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政党史上你很难找到，甚至根本找不到，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领导层像割韭菜一样，一批一批被对方屠杀。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其他革命都无法类比的空前残酷性。大量的牺牲，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确实吓倒了我们一批人，从而让中国的革命道路充满了艰辛。中国革命也有很多人投机，甚至是数量不少的人投机，但是投机中国革命，要走到底太难了。因为中国革命的这种生死考验太多了。
35.叛徒与奸细让中国革命无比艰辛
从世界政党史上你很难找到，甚至根本找不到，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领导层像割韭菜一样，一批一批被对方屠杀。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批伟人，一批真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艰难成长起来，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艰辛。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遭受严重损失。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中国共产党遭受严重损失。
在这两次大的损失面前，有两个很鲜明的特征。一方面，一批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另一方面，大量的叛徒，为了自己的苟安，为了自己的个人私利，抛弃自己的理想，甚至出卖自己的同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这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就是被江苏省委秘书长出卖的，并且是叛徒亲自带人上门抓的。
赵世炎被捕牺牲，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继任江苏省委书记，又被江苏省委的交通员带人上门抓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最高领导人是罗亦农，罗亦农是被谁出卖的？被朱德的前夫人贺治华出卖。贺治华做过朱德夫人，后来离开了朱德，又找了党内另外一位同志叫何家兴。贺治华和何家兴两个人合谋把罗亦农出卖了，其目的是为了到德国定居，两张到德国的护照和3000美元的奖金，就把政治局常委、政治局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出卖了。
而且贺治华竟然带人上门抓捕罗亦农。罗亦农当时本来有脱逃的机会，因为贺治华带领巡捕来抓时，他还没有回来，他夫人急中生智，把门口的一盆花给推倒，已经发出信号了。但是那天下着蒙蒙细雨，罗亦农打着伞，低头躲雨没有看见门口的信号，进门就被抓了。
那一天还有一个险情，本来罗亦农约邓小平谈话，邓小平晚到了几分钟，如果邓小平早到几分钟，那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又在哪里？
从这些事例来看，中国革命何其艰难，而且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就像恩格斯讲的那样，历史的必然通过大量的历史偶然去实现。
邓小平后来向周恩来报告，贺治华叛变。周恩来同志当时非常谨慎地说，我们还要调查，还要了解贺治华是不是叛变。最后，证实了贺治华叛变，贺治华的丈夫何家兴被打死在床上，贺治华在床上也挨了一枪，没有被打死，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列宁被捕流放过两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两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处终身流放。
加里宁多次被捕流放。
捷尔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
奥尔忠尼启则多次被捕流放。
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
斯维尔德洛夫先后被关押和监禁达12年之久。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达到7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为蒋介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能存几人？谁又将去领导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十月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蒋记政治词汇中充满了“枪决”、“斩决”、“立决”、“立斩决”、“见电立决”，根本没有“流放”这个字眼。
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其他革命都无法类比的空前残酷性。大量的牺牲，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确实吓倒了我们一批人，从而让中国的革命道路充满了艰辛。
36.中国革命对共产党人严酷的筛选
拿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类比，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都多次被捕流放。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如果采取蒋介石的屠杀政策，俄国革命是难以达成的，领袖基本都被杀掉。
中国革命呈现出空前的惨痛性。
到了中央红军长征后，共产党仍旧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都被敌人捕获枪杀。
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何叔衡与毛泽东同志同为中共“一大”湖南的代表）、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新中国同龄人都记得这三部作品，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刘伯坚的《带镣行》，都是他们在铁窗中对中国命运的思索。
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一腔热血。
国民党南昌行营有如下记载：
“截至本月底（注：1935年3月底），江西清剿军先后在于都、会昌俘红军六千余人，步枪手枪两千余支，机关枪五十余挺。在瑞金俘红军三千余人，掘出埋藏步枪身八千支，机关枪二百余挺，炮身十余门，迫击炮十余门，图书三十余箱，铜锡两百余担。”
与牺牲伴随的是工农红军转移前后一批人的叛变，历史作为洪钟，默默接纳着，又默默展示着这千千万万令人惊心动魄的嬗变。
我们看看从1930年到1934年期间所出现的叛徒。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中亮被捕叛变。这些叛徒可绝不仅仅是一般的人物。这些人都是中央政治局以上的人物。
中央红军在1934年进行战略转移的前后：
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
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
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
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叛变；
闽北分区司令李德胜叛变；
闽赣分区司令宋清泉叛变；
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
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佑叛变；
红十军副师长倪宝树叛变；
瑞金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
我们可以看到，中央苏区军以上干部叛变的也不少，这就是我们讲到任何革命都有投机。
中国革命没有投机吗？中国革命也有很多人投机，甚至是数量不少的人投机，但是投机中国革命，要走到底太难了，因为中国革命的这种生死考验太多了。
这些人坚持到了这么高的职务，最后还是坚持不住，纷纷叛变。中国革命所呈现的这种大浪淘沙，可能超越任何国家。
这就是新中国奠定的时候带出的是一支非常精锐的队伍的原因。这种筛选太厉害了，是非常严酷的筛选。
