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饶有兴致道：“你说洋人为什么鼓捣出宪法这么个东西？”
容闳：“因为自然法。不同民族的文化固然不尽相同，但终有一些核心价值是人类所共通的。比如，没有人愿意被杀被抢，没有人愿意被无辜地抓进监狱，这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隐含了生命权、平等权以及人身自由权。维护自然权利的法，就是自然法。在此基础上，自由人相约联盟，达成契约，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管理者，于是有了政府（宪法赋予政府权力）；另一部分自己保留，成为国家机器不能侵犯的个人权利（修正案限制政府权力）。在这种共识共循的社会契约下，宪法和法律不是胡编乱造、生搬硬套，而是对自然法的发现和阐述。”
王闿运：“哼，说得倒好听！殊不知制度设计得再好，还是得由人操作。要想在实践中不出纰漏，仍需正心诚意，回归孔孟之道。历朝历代，为治理黄河设立了多少机构？出台了多少办法？然而治水官员谁拿防汛当自己家的事儿？甚至，他们会故意疏忽对河坝的保护，以使其垮得更快，从而领到更多的拨款。可见，欲使天下不治而自治，唯有推行良知，正人心而化风俗。”
容闳摇了摇头：“两千年以降，无论高估人性还是低估人性者，到头来都失望地发现，人性其实是复杂的。先圣对君子的要求‘慎独’（在无人监督时谨守道德）并不难，难的是当一群人集结成派，将各自的私心藏在看似正义的旗号下，相互鼓噪中还能保持个体的理性和原则。对此，解决之道绝非‘君子不党’，而是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西方历史上，许多专制暴君都是以最合理的方式开始其统治的。而事实的走向却是，这种邪恶的权力既腐蚀了人心，又毁灭了良知。”
容闳停了停，一字一顿道：“因此，宁可相信十个恶魔互相制衡，也绝不要轻信一个圣人乾纲独断。”
斩钉截铁的话语在袁世凯幼小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直到生命的尽头，他都忘不了容闳说这句话时无比坚毅的眼神。
久未言语的吴汝纶忽然若有所思道：“也许我们真的错了。”
袁世凯一惊，目光随众人一起投向了他。
25、不怕酣睡，只怕永远也叫不醒的假寐
吴汝纶：“历史上每一次政权的建立，无不伴随着血腥和杀戮。我国更是在以暴易暴的轮回中挣扎了两千年。也许，美国的出现代表了一种依靠理论而不是武力协商建国的新模式。这种统治者执政合法性源自契约（宪法）的历史趋势恐将无法阻挡。”
曾国藩颔首不语。
薛福成叹道：“怕只怕百年之后，就算有了宪法，也是一纸空文啊！”
吴汝纶学而不厌：“英式的君主立宪和美式的民主共和在实际运作方面有何差异？”
容闳：“在英国，首相（行政）和议会（立法）的关系更近。选举方式是两党竞选议会的席位（选民投票），再由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选出执政的首相（议员投票）。而在美国，则先由两党分别推出本党总统候选人，在各种演说和辩论后，由选民直选。”
吴汝纶：“两党轮执，三权分立，毕竟还是美国走得更远。”
容闳：“行政（总统）、立法（国会）、司法（法院）三套系统彼此独立，相互制衡。国会可以立法，但最高法院可以宣布法律违宪；法院独立判案，但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由总统提名；总统可以否决国会议案，但国会可以启动程序弹劾总统……”
王闿运：“荒谬！如此掣肘，成天扯皮，什么都不要干了！”
容闳叹了口气：“还需要干什么呢？在效率和公正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因为前者如同吸食鸦片，虽有一时之快，却终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后者循序渐进，通过立法日臻完善，利用轮执消解民怨，避免了政权的动荡和推倒重来，社会稳步向前，公民日趋理性。”
王闿运：“哼，什么民主，不过是暴民做主罢了！”
容闳：“的确，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了‘多数人的暴政’的问题。而在建国之初，杰弗逊（《独立宣言》作者，第三任美国总统）就颇有预见地看到‘权力由多数人行使而不是由一个人行使，并不能减轻暴政的程度。173个暴君肯定会和一个暴君一样富有压迫性’。”
吴汝纶：“可现实却是，从总统到平民，无不充满了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除了制度的约束外，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吧？”
