一些重大问题的斗争中，都坚决地站在中央这边，比如说与张国焘的分裂倾向的斗争。博古后来在牺牲前多次回忆周恩来与他那天晚上的谈话，可见对他印象之深。
这难道不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吗？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层里的这种非常复杂的组织协调工作中，作出了无人取代的独特贡献。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革命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的领导同志配合，我觉得中国革命是万幸的。如果说是有运气的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就像小平同志讲的那样，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在这个智慧结晶背后一次又一次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周恩来。
32.毛、周、朱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万幸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结合，但不是说这个结合从一开始就紧密无间，不是说他们互相之间一点儿疙瘩都没有，一点儿矛盾都没有。
比如说毛泽东和朱德，朱毛会师之后，在关于领导权的问题上，在有关红四军到底怎么发展的问题上，两个人就是有矛盾有分歧的。尤其是在1929年红四军的“七大”和“八大”上，经过民主选举，把毛泽东同志选下去了。陈毅取代了毛泽东成为军委书记，后来陈毅到上海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朱德又成为军委的代书记。当时红军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就是朱德把毛泽东取代了。
到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宁都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也把毛泽东的指挥权给替代了。
在我们党进行路线方针政策选择的时候，有些争论，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是不避讳的。比如说在红四军的“七大”、“八大”、“九大”上，毛泽东与朱德和陈毅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论。在我们党发展的历程中，有过一些不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有这些不成熟，它才有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
当初红军内部发生比较激烈争论的时候，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陈毅也就30出头。大家当时都是在一个最富有创造力的年龄。在这个年龄，大家的这种激情和见识不一定完全一样。虽然革命必然成功这个目标和信念是一样的，但是个人的思想、脾气、性格是不一样的，对形势认识也不一样，这种碰撞就是在所难免的。在那个为了理想流血牺牲的年代，领导层中间、个人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但并不妨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为珍贵的地方。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配合是我们党的万幸。1976年，周恩来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泽东9月份去世，他们三个伟人在同一年离开。这仿佛又是历史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