37.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的人生悲喜剧
在所有叛变中，最为严重的就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龚楚何许人也？
龚楚是广东乐昌人，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25年6月，他就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赴广东省农民协会从事农运工作，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乐昌，成为在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人。
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想辗转于粤北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
朱德回忆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
井冈山斗争时期，有军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也算屈指可数。
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毛泽东、朱德、龚楚。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这就是龚楚当时的地位。
龚楚不但在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建立了很深的合作关系，在百色起义时又与邓小平建立了很深的合作关系。1929年12月龚楚参加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是龚楚。由于龚楚是从井冈山过来的，熟知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给红七军的建设的确带来不小帮助。龚楚后来担任的职务也闪闪放光：他在继李明瑞之后任红七军军长，然后是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
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起初连个明确的职务都没有，龚楚却出任了中央军区参谋长。
这样一个人物的叛变，对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留守力量的严重影响可想而知。
龚楚的叛变出现得很突然。1935年2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5月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遭到粤军袭击，随后叛变投敌。陈济棠给他一个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的职位，调一支40多人的卫队归他指挥，要他到赣粤边去诱捕项英、陈毅。龚楚将自己的叛变隐蔽得很巧。10月中旬，他把卫队扮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和粤军余汉谋一支部队假打一阵，“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
贺子珍的哥哥、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原来是中央军区司令部的科长，听说老首长龚楚参谋长拉起了游击队伍，便赶紧派人去联系。
龚楚说，他需要马上见到项英、陈毅，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人热情帮忙，建议龚楚写一封信给项、陈。信写好后，何长林也在上面签了名。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
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这些游击队，最缺乏的就是胜利，到处被围剿。项英看到龚楚的信大喜过望，马上想和龚楚见面。他并不了解龚楚这个人，但当时陈毅对龚楚还是非常了解的。
龚楚自恃资格老，井冈山斗争时期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他便目中无人。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无人可比。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陈毅告诉项英，斗争残酷，人心难测，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
就是这“过一段时间”，使龚楚现了原形。只见信走不见人来，他怕时间长了狐狸尾巴露出来，决意先下手为强，先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龚楚果断行动，把当时规模很大的北山游击队带到包围圈内开会，贺敏学等重要干部都参加。待这些游击队员和干部觉察到不妙时，龚楚的叛徒嘴脸露出来了。
这个中央军区参谋长开始撕下脸面，赤裸裸地劝他原先的部属们投降。
贺敏学第一个跳起来，举枪边打边往外冲。他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其余的只有八九个人带伤冲出会场，5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也是个软骨头，一看大势不好，未及走脱被捕，马上叛变。
这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后来项英、陈毅才知道龚楚是彻底叛变了，幸亏当时没有去见他，否则将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龚楚没有抓到项英、陈毅，不甘心。他熟悉红军活动的规律，布置军队日夜搜查，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都被严密封锁，连一些大山和羊肠小道上也设置了暗哨、密探。何长林则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指出来，很多人被敌人杀害。
1935年10月，龚楚引导国民党三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方维夏壮烈牺牲，蔡会文重伤被俘后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就是这个“朱、毛、龚”的“龚”，虽然在红军队伍中作出过一些贡献，一旦叛变这支队伍，竟然为敌人作出了更大“贡献”。
为敌人作出更大“贡献”的龚楚，一直到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陆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当时是广东国民党一个中将的随属官员。我们党从事“农运”的最早领导人，最后当国民党中将的随属官员去了，这种变化差异太大了。
但是在1949年，龚楚面对全国解放的态势，被迫请罪。向谁请罪？向他当年在红军中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林彪请罪。
龚楚当红军的主要领导者的时候，林彪只是一个连长，级别相差甚远。但是龚楚请罪，想见一下林彪都见不着，林彪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仅仅一个师长就把他解决了。
林彪是共产党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的统帅，龚楚不过是国民党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林彪如何能去见他？派一个下级的下级的下级就像掸掉一只跳蚤一样，处理掉这个给党和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叛徒。
所以龚楚投诚后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就跑到香港去了。
降将可纳，叛徒难容。古往今来，任何政治集团皆是如此。
这一点龚楚倒是十分清楚。
他在香港写了一本书叫《我与红军》，谈起在红军中的高级人物，谈起现在新中国某某领导过去是我的同级，某某是我的下级，某某当年是如何如何……谈起自己未叛变时在中共的日子他便眉飞色舞，对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也记忆清晰，颇有几分资本的心情见诸笔端；对叛变之后，脱离红军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其余的，便多是感大江东去之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