容闳：“有，权利和责任的对等。自由不是无偿的，民主更是通过将公共生活的重负压在每个个体的肩上，挑战每一个人的心灵和大脑。如果说专制社会给个体提供了一个隐身于群体之中的机会，那么民主社会则鼓励每个人成为他自己。因此，民主并不轻松，它强迫你独立思考—这是一种区别懦夫和勇者的生活方式。”
黎庶昌：“人人都能做出自己的判断，也就不需要一个宵衣旰食的君主了，可谓两相欢喜。”
袁世凯忍不住笑出了声。
容闳：“事实上，美国的司法权进一步一分为二。法官只管量刑，而认定有罪无罪则交由陪审团的十二个公民来表决。这是每个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必须履行的义务，随机抽选，可谓最好的普法教育。超越了利害关系的审判往往使人尽量做到公正，因为有一天你也可能坐到被告席上，接受别人的审判。于是我们看到，几乎每一项推动了社会变革的重大立法，都是从一件微乎其微的小案子开始，上诉到最高法院，直至引起各行各业的参与，全国范围的讨论。这不是劳民伤财，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进步，从制度到人心。”
王闿运：“让不懂法的平民靠直觉来断案，这不是原心推罪是什么？”
容闳：“关键在于谁来‘原’！世宗（雍正）在位时，有一年黄河水清，各地官员纷纷上表颂德。这些折子里，有两份在格式上于礼不合，一份是鄂尔泰的，一份是杨名时的。可结果却是，世宗皇帝原谅了前者，惩罚了后者。由此观之，没有公正的执法程序来保障，原心推罪只能是诛心之论，而论心世间无完人啊！”
容闳的勇气深深地感染了袁世凯。很多年后，当他回想起儿时这段插曲时，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其实，容闳想驳倒王闿运，只需搬出《春秋》的中心思想、写作初衷，四个字“夷夏之防”即可。
中原地区，尊崇周天子（哪怕是口头上的），文明程度较高（如齐鲁）的国家被称作“诸夏”；边远地区，文明程度较低（如吴楚）的国家被斥为“蛮夷”。
《左传》也跟着敲边鼓，用“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定义了“华夏”的概念，以区别夷狄。
是“夷”是“夏”在孔子笔下泾渭分明。《春秋》里提到吴国时，一般都会说“吴如何如何”，非常轻蔑。但在叙述吴王帮助蔡国伐楚一事时，却罕见地用了“吴子”这样的尊称。《公羊传》解释说，改称“吴子”是因为吴人虽属蛮夷，但此次出兵却是替中原（蔡国）分忧，所以要夸上一夸。
更势利的是，表彰完这次军事行动后，孔子立马翻脸不认人，又恢复了对吴王的旧称“吴”……
由此不难想见《春秋》在清朝的尴尬。即使文官集团对“华夷之辨”三缄其口，异族统治的心结还是顽固地缠绕在帝王的心头。而容闳等人在曾国藩面前绝口不提这茬，也是彼此默认的避祸之道。
其实，帐下人才济济，容闳所论，曾国藩又何尝不知？可惜，理论上的无懈可击在神州这片云谲波诡的大地上往往意味着处处碰壁。晚清转型之难不单体现在要从专制走向民主，一个更大的障碍是，带领众人（还各打各的算盘）完成这项浩瀚工程的是一个先保自己再顾满族最后才考虑国家的妇人。
26、知（文化）而不行（制度），只是未知
容闳思想中确有全盘西化的倾向，但不能因此就说人是带路党。毕竟其回国后先后辞去了在海关和英商公司收入丰厚的工作，苦思救国之道—显然不是窦含章等为了钱可以不顾廉耻的五毛党所能比的。
诚然，容闳的某些主张确实过于理想，但不要因此而嘲笑其书生气。这个民族实用理性了几千年，人人都想走捷径，其结果却是整个国家一直在走弯路。
黑格尔认为，儒家哲学是一种缺乏思辨精神的道德哲学。《论语》摆出一条条看上去很美的道德教训，凭此就想挽救人心不古，在梁启超看来完全是“只知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的奢望。
康德这个对欧洲影响极大的哲学家认为有两件事让他越想越觉得神奇，充满了敬畏，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是心里的道德律令。
但就是这么一个把人性解剖到极致，对伦理学研究极深的人，也从不寄希望于人类能够通过提升道德来实现天下大治。毕竟草民君主，皆怀私心，康德认为唯有宪政和民主才会迫使他们彼此制约，难以作恶。
当然，你会说，人毕竟是感情动物，通过文化来正面引导不是更好吗？的确，宋朝的小孩在听三国评书时，听到刘备败了便“频蹙眉”，听到曹操败了则“喜唱快”，貌似爱憎分明。
可惜，哈耶克道出了真相：大多数人很少能够独立思考，他们更乐于接受现成的答案。
悲剧的是，这些答案往往是错的，至少是偏颇的。一个天天看《非诚勿扰》的人还会相信中国女人不拜金吗？但现实中爱情至上的女人并非没有。再如，对越自卫反击战初期，许多没上过战场只看过革命电影的新兵，一边举拳高喊，一边端着五六式往前冲，死伤无计。
