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完淳立志报国
◎人有志，如同树有根。——谚语
夏完淳（1631—1647年），乳名端哥，别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又号灵首，中国明朝末年诗人，祖籍浙江会稽，生于松江。夏完淳是夏允彝之子，师从陈子龙。夏完淳自幼聪明，有神童之誉，“五岁知五经，七岁能诗文”，14岁随父抗清。父殉后，他和陈子龙继续抗清，兵败被俘，不屈而死，年仅17岁。夏完淳以殉国前消遣洪承畴一事称名于世。夏完淳写有《狱中上母书》。
弘光政权解体后，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抗清力量继续战斗。1645年6月，明朝官员黄道周、郑子龙在福州另立明朝宗室，唐王朱聿键即位，史称隆武帝。而另有一部分官员张国维、张煌言则在绍兴拥戴鲁王朱以海监国。因此，在历史上便同时出现了两个南明政权。
为了对付抗清力量，清朝廷就派在松山战役中投降过来的洪成畴总督军事，准备招抚江南。
这时，在松江（位于今天的上海市）有一批读书人也在酝酿抗清复明，这批人以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和老师陈子龙为首。夏完淳从小就读了很多书，他擅长诗文，在父亲和老师的影响下，也参加到抗清的斗争中来了。当时他年仅15岁。
当然，光靠几个书生想组织义军是不行的。夏允彝有个叫吴志葵学生，是吴淞总兵，在他手下有有些兵力，于是夏允彝就说服吴志葵一起抗清，吴志葵答应了，并派出一支人马担任先锋队攻打苏州。
刚开始仗打得还很顺利，先锋队攻进了苏州城，可惜吴志葵临时犹豫，没能及时增援，导致进城的义军被围牺牲，他在城外的主力也被打败。
不久，清军围攻松江，夏允彝父子和陈子龙冲出了清兵包围，隐蔽在乡下。清兵四处搜索，还想诱惑夏允彝出来自首，但夏允彝不愿落在清兵手里，就投河自尽了。他留下了遗嘱，要夏完淳继承他的抗清遗志。
父亲的牺牲让夏完淳悲痛万分，也彻底激起了他对清朝的仇恨。于是，他和陈子龙秘密回到了松江，准备再次组织起义军。
他们打听到太湖长白荡有一支由吴易领导的抗清义军，正在重整旗鼓。夏完淳变卖了全部家产，捐献给了义军，并在吴易手下当了参谋。他还写了一道奏章，派人送给了绍兴的鲁王，请他坚持抗清。
鲁王听说上书的是个少年，赞赏不已，就给夏完淳封了一个中书舍人的官衔。吴易的水军在太湖边出没，清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但是后来由于被叛徒出卖，义军失败了，吴易也牺牲了。
一年后，陈子龙又暗中策动清朝的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清。不幸的是，这次兵变同样遭到了失败。吴胜兆被杀，陈子龙也被抓获。他不想受辱，就在被押往南京的船上，他挣脱绳索，跳河自尽了。
失去了老师的夏完淳这下子更是雪上加霜，痛苦之极。然而不久后，他也因为叛徒告密，不幸被捕了。清军派重兵把他押到了南京。
夏完淳被关在监狱里80天，给亲友写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诗篇和书信。他并不怕死亡，他只是为自己没有实现保卫民族、恢复中原的壮志而悲伤。
主持审讯夏完淳的正是招抚江南的洪承畴，他知道夏完淳是江南有名的神童，想用利诱来使其屈服。他问夏完淳：“听说你给鲁王写过奏章，可有这事？”
夏完淳昂首答道：“正是我的手笔。”
洪承畴装出一副温和的样子说：“我看你小小年纪，未必会起兵造反，想必是受人指使。只要你肯回归大清，我封你官职。”
夏完淳假装不知道上面坐的是谁，厉声说：“我听说我朝有个叫洪亨九（洪承畴的字）的先生，乃豪杰人物，当年松山一战时，他以身殉国。我十分钦佩他的忠烈。我虽然年轻，但杀身报国之事怎能落在他后面呢？”
这番话说的洪承畴哭笑不得，满头出汗。
旁边的士兵以为夏完淳真不认识洪承畴，就提醒他说：“你不要胡说，上面坐的就是洪大人！”
夏完淳“呸”了一声说：“洪先生为国牺牲，天下人都知道。崇祯帝还曾亲自设祭，满朝官员都为他痛哭哀悼。你们这些叛徒，怎敢冒充先烈，污辱忠魂……”他指着洪承畴骂个没完。
洪承畴气得面如土灰，不敢再审问下去。他狠狠地把惊堂木一拍，便喝令兵士将夏完淳拉出去。
1647年9月，年仅17岁的少年英雄夏完淳在南京西市被害。他的尸体被朋友运回松江，葬在了父亲的墓旁。
直到现在，夏允彝、夏完淳英雄父子的合墓依然还留在松江城西。
◎故事感悟
在死亡的威胁下，夏完淳没有妥协退让，而是彰显了自己的高风亮节。像夏完淳这样矢志不渝的爱国少年赢得了万世流芳的美名。
◎文苑拾萃
长 歌
（明）夏完淳
我欲登天云盘盘，我欲御风无羽翰。
我欲陟山泥洹洹，我欲涉江忧天寒。
琼弁玉蕤佩珊珊，蕙桡桂棹凌回澜。
泽中何有多红兰，天风日暮徒盘桓。
芳草盈箧怀所欢，美人何在青云端。
衣玄绡衣冠玉冠，明珰垂絓乘六鸾。
欲往从之道路难，相思双泪流轻纨。
佳肴旨酒不能餐，瑶琴一曲风中弹。
风急弦绝摧心肝，月明星稀斗阑干。
