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撷英
嘉定和议
隆兴和议之后，宋金休战了四十多年。金章宗（1190—1208年）在位晚期，金朝北边受到蒙古族的侵逼，内部又有各族人民的反抗。南宋重臣韩侂胄便趁机对金用兵，进行北伐。1206年（开禧二年）5月，宋分道进兵。初时收复了一些地方，不久金援兵大量南下，宋军大败。金人要求惩办战争祸首，主和派礼部侍郎史弥远等竟杀死韩侂胄，函其首送给金人。1208年（嘉定元年），双方重定和约，史称“嘉定和议”。
◎文苑拾萃
《洗冤集录》
《洗冤集录》是中国古代法医学著作。南宋宋慈著，刊于宋淳祐七年（1247年），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宋代，法医方面的知识有了比较迅速的进步，有无名氏的《内恕录》，1200年郑克的《折狱龟鉴》，1213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以及赵逸斋的《平冤录》、郑兴裔的《检验格目》等有关法医检验的著作接连问世。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它也是世界上比较早的法医专著。过了三百多年以后，意大利人菲德里于1602年写成了西方最早的法医学著作。
潘季驯治理黄河
◎播种有不收者矣，而稼穑不可废；仁义有遇祸者矣，而行业不可惰。——葛洪
潘季驯（1521—1595年），明代治理黄河的水利专家。字时良，号印川。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初授九江推官，后升御史，巡按广东，行均平里甲法，斥抑豪强。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潘季驯考中进士，被任命为九江推官。后来被破格提升为御史，旋即又任广东巡按使，推行均平里甲法。到地方任职巡察时，他注意百姓疾苦，对危害百姓生活的水旱灾害格外关注。他认为，百姓衣食多取决土地之利，因土地遭受水旱灾害而难得收成，百姓便困窘不堪，轻则流落他乡，重则卖妻鬻子，铤而走险，社会也就不安定了。诉讼纷争，盗贼蜂起，就在所难免了。他平时还注意搜罗百姓以及前人治理水旱灾害的经验，以备急患。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潘季驯被提升为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他和朱衡一起商量筹划，开出了一条新河道。隆庆四年（1570年），黄河在邳州、睢宁决口，很多人流离失所，他奉朝廷之命前去堵塞黄河决口处。万历五年（1577年），黄河又在崔镇决口，他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为河漕尚书，带领士兵和百姓修筑堤坝，堵塞决口。为了加固堤防，他命人在堤坝的外围又修建了一道很长的堤坝。
潘季驯治理黄河，常常亲自到各地考察地势。凡增筑设防，置官建闸，以至于木石材料，他都加以悉心地筹理，由于长年的奔波，积劳成病。潘季驯先后四任河道总督，对黄河的治理卓有成就。他晚年把自己一生治理黄河的经历和心得著成《河议辨惑》、《两河管见》、《宸断大工录》等书，为后世治理黄河提供了借鉴。
以往治理黄河，大都采用分流的办法，即将黄河水的一部分引入其他河道，以减缓黄河的水势，降低灾情。
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潘季驯认真地研究了水流性能和黄河的实际情况，针对黄河含沙量大的特点，认为治理黄河不应该采取“分流”的办法，分流的办法只不过是“就症而措，未得致患之理”。因为采取分流，则水势必然会减缓；水势减缓则更有利于泥沙的淤积；泥沙大量淤积则河床增高，水患跟踪即至。他主张以水治水，因为水势猛，就可以冲刷河道的淤积泥沙，不断地冲刷河道就深了。
所以他提出一个新办法，就是加固加高黄河两岸的堤坝，使黄河水势迅猛，用水去攻泥沙。他说治河的方法没有什么奇特的窍门，全在“束水归漕”，而束水的方法，只在“坚筑堤防”。
为了防御河堤溃决，他规定要设几道防线，即筑缕堤、遥堤、月堤和格堤四种（缕堤距河近，是第一道防线，缕堤内又筑月堤以止水；遥堤离河远，是第二道防线，格堤在遥堤内，以阻水流），还规定在伏秋洪水暴涨的时候，要实行“四防”和“二守”。四防是“昼防，夜防，风防，雨防”，二守是“官守”与“民守”。潘季驯“以水治水”，并把防治结合起来，发展了前人治理黄河的经验。
◎故事感悟
“道法自然”、“异曲同工”，潘季驯治理黄河的事实告诉我们，只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勇于探索，那么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
◎史海撷英
援朝之战
