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这是《中庸》里的教诲，也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思想。
天，是诚的，故能造化万物，生生不息。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修为，以接近天道。诚，具体到人事便是诚信待人，诚心做事。
道理天花乱坠人人会讲。尤其是生意场上的，动不动就跟你吹他多么讲诚信讲义气，讲到江浙一带民间借贷都资金断链了还复读机一样地跟你讲他视钱财如粪土，让人不得不感叹：说谎的最高境界果然是把自己都骗了。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当一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崩塌时，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所有人都要为此支付高昂的成本。
而诚心做事是对抗社会不公的唯一救赎。但只要有事可做，有目标可循，坚韧不屈地走下去，终有一天你所取得的成就，会让那些跳梁小丑们感到颤抖。
李鸿章的问题不是不懂得诚。人以诚为本，参之以诈，对付中国人绰绰有余，可问题是洋人不吃这一套。
诚？对不起，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和人与人之间的私交不可同日而语。
诈？世界是平的，今天你骗了我，明天我反应过来，举着《万国公法》来找你算账。
归根结底，没有实力作后盾，再高明的裱糊匠面对一座千疮百孔的房间，也只有左支右绌，苟延其残喘。
朝鲜已在大鸟的胁迫下宣布独立，袁世凯处境堪忧。东学党、带路党，哪个党不想取他性命？
大头接连致电北洋，要求撤退回国，皆不许。
7月7日，天气晴朗，袁世凯的心情却比《七月七日晴》还沉重。因为这一天，慈禧用圣旨断绝了袁世凯降旗回国的念想。
大头病倒了。
连日来，驻朝的西方使节在街上遭到日军殴打的新闻层出不穷，搞得中方雇员都不敢再上班。
最后，使馆只剩下两个人在办公，一听说日本又增兵了，跑得比兔子还快，留都留不住。唐绍仪身兼译电交涉数职，眼见袁世凯高烧不退，馆内医药并乏，不禁心忧如焚。
去还是留，意味着生存还是毁灭。
走，再容易不过。情势所迫，当能谅解，治罪下来，多半是永不叙用。
然而，一想到这四个字，袁世凯的心脏就忍不住颤抖。绝意于仕途也就绝意于亡清的理想，如果说权力赐予的快感和虚无带来的麻木都没能让你放弃理想，那么，死亡呢？
你根本不想失去你的年轻时代，可是它离去了，除了衰老，什么也没有留下。
你根本不想失去原本洁净的灵魂，可是它离去了，除了执念，什么也没有留下。
你根本不想失去你最爱的人，可是她离去了，除了被击碎的自我，被装裱的哀恸，什么也没有留下。
就像你根本不想失去你的生命，可是它最终还是会消散。死神会来收割关于你的一切，除了一场虚情假意的葬礼，什么也不会留下。
唯一不会离去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罪孽。你在废土的各个角落看见它的身影。它是附骨之蛆，是最为酷烈的诅咒。
它是你的镜子。
人性的冷寂，精神的荒芜，灵魂的失落，一切都像《梦之安魂曲》一样，从阳光明媚走向万劫不复。
袁世凯浑身发烫，恍惚间仿佛回光返照，回到了丁戊年的赈灾现场。
那天，赈济公所对面的打谷场上，袁世凯组织饥民们围坐成一圈，准备发放赈款。采取这种形式是为了防止哄抢，谁起立谁就没份。
其间，一个梳羊角辫穿红袄的女孩引起了大头的注意，因为她一直在哼唱一首山西小调：
妇女们大街上东游西转，插草儿卖自身珠泪不干；
顾不得满面羞开口呼叫，叫一声老爷们细听奴言；
哪一个行善人把我怜念，如同似亲父母养育一般；
即便是做妻妾奴也情愿，或者是当使女做个丫鬟；
白昼间俺与你捧茶端饭，到晚来俺与你扫床铺毡；
你就是收三房我也心愿，或四房或五房我也不嫌。
……
打听之下，才知是山西逃荒过来的孤儿，母亲临死前教了她这首小曲，用意不言自明。
救救孩子。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向虚无妥协而悔恨，也不因向黑暗低头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民主和自由，跟专制恶斗。”
54、抗日援朝1894
想到这儿，袁世凯垂死中惊坐起：不能死，也不能逃！
死，虽可以明志；生，却能够践志。
为了这四万万身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病人，再难也要撑下去。
因为，恶疾缠身，已逾千年。
此病甚怪，受害者被强权控制，久不得脱，竟逐渐对加害者产生情感，以至于助纣为虐，帮加害者迫害其不肯服从的人。
奥地利女孩娜塔莎曾被囚八年，沦为性奴。重获自由的她在公开信中居然表示被囚也不算坏事，“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绑架者）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正如《肖申克的救赎》中摩根？弗里曼所说：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似乎所有人都已变成体制的一部分，甘心做奴才，并以此为乐。