这也是被错误答案给坑了。
在一个枪稿软文满天飞的时代，引导之难在于引导者会出于自身利益刻意将受众引上歧路。
女人对钻石的喜爱和对其他奢侈品一样，她们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需要别人告之。于是，广告中的明星不厌其烦地引导说你需要钻石，哪怕倾尽家财也要拥有，因为它意味着天长地久。
不错，钻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宝石，其形成需要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但遗憾的是，这和你感情的长久没有关系。感情的长久只取决于恋爱的双方，一块石头不仅代表不了什么，看过电影《血钻》你还会了解到一颗钻石从非洲的采石场到你所在城市的橱窗要经历多少血腥和罪恶。
引导之难更体现在人性深处的欲望。如果做爱没有一种让人爽到飞的感觉，谁会乐此不疲地去做呢？而没有了繁殖的冲动，人类不过是地球上众多绝种生物中的一种罢了。
对同类的恻隐之心使人类超越了兽性，但欲望又将他们打回了原形。人性之复杂端赖于此。
文化依靠制度来保障，制度需要文化来促进。西汉的路温舒曾在《尚德缓刑书》中提出过一个非常前卫的观点：言论，即便是胡说八道、诽谤朝廷，发言者也不应该被定罪。因为只有在宽松的言论环境下，真知灼见才有面世的机会。由于辞藻过于华丽（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此文还光荣入选《古文观止》。
按照历史教科书“全世界人民都说我们好”的思路，早在汉朝路温舒就开始探讨言论自由的问题，又比西方早了两千年。
可惜，早两万年都没用。对一个政府，不要看它说了什么，要看它做了什么。没有用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再美的文化也不过如流星般一闪而过。
言论自由得以在美国实现源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长期众口难调的文化氛围又使美国人达成了“中性原则”的共识，即只要是一个人就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和他是好人坏人没有关系，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论也毫不相干。
于是，一种默契建立了起来：自由的前提是不伤害他人的自由。
这种制度与文化的良性互动在古代中国几不可见，稳若磐石的体制或许对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意义重大，但并非不二选择。
中国文化的模糊性体现在象形的汉字里，西方文明的逻辑性体现在排列组合的字母中。几千年来，文化的可能性被咂摸透了，却仍未推导出有实质进步的制度。容闳敏锐地看到，再拖下去不过是将今天的问题留给子孙，多几代人受罪而已。变，已成定局，无可阻逆。
这场讨论在袁世凯幼小的心中投射下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蝴蝶已轻轻振动了它的翅膀。
27、生命苦于无常，生活困于如常
赴任南京后，袁保庆发现，袁世凯对读书根本不感兴趣，帮他处理起公务来倒是得心应手。
在扬州拜会退休的前云贵总督张亮基时，袁世凯的机敏深受张的喜爱。张亮基当场做了一个让他后来悔恨不已的决定：留下袁世凯，同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
袁保庆同意了。
张亮基聘请的名师叫王伯恭。于是，在王老师悠久的教学生涯里，第一次领略了什么叫霸气外露。
本来，王伯恭布置的课后作业题目很和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知第二天收作业时，映入眼帘的却是杀气腾腾的文字：
东西二洋，欧亚二洲，只手擎之不为重（擎天柱？），吾将举天下之士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五四先声？）。吾将强天下之人拜首稽手于阙下，有不从者杀无赦。
王伯恭震惊了，登时许劭附体，针对袁世凯发表了一通清朝版月旦评：不以杀伐定国，就以杀伐乱世。
袁世凯见王伯恭对他有了成见，愈发不想读书，便找到张家一个亲戚，和他打赌比食量，输者给钱。
“铁手卢克”附体的袁世凯一口气吃了十个馒头、二十个鸡蛋。对方认输，但不愿付钱。大头不依，硬逼他吃了等量的食物，结果导致其大病一场。
袁世凯觉得这也太不Man了，索性唆使张亮基的儿子偷了家里的钱一起去嫖娼。
张亮基发现后，把袁世凯赶回了南京。这倒正合他意，早就待得不耐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