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
◎男儿事业须自奇。——唐·释贯林《三峡闻猿》
陆费逵（1886—1941年），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号少沧，幼名沧生，笔名有飞、冥飞、白等。原籍浙江桐乡，生于陕西汉中。其母为李鸿章侄女，颇识诗书。1909年，陆费逵建议整理汉字，主张简化汉字，提倡白话文。1941年7月9日，陆费逵病逝于香港。
陆费逵，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企业家。陆费逵一生服务社会近40年，其中在出版界任职38年。他凭着卓越的胆识、才干和魄力创办了中华书局，并经营中华书局30年。他长期担任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
从5岁时起，陆费逵就在家里由母亲教读。9岁进入私塾就读时，他已能执笔作文，为一般儿童所不及。13岁起，陆费逵潜心自学，正逢戊戌变法时期，他开始阅读《时务报》、《清议报》，接受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在他14岁时，他制定出了自学课程，每天都要读古文看新书，并写出读书笔记。15岁至17岁时，他除了在家中自修，还常常到阅书报社读书。之后陆费逵又进入南昌熊氏英文学校附设的日文专修科学习，由于成绩优异，深得日文教师吕星如的器重。
1903年，陆费逵跟随老师吕星如来到武昌，他决心干出一番大事业。第二年，陆费逵在武昌与同学黄镇盘等人集资1500元，创办起昌明书店，他被推举为经理兼编辑。从此，陆费逵开始走向新闻出版业。
可惜的是，昌明书店开业时间不长，由于股东意见不一致，不久就各奔前程了。
陆费逵自办起新学界书店，销售《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进步刊物。他还自己编著了一本《岳武穆传》，以此来抒发爱国思想，并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活动。
1905年，陆费逵加入了革命组织日知会，并起草了日知会章程，担任日知会评议员。后来他看到某些党人之间互相出卖，感到非常失望。他感到一个人如果没有学问和修养就不能成就事业，社会离开教育和风纪就不能够有所发展，于是他更加努力自修，努力工作，并积极赞助革命。
后来，陆费逵与张汉杰、冯特民共同接办了汉口《楚报》，出任主笔，写出不少抨击时弊的评论。到年底，《楚报》被查封，张汉杰被捕，陆费逵遭通缉逃到上海，就任昌明书店上海支店经理兼编辑。
上海书业商会成立时，陆费逵作为发起人之一，被选为评议员。期间，他与丁福保共同编写了《文明国文教科书》、《文明修身教科书》、《文明算术教科书》等，后因书局资金短缺，没有出全。
他还撰写了提倡文字改革的文章，主张小学课本要多采用些注音字母，适量适时夹些汉字，而在汉字旁标注出字母便于记忆。到了中学后，要在小学没有学到的生字旁标注出字母，以便学生朗读学习。
1906年，陆费逵到文明书店任职员，期间常和代表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一起出席上海书业商会会议。由于他熟悉印刷、发行业务，而且能够操笔编书，是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被高梦旦以重金邀请到商务印书馆任职。他开始任编辑，后改任出版部部长，《教育杂志》主任及讲习部主任。
陆费逵主编的《教育杂志》对前清学制多有抨击，他发表自己的观点与见解，主张要顺应时代潮流，大力改革学制。在主持师范讲习社时，他共发行讲义12种，他编著的讲义有《最新商业修身讲义》、《伦理学讲义》及《学校管理讲义》等。
辛亥革命前夕，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因内容较为陈旧而滞销。商务印书馆中一些有眼光的编辑建议预编一套适应形势的教科书，以备革命成功后使用。但由于商务领导怕担风险，终未采纳。
但陆费逵深信革命定会成功，教科书一定要进行大改革。于是，他在暗地里和同事沈知方、戴克敦、陈协恭等人聚在家里，秘密编辑为革命胜利后准备的教科书。
辛亥革命成功后，陆费逵、沈知方等脱离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之日宣布创立中华书局，新编教科书同时发行，由此可见陆费逵的胆识和魄力。
中华书局由陆费逵任总经理，沈知方任副总经理。陆费逵在起草的《中华书局宣言书》中阐明了其宗旨：“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以五色国旗为封面的《中华小学教科书》、《中华中学教科书》，因其内容能够适应当时实际需要而畅销各地，使得商务印书馆措手不及，一度陷于被动。数年间，中华书局因教科书行销甚广，营业旺盛。