幸好有利马综合征。
一种人质影响了绑匪，使绑匪对其产生认同，最终放弃作恶的现象。
说到底，谁的心态更坚定，人生观价值观更强烈，谁就能影响对方。
因此，专制之罪，罪不唯分配不公。人人平等，也不单单意味着地位上的平等，而是指思考的能力。
人人都有思考的权利，但因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和对言论自由的剥夺，民众放弃思考专心逐利，听任一二人之领导。长此以往，思维退化，甘为牛马，并视异见者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
但很显然，袁世凯不在此列。
他最后一次近乎声泪俱下地给李鸿章去电，表明战争势不可免。日本既已决心强占朝鲜，中国要么主动撤军，要么立刻备战，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而自己重病如此，唯余一死，然死何益于国事？他建议让唐绍仪暂代己职，说唐“有胆识，无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谋助韩较易”，自己则赴津面禀。
李鸿章终于动了恻隐之心，电商总署后，于7月15日奉旨调袁世凯回国。
接到“特赦”的当晚，唐绍仪手持两枪两刀，骑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登上了英国领事朱尔典准备的兵舰。
晚走二十分钟，袁世凯必死于化装成东学党的日本人之手。
因此，大头对于日本，常怀国仇家恨，任何关于他勾结日本人出卖中国利益的谣言，余不信也。
四天后，日本策动朝鲜宫廷政变，建立亲日政府，唐绍仪走避英国使馆。
一年后，闵妃被日本人暗杀；三年后，大院君抑郁而终。朝鲜宣布独立，改国号为大韩帝国。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880年，袁世凯踏上朝鲜半岛的两年前。
这年8月，朝鲜派金宏集访日，解决自四年前《江华条约》签订以来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
著名诗人黄遵宪时任使馆参赞，在会见金宏集时将自己所著的《朝鲜策略》传给了他。
这本书以问答的形式普及了公法关税等常识，鼓励朝鲜开化自强。金宏集万分感动地将书带回了朝鲜，呈给李熙。
十几年后，李熙终于实现了独立的宏愿。然而，对于他和他的国家，悲剧才刚刚拉开序幕。
1894年7月20日，日军进攻牙山，叶志超、聂士成不敌，退守平壤。
在此之前，李鸿章见势不妙，已急调左宝贵（1837—1894）和马玉昆等四路清军驰援朝鲜，进驻平壤。叶志超作为败军之将，竟谎报军情，称“牙山大捷”，把光绪高兴得一激动委任他为平壤两万驻军的总帅。
上谕送达平壤，众将皆惊，叶志超最惊。
盖因清朝的军制比较弱智。
陆军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下辖四哨，每哨八队，每队十人，另有一护卫营官的亲兵哨，辖六队。故每营有官兵共计五百人。
这还比较正常，不正常的是营官之上的“统领”。
仅仅相差一级，统领竟然统率五六个甚至十几个营，然后几个统领再归一个大帅管。
营官不过是下级指挥官，能冲锋呐喊，小股侵扰即可。而统领却是独当一面的大将，必须有控制战局的能力。
像叶志超这样从营官升上去的统领，守个牙山已力有不逮，现在又跃迁为几路大军的总帅，这不是架在火上烤吗？
左宝贵和马玉昆都是老资历了，又分属不同的系统。别提组织大型会战了，镇不镇得住场子都难说。
叶志超慌了，四处乞辞，希望皇上另择高明。他提出的人选是李经方。
李经方本是李鸿章四弟的儿子，过继给了他当长子，叶志超显然是想借这张虎皮来震慑平壤诸将。
问题是李经方一介文官，从未上过前线，对此深有体会的张佩纶力劝李鸿章不可。
李鸿章如何不知？他一直中意的人选是淮军宿将刘铭传。以其资历人望，守平壤必能不负所托。
可惜，刘铭传既对官场失望，又对清廷绝望，死活不出山。李鸿章只好回复叶志超：
方儿没有带兵的经历，我更难以内举不避亲。弟唯一力承担，勉为联络，求于事有济而已。
叶志超的蜕变就是淮军衰落的样本，早年随刘铭传镇压捻军时的神勇已如明日黄花，坐守平壤真的是坐着在守，既不南下进攻，也不择险分屯，天天与诸将喝酒，等着日军来打。
其实，叶志超的可恨之处要和李鸿章的捉襟见肘对比着看才能显现出来。
大战一触即发，前线各省的八旗和绿营加起来有二十万，但清朝人都明白，指望这帮人打仗就如同指望国足射门一样不靠谱。
因此，李鸿章在奏折中压根不提这些废柴，而是统计了驻防旅顺、天津和威海等地的淮军，计有铭军（创始人刘铭传）、盛军（创始人刘盛藻）、毅军（统领宋庆）和庆军（统领张光前）共五万人马。其中一多半担负着守卫炮台和北京的重任，不能随意调动，因此，派往平壤的基本属于陆军精锐的全部家当。
问题是满朝文武，像叶志超这样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还有很多，比如说军机大臣李鸿藻（1820—1897）和户部尚书翁同龢。
两大清流领袖左右鼓噪，主题只有一个：撤换应战不力的李鸿章。
相较而言，李鸿藻的主战意识更为纯粹，翁同龢则掺杂着对抗慈禧的政治诉求。“翁门六子”（汪鸣銮、志锐、文廷式、徐致靖、沈鹏、张謇）已集结完毕，像全真七子摆好了天罡北斗阵，只待李鸿章入彀，再逼慈禧退园颐养，助光绪独揽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