援朝之战，始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这一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等人领兵20万从釜山登陆。沉湎享乐的朝鲜国王根本就无法抵御，只会频频遣使向明朝求救。消息传来，神宗立即作了三项准备：第一，令兵部向朝鲜派遣援兵；第二，命辽东、山东沿海整顿军备，小心戒备；第三，如果朝鲜国王进入明朝境内，择地居之。
但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却是无能之辈，只派一个游击史儒率少量兵马入援朝鲜。对于20万日军来说，这无异于羊入虎口，史儒战死；随后赶到的副总兵祖承训也只有3000兵马，结果也是仅仅只身逃脱 。
这两仗的大败，激怒了神宗。于是，神宗命宋应星为经略，从西北前线调回李如松，一齐东征。担任前线指挥的有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能征善战。明军前几仗打得都很成功，但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在碧蹄馆附近遭日军伏击，损失惨重。双方最后决定议和。
日本方面撤兵南下，朝鲜大片国土光复。日本方面，以与明朝通贡为和谈的条件。神宗一面敦促朝鲜国王练兵自守，一面与群臣商量是否与日本通贡。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十二月，明朝和日本方面互遣使节。明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身着明朝的冠服，迎接明朝的使臣。事情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两年之后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十二月，丰臣秀吉不遵守当初议和的条款，发动第二次朝鲜战争。明朝遂于次年正月以邢玠为总督，杨镐为经略，再次出援朝鲜。但是，明军这一次在岛山附近再遭惨败。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明军退守到平壤南部的王京，与日军进入相持阶段。但是，七月九日丰臣秀吉死去的消息让日军士气低落，阵脚大乱。明军遂发动攻击，日军无心恋战，纷纷登船渡海东归。中朝联军与撤退日军在东南露梁海面发生激战，明将邓子龙、朝鲜将领李舜臣指挥军队奋勇杀敌，将日军杀得大败。邓、李二将亦战死海上。这一次援朝之战，虽然耗损巨大，但对于确保明代的海防与东北边疆，意义非常之大。
◎文苑拾萃
潘公桥
潘公桥位于湖州北门潘家廊。潘公，即潘季驯（1521—1595年），明代著名水利专家，湖州环渚人。潘公桥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创建，初为五孔平桥，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重建，改五孔为三孔石拱桥。南北走向，跨龙溪港，长55.9米，宽5.2米。主孔净跨15.5米，矢高7.92米；次孔净跨9.3米，矢高5米。南边踏步50级，北边踏步47级。拱券纵联分节并列砌筑，金刚墙错缝平砌。桥面两侧设石坐栏，内侧刻捐助者名录。
黄宗羲毕生求索
◎成大业，致大名，绝非逸豫可得，必自刻苦中来。——石成金《绅瑜》
黄宗羲（1610—1695年），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清初五大师”，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黄宗羲出生于浙江余姚县黄竹浦一个世代官宦并充满学术气氛的家庭。在父亲的影响下，他自幼就喜爱读书，但不盲目苟从。他的父亲黄尊素教他八股时文，他很不感兴趣，总是喜欢读自己爱读的书，因此他读了不少有关天文、地理、历算、人物传记方面的书。他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很关注，还私下对朝廷中的达官显贵评头品足，对朝廷的决策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父亲和其他的东林党人同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进行了坚决地不屈不挠的斗争。对此，黄宗羲深表钦佩。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黄尊素等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陷害逮捕入狱。临行前，黄尊素要黄宗羲拜前来送别的刘宗周为师，向刘学习理学，在这生死离别的时刻他还教导黄宗羲说：“作为一个学者，不能不通晓史事，应该读一读《献征录》。”从此以后，黄宗羲努力攻读史书，通读了明代的《实录》和二十一史。
