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新闻》驻上海记者，主要研究中国农业问题。苏军总参谋部派佐尔格来中国，主要任务是针对日本。当时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已经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扩张野心，对苏联东部的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开展针对日本的情报工作变得迫在眉睫，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日本又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难开展情报工作的地方。精明的佐尔格把他打入日本的跳板选在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滩为《法兰克福新闻》撰写枯燥乏味的农业评论，一面精心构筑上海工作站，作进入日本的各方面准备。该工作站后来被人们广泛称为“佐尔格小组”。很快还发展了两个日本人，这两人成为佐尔格后来去东京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帮手。
佐尔格当时就和潘汉年两个人在上海，共同完成对牛兰夫妇的营救。怎么营救呢？当时佐尔格就向莫斯科建议，要求立即派专人送2万美元到上海，用这2万美元打通关节，完成营救。佐尔格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国的法院系统是相当腐败的，用钱打通关节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时苏军总参谋部马上行动，为了保险起见，派了两个人送钱。两个人每人带了2万美元，实际上就是4万美元。两个人走两条线路，而且两个人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另外有一个人还在完成与自己相同的事情。这样确保即使有一人出了问题，另一人也能把钱送到；即使出了问题的人泄露口供，另一人也不会暴露出来。
因为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东北地区被日本人完全控制。考虑到德国与日本关系不错，苏军总参谋部就选派德国共产党党员执行这样一次送款的任务。最后两位送钱的德共党员都完成了这项颇具风险的任务，先后穿越中国的东北，抵达上海，把钱送到了佐尔格手里。
这两个人都是十年以上党龄的党员，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他晚年撰写文章的时候还非常激动地回忆，安全到达上海以后，和在共产国际、苏共、苏军总参谋部都大名鼎鼎的情报员佐尔格热情拥抱的情景。另外一位送款员就是奥托·布劳恩，他就是后来所谓的“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共的顾问”。
当年一个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送款的送款员，怎么就变成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了？这里面又有些什么名堂呢？
68.送款员如何曲折变身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上）
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的两个送款员都完成了任务，两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党龄的德共党员。
赫尔曼·西伯勒尔晚年撰写文章时，还激动地回忆自己安全到达上海后，和佐尔格拥抱的兴奋情景。而奥托·布劳恩，晚年写文章却板起了面孔，一个字也不提当年的秘密使命，也一个字不提佐尔格。只是含糊地说“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不但说错了被捕时间和人数，而且对自己与此事件的关系也守口如瓶。
奥托·布劳恩就是那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李德。
他比佐尔格小4岁，却比佐尔格早一年加入德国共产党。他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是工人起义中的积极分子，曾经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英勇战斗。在此期间他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越狱成功，逃往苏联，1929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当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方发现牛兰夫妇的地址时，他还是一名学员，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内规规矩矩地听课。其后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说便都是闪电式的了——刚刚毕业就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刚刚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就被派遣来华。
他与理查德·佐尔格同一系统。区别就是，佐尔格已是苏军总参谋部内担负重大使命的情报工作者了，而他还是个刚刚报到的送款员，担任交通员一类的角色，到上海后便自然受佐尔格领导。
给佐尔格送款，是奥托·布劳恩在苏军总参谋部领受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最后一个。没有人想到这位交通员一去不归，在中国做起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他来到中国，并非像自己所述的，受共产国际指派。
奥托·布劳恩来的时机正是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顾顺章的被捕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严重的困难。牛兰夫妇被捕后不到一周，又有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人竟然有两人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在此双重打击下，受到极大的损害。剩下的一位特委领导者周恩来也只有被迫隐蔽，于年底奔赴江西苏区。
当时在上海并没有明显危险的王明则找出种种借口，先周恩来一步于1931年10月份去了莫斯科。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已不足半数。
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王明和周恩来离开之前，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改为临时中央，何人出任临时中央负责人，中共中央自行决定。
决定临时中央负责人的会议，一种说法是在一家酒店开的，一种说法是在博古家里开的。
博古当时年轻气盛，热情奔放，并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里。他又极富口才，善于作充满激情的演讲。六届四中全会后，他出任团中央书记，因组织和鼓动的才能受到少共国际的表扬。在决定中共临时中央人选的会议上，王明提议博古负总责，他一句“好，我来就我来！”毫无顾虑。这一年他24岁。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在现在来看，24岁的年轻人，不过大学刚刚毕业，读研究生的也就刚刚考研，但是24岁的博古已经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了。而且由于中共中央在上海受到损害，王明去了苏联，周恩来去了中央苏区，中共中央主要的工作已经改变了，变成了苏区的工作。而中共中央在苏区的工作主要是进行革命战争。当党的领导人，如果你不知道革命战争的规律，如果你不具有领导革命战争的经验和资格，那你就很难做。
当时的情况是，各个苏区正在开展如火如荼的武装斗争。苏区的工作已经上升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工作了，而苏区工作中的军事问题，正在成为革命斗争中首要的、迫切的、关键的问题。组织一场真正的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新考验，那么作为领导人，不懂军事就无法摆渡。
面对这个结论，最不利的就是博古同志。
他作为一个出了家门，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门，出了中山大学的校门，又进入中共中央机关门的领导者，搞过学运、搞过工运，但没有搞过农运，更没有搞过兵运，而当时能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农运和兵运。博古没有接触过武装斗争，这是他最为欠缺的一课。
恰好在这个时候，刚刚从军事学校毕业的奥托·布劳恩到了中国。