到了1916年6月，中华书局的资本总额已增至160万元，分局增至40余处，遍布在福州、成都、昆明等地；印刷所拥有大小机器数百台，职工千余人，成为当时国内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家大书局。
1917年6月，由于中华书局扩充太快，大量资金投入基本建设，一时周转不开，陷入困境。这时很多方面都有人热情邀请陆费逵共事，均被陆费逵婉言谢绝。他抱定决心，一定要善始善终地把中华书局办好。
从1919年到1921年，经过三年的整顿，中华书局业务又重新获得发展，先后创办了多家报纸，并出版了《新教育国语教科书》，编印了《新文化丛书》等。
在此基础上，1922年到1926年，陆费逵又进一步创办了《心理》、《学衡》、《国语》、《少年中国》和《小朋友》、《小朋友画报》等杂志，刊印了《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儿童文学丛书》。同时，中华书局还增设了十几家分局，资本增至200万元。
1927年，又增设了香港分局。在此之后，陆费逵大力扩展中华书局的事业，兴办了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生产教学仪器等设备，并推举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为董事长，借其势力扩充印刷厂，大规模承印南京政府的有价证券和小额钞票，获利剧增。
1934年，中华书局又在香港九龙新建一座设备非常先进的印刷厂，主要承印南京政府发行的钞票和债券。1935年，中华书局又在上海澳门路建成新的印刷厂和编辑所，创办保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专门生产橡皮船、防毒面具和桅灯等国防用品。这一年，陆费逵继孔样熙之后，担任了中华书局董事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陆费逵深深感到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针对某些人散布的和平幻想，他在1933年1月《新中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备战》一文，呼吁“一致对外，长期抗战”、“将整个的财力、人力，准备作战”。
接着，他又撰写了一篇名为《东三省热河早为我国领土考》的文章，痛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表现出他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责任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陆费逵为中华书局认购救国券5万元，以支持抗战。
陆费逵把一生精力都投入到出版事业和教育事业中。据不完全统计，中华书局在陆费逵主持的30年间，共出版各类图书约6000种。其中，各种教科书400余种，社会科学书籍近2000种，自然科学书籍600余种，文学艺术书籍1000余种，重要古籍600余种，各种工具书30种，少年儿童读物800余种；此外，还编辑出版了近20种杂志，在我国近代文化史和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华书局以出版发行教科书起家，后来一直把出版发行教科书作为自己主要的业务之一，对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和陆费逵一生热爱教育事业分不开的。
陆费逵对待出版事业严肃认真，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内容健康，对读者和社会有益，而且质量有保证，从不以粗制滥造来降低成本从中获利。而且，中华书局还特别注意出版少年儿童读物，其中以1922年创刊的《小朋友》内容最为丰富，最受欢迎，最有影响，历时最久。
中华书局的出版物中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书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对于五四运动以前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斗争，五四运动以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乃至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事业都起了有益的作用。
1941年7月，陆费逵突然病逝，终年56岁。但他创办的中华书局一直经营着。
◎故事感悟
陆费逵的一生是献身中国出版事业的一生。他励志不息，辛勤工作，最后倒在工作岗位上。他的精神至今仍感动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