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以大学生就业问题来看供给的变动。二十世纪末中国大学教育进行扩招，高等教育进行市场化，结果导致最近几年大学生就业已经空前困难，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对比一下数据，199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61万；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699万，研究生毕业人数超过50万。从供求的角度来看，需求曲线基本保持不变或者略有增长，社会需要的人才基本平衡，而供给方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出现了十倍以上的增长，供给曲线向右大幅度移动，需求曲线基本不变，结果是需求量沿着需求曲线增加，均衡数量尽管有一定增长，将供求之间出现严重失衡，很多供给方无法找到工作；而均衡价格也就是毕业生的薪资水平大幅度下降，换言之，即便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其待遇也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市场供给和需求会出现失衡的状况，那么是否可以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指挥看不见的手的失衡呢？比如政府出台政策制定大学生最低工资制度，保护新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呢？这种做法在经济的领域叫做支持价格[Shore Up Price]，又称保护价格。
一般情况下，最低限价和保护价格总是高于市场的均衡价格的，因为当最低价格低于均衡价格时，事实上最低限价没有限制作用。保护价格之下，市场无法达到均衡的状况，供过于求的状况会更加严重，使得一些想以低于保护价格就业的大学生无法找到工作。因此，限制性价格下限引起更严重的过剩，供过于求的过剩情况在长期得到持续。
因此，尽管最低工资法普遍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青睐，但是在经济学领域，最低工资法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斯蒂格勒1946年发表的《最低工资立法经济学》认为：为减轻贫困而制定的最低工资政策，不仅对减轻贫困起不了作用，而且还扭曲了资源配置。事实上，最低工资是政府人为干预劳动市场的一种方式，如果人为规定的最低工资高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均衡工资，就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果是失业人数反而增加，或者地下黑市以底价雇用劳工。虽然政府本意在于保证就业者的基本收入水平，但是善良的愿望并不一定会达到其预期的效果，这是经济学对最低工资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一个农业上人们熟悉的现象：谷贱伤农，也就是在丰收的年份，农民的收入反而会减少。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产品是生活必需品，人们的消费量是一定的，不会因为价格低就多买，价格高就少买，也就是说需求的价格缺乏弹性。而农民总收入增加还是减少取决于需求弹性。当需求的价格缺乏弹性时，粮食价格大幅度下降，而粮食销售量增加很少。因此，有利于农业增收的因素减少了农民从所得到的总收益。谷贱伤农事实上是研究农产品的供给曲线发生改变对生产者收入的影响。
那么国家通过限定提高粮食价格是否可以提高农民收入？比如说“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资金封闭运行以及顺价销售”等制度。这其实也最低限价的一个模型，政府善良的出发点不一定会达到美好的结果，基本原因是国家保护价收购干扰扭曲了粮食价格信号，使得农民以为还有更多需求，更有利可图，于是盲目扩大生产，结果供过于求的情况更加恶化，导致粮食销售困难。
在市场机制正常运作的情况下，短缺和过剩都会由于市场经济体的反应和价格的调整而被消除，短缺和过剩都不会长期保持，但当市场机制受到某种干预或者控制时，市场价格无法进行调整，短缺或者过剩就不能很快被消除，从而长期出现市场非均衡的状态。市场干预主要来自于政府。政府干预价格将使价格功能减弱，如果干预严重甚至会使价格的功能完全丧失。前面我们看了过剩的情况，下面介绍一下短缺的例子。
以经济适用房局部市场为例，假定商品房的均衡价格为一万元钱，此时供求达到均衡。尽管均衡状态下没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对此结果感到满意，事实上没有人对此结果满意，消费者抱怨价格太高；生产者抱怨企业没有活路。两个集团都在游说政府，当政府把房地产变成关系国计民生的严重问题时，政府控制明显有了现实意义。
当消费者取得了胜利，政府为了防止房价过高而规定保障房政策，限定政府开发房地产价格的最高上限，即价格上限（Price Ceiling）。一般情况下，最高限价总是低于市场的均衡价格的，因为当最高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事实上最高限价没有限制作用。这种最高限价政策会使得供不应求的短缺的情况在长期得到持续。因此，尽管限制价格的初衷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但是并非所有的消费者能够从中受益，因为需要保障房的消费者实在是太多了。
最高限价下政府往往采取行政性的配给供应制度。这种配给供应制度可能是以票证的形式来维持需求的满足，但是仍然无法完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可能是排队，排队对于社会是无效率的，因为这样做浪费了买者的时间；还可能是卖者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偏好来进行分配，选择只卖给一部分消费群体，根据卖者偏好的歧视既无效率，因为物品并没有给予对它评价最高的买者，同时又可能是不公正的，容易滋生腐败。所以在经济适用房的腐败事件层出不穷。武汉经济适用房“六连号”；浙江省青田县经济适用房“五连号”；四川襄樊经济适用房“14连号”等等。
当政府对竞争市场实行限制性价格上限时，就产生了物品的短缺，而且，卖者必然在大量潜在买者中配给稀缺物品。这些配给制能最大限度得保证平均主义，但却是无效率的，总有一些消费者根本得不到任何好处。同时也不能消除最高限价的一些不良的影响：长期的短缺会导致市场上消费者排队抢购和黑市地下交易盛行。
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亲民低价票政策为例，这套门票方案属于最高限价，定价远低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应有价格。在最高价格下，门票的需求量超过了门票的供给量，一些想看比赛的人买不到门票，存在短缺。因低票价而形成门票短缺时，一些配给门票的机制就会自然出现。一种方法就是排队。那些愿意提前排队等候的人可能买到票，而另一些不愿意等候的人则得不到。另一种方法是，卖者可以根据一定偏好将有限门票分配给特定的人，比如大城市的部分居民或是关系户。无论是哪一种方法，结果必然是很难有公平和效率。供求规律告诉我们，只有当价格处于均衡价格的市场出清水平时，整个社会福利才能达到最大化，除此之外，均存在无谓损失。排队虽然较为公平，但却浪费了人们大量的工作甚至是睡眠时间；2008年7月，仅在北京，最后一轮门票发售吸引了近4万人，更有人提前两天通宵彻夜排队。根据卖者的偏好配给既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因为门票没有卖给出价最高的人，甚至可能是导致腐败。应该说，奥运会门票定价的确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无论怎样做都不可能让更多的人观看比赛。如果票价同国际接轨，随行就市，必将招致更大的不满。较低的票价，至少提供了一个机会。从这点来说，票价低开有其合理的一面，无论如何，尽管低票价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买得起门票，但结果并不是所有买者都能够从这个政策中受益，一些人为了得到紧张的门票，而不得不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排队等候，也有人要付出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而更多的人则根本买不到门票，虽然他们出得起那个价也愿意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