奥托·布劳恩在苏联上学的时候就跟博古相熟，博古上莫斯科中山大学，奥托·布劳恩上伏龙芝军事学院，两个学校都在莫斯科。两人在上海一见面就熟。而德国人佐尔格见了布劳恩，也有几分亲切。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站还有一位负责人，叫约尔特，也是德国人。
当时，送款员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代表约尔特和苏军总参谋部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这三个人凑在一起了。三个人可以说都是德国人（李德是奥地利人，但出生在德国），真是老乡见老乡，完成这样一种历史巧合。
布劳恩，也就是后来叫李德的这个人，与约尔特熟，与佐尔格熟，与博古也熟，当时一见，相谈甚欢，谈得很高兴。送完款以后，另外一位送款员迅速地走掉了，布劳恩没有走，留下来了。这一留时间还不短，从1932年一直留到1933年年初。他留下来一边做些工作，一边与博古聊天，两个人就这样相处了整整一年。
这一年的时间，两个人就中国革命的很多问题交换了看法，怎么评估苏区武装斗争，怎么进一步发展这个斗争。至于具体聊了什么，现在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奥托·布劳恩也去世了，博古早在1946年就因飞机失事去世了。但不管怎么说，在这段时间里，博古对奥托·布劳恩建立了相当的信任。
这种信任，直接导致了一件事情——奥托·布劳恩最后变成了所谓的（我们在讲到这个时一定要加“所谓”）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
69.送款员如何曲折变身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下）
当时博古最大的软肋就是军事知识、军事能力不行，没有这方面经验。奥托·布劳恩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优等生，而且他在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之前，还在德国搞过武装起义，颇有军事经验，这些理由使博古与奥托·布劳恩的关系迅速拉近。
1933年春天，中共中央在上海是明显待不住了，必须撤到苏区去。博古就撤到苏区去了。博古动身之前想带奥托·布劳恩一起去，奥托·布劳恩其实也想去，但他当时有自己的考虑。
到中国来，他不是军事顾问，他是一个送款员，为解救牛兰夫妇，送2万美元是他的任务。博古想把他拉去，是作为私人顾问，还是作为共产国际的顾问，当时没有明确，所以他就不愿意去。他希望什么呢？就像中国人讲的，你要给我正名，给我正式的名分，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分？
奥托·布劳恩当时如果跟博古一起去苏区，在身份认同上有个非常明显的缺陷，他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人，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的送款员，不是共产国际指定到这儿来当军事顾问的。所以，当博古想把奥托·布劳恩带到苏区去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条件，要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的相应指示。意思很明显：你博古说了不行，得共产国际说了才算，我去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这是关键。
奥托·布劳恩心里很清楚，他想凭借这个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
情况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博古连续向莫斯科发了几封电报，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负责人约尔特也发了几封电报，但是共产国际的答复迟迟不来。
共产国际的答复为什么迟迟没有来？
共产国际有自己的经验。
共产国际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有不少的人物被派到中国来指导革命，这些来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么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不管怎么说，每一位被派遣的人，都是经过共产国际慎重考虑的。
维金斯基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代表。他当时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国际代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二个代表。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而且在当时会上出现意外，有陌生人进来的时候，马林及时警告全体会议代表，说地点已经暴露立即转移。大家当时还不太情愿，被迫听取了马林的意见转移了，结果当法国巡捕冲进来抓人的时候，已经人去屋空。马林要求提前转移，这个建议是以他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总结出来的，使中国共产党避免了在成立初期便可能遭受到的一次重大打击。
所以说，共产国际代表派驻中国，不能一概说都是来犯错误的，指导都是不对的。依照历史唯物主义观，他们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他们也有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地方。维金斯基和马林都是这样，而且作出贡献的，并不止他们俩人。
70.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如何从神变回人
鲍罗廷是第三个共产国际派驻中国革命的顾问。
鲍罗廷来华5年，大革命时期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影响深远，曾经被称为“广州的列宁”，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鲍罗廷在指导中国革命时过于相信蒋介石，使中国革命吃了很大的亏，也使中国共产党最终没有武装起来，吃了非常大的亏。后来，他犯了错误被调回到苏联去了。
鲍罗廷之后还有米夫。米夫当时是布尔什维克党内著名的中国通，他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农村可以建立农民苏维埃，他还最早提出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等这些提法。今天看来，米夫当时也就是一个20多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米夫提拔王明等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米夫认识到在中国农村成立苏维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等，这是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还有另外一个代表罗米那兹。罗米那兹后来提议撤销毛泽东同志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刚刚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个半月后就被撤职了。罗米那兹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他指责毛泽东，让你带部队打长沙你没有打，你把部队拉到井冈山去了，是右倾逃跑。他以这个理由把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职了。
罗米那兹在中国革命指导中当然是犯了很大错误，但是这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对其指导的八七会议，还是有一定贡献的，可以说有不小的贡献。八七会议的政治报告就提出来，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对中共中央转变方针起到了特定的积极作用。
从维金斯基开始，马林、鲍罗廷、米夫、罗米那兹这些人都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老资格的革命者。连老资格的革命者在中国都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从罗米那兹之后，派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被共产国际规定，只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再享有决定权了。
像鲍罗廷那样目空一切的决定权不复存在，实际上从1927年之后共产国际再也没有派所谓的全权代表来到中国。那么为什么又突然之间蹦出了这么一个没有经过共产国际特别训练，甚至对东方革命连一个粗浅的了解都没有的苏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的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