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深邃思想启发着黄宗羲，那些动人的事迹激励着他。他以历史经验来洞察现实社会，并立志要身体力行，投入到激烈动荡的社会中。
在学术上，黄宗羲勇于探索，勇于袒露自己的观点，批判那些无补于社会的学术见解。黄宗羲从北京回到浙江后，到绍兴证人书院听刘宗周讲学。当时有一个叫陶奭龄的知名学者也在绍兴讲学。陶奭龄把佛教禅宗的学说和因果报应思想掺杂到理学中来，声势很大。为了发扬刘宗周的经世学说，黄宗羲联合了六十多位名人到证人书院听讲，大造舆论，批判陶氏的佛学观点，陶被迫偃旗息鼓。
黄宗羲在了解社会的实践中，清醒地认识到，士人应关注天下大事，思索之，参与之，要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朝纲混乱，奸佞横生，百姓困厄，那是士人的耻辱。崇祯十一年（1638年），阉党阮大铖在南京四处招摇，图谋东山再起。复社名士陈定生、吴应箕草写《留都防乱揭》揭露阮大铖的阴谋，要求把阮逐出南京城。当时，阮大铖的余党尚存，爪牙林立，但黄宗羲不惧险恶，在《留都防乱揭》上领衔署名。
在崇祯一朝，黄宗羲积极地参加东林复社人士领导的政治活动，到各地游历。在外出的日子里，他仍坚持学习。崇祯三年（1630年），他在南京从韩盂郁学诗。崇祯六年、七年，他在杭州孤山读书，和一些名士自相师友，互相切磋，学问有很大长进。这时候，他的视野也开拓了不少。
清兵占领南京、苏州、杭州之后，浙东各地纷纷组织义军抗清，拥护鲁王以监国的名义成立政府。黄宗羲也在余姚黄竹浦组织青壮年数百人为义军，沿钱塘江布防，老百姓称呼他带领的军队为世忠营，后来黄宗羲来到鲁王的流动政府。由于失去了兵权，对政事没有多少发言权，但黄宗羲不甘空耗光阴，一有时间，他就对授时历、泰西历、回回历进行校注。他的某些天文历法著述就是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中完成的，如果没有惊人的毅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此外，在海上抗清时，他还写了许多诗篇，记述鲁王行朝抗清事实。
康熙元年（1662年）南明永历帝在昆明被清政府杀死，南明灭亡。至此，黄宗羲看到恢复明朝已失去希望，就回乡著书立说。这时他已53岁，他决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后人留下自己探索的经验。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写出了大量著作，其主要著作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
长期不懈的思考使他的思想日趋稳定，社会的巨变以及个人沧桑的经历，使他的思想更加深刻，更加成熟。他为了研究明朝灭亡的原因和改革君主专制的弊端而发愤治学。
从一代代王朝兴衰历史中，黄宗羲看到，每一个王朝的倾斜履灭，都是由于君主贪婪、残暴；每一个王朝的兴起，都始于血腥风雨中的争斗。他认为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是造成社会危机的总根源。他指出：“天下最大的祸害就是君主”，因为“君主把天下的利益尽归已有，把天下的祸害全部推给别人”，君主为了得到或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即使使天下人肝脑涂地，使天下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也在所不惜。他反对以君为主、以天下为客的不合理现实，赞美以天下为主、以君主为客的尧舜之世。他从民众的利益出发，去评价治乱，他说：“天下或治或乱，不在于一姓的兴亡，而在于万民的忧乐。”并进一步提出为臣之职应该是“为天下，不为君主；为万民，不为一姓”，一代王朝的君主死了，作臣下的没有必要跟从他的君主去死，没有必要自杀为君主殉身。他还认为，法律应该是天下人的法律，朝廷君臣没有什么高贵，百姓也没有什么低贱。他主张改一家一姓之法为天下之法。他说，天子认为对的未必对，天子认为错的未必错。他主张提高宰相权力，由士人来公论是非，限制君主的权力，使君主不敢自以为是。这是一种限制与监督君权的思想。这种民主思想为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提供了历史借鉴。
黄宗羲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提出“工商皆本”。他认为世俗中迂腐的人们不稽古事，不辨事理，把工商当成末业，妄加评论，并竭力压抑，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工商两业皆有益于社会民生，都是本业。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