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性格十分独特，具有通常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通常才子所不具备的童心。然而，面对生活中一系列的风风雨雨，钱钟书的童心也不得不跟着变得苍老。虽然他的才气仍然不减当年，但他的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钱钟书也一度开始沉默。
在许多年间，钱钟书似乎都没有什么新的作品问世，因为他此时已经放下了手中犀利的笔，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大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钱钟书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的拜访。有时有客人来，他常常以病谢客，积函也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钱钟书的形象也越加变得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其实，钱钟书并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而是惜时如金，不想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
钱钟书在研究方面的涉猎广泛与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有大量的报道都说他过目不忘，有着照相机一般的记忆功能。但说起他的文学成就，真正为人推崇的当属《管锥编》。钱钟书将自己一生的饱学之识都汇于一册，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挥洒自如地连接与打通。
曾有人称钱钟书为文学宝库、昆仑或大海。黄谨曾有言：当代学人，最不可思议者，当数钱钟书。他不仅有着惊人的渊博和睿智，更有着无与伦比的文化包容力；他能够像魔术师一样，把种种本不亲和甚至相互排斥的东西，不落痕迹、天衣无缝地融和在一起。这种评价极有道理。
◎故事感悟
“他是20世纪的杰出知识分子和学者之一。他以广博精湛的学识，给西方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钱钟书先生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品质：聪明、优美、善良、开放和谦虚。……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上面几句是国外著名政治家、学者对钱老的高度评价，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钱老渊博的学问，正是由于他孜孜不倦的努力，才为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史海撷英
钱钟书的少年生活
钱钟书出生后，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按照惯例，钱钟书便过继给了伯父。
在刚满周岁“抓周”时，钱钟书抓到了一本书，因而取名为钟书。
四岁时，伯父便教钱钟书认字，六岁时被送入秦氏小学。不到半年，就因为一场病，伯父让他待在家不再上学。后来进私塾，伯父又嫌不方便，干脆自己教钟书。上午伯父出去喝茶，给一个铜板让他去买酥饼吃，给两铜板让他去看小人书。
钱钟书经常跟随伯父去伯母的娘家玩，那里有一个大庄园。钱钟书贪玩，耽误了一些功课。伯母娘家人还都抽大烟，总是半夜吃夜餐，生活无规律。一回来，父亲见钱钟书染上了许多坏毛病，很生气。但他却从不当着其他孩子的面骂钱钟书。
11岁时，钱钟书考取了东林小学，而伯父不久也去世了。尽管父亲负责他的学杂费，但其他开支无法弥补，没有作业本，他就用伯父曾钉起的旧本子；笔尖断了，他就把竹筷削尖替用。
14岁时，钱钟书考上了桃坞中学。此时，父亲在清华大学任教，对钱钟书的作文始终不满意，他从此用功读书，阅读了大量的书，渐渐可以代父亲写信、写诗，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文苑拾萃
阅 世
钱钟书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陈寅恪（1890—1969年），祖籍江西修水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陈寅恪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耸入云端的高峰，被誉为近现代最博学的人。
1919年，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结识了吴宓，吴宓宣称：“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而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也称陈寅恪为中国最博学的人。1938年，白鸟库吉在研究中亚史中遇到了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都未能解决。这时，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白鸟库吉便向寅恪请教，结果得到了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陈寅恪后，也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陈寅恪是一个怪才，他在西方游学23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足迹所至有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家，并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但却未曾获得过一个学位。因为在他看来，文凭不过就是一张废纸而已。
在留学期间，陈寅恪学习并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其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也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能大量汲取西方文化，因此他的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崇，学问也深不可测，独步成绝学，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
1925年起，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是非常有名的高级学术机构，不论后来的有志者如何想重建这样的机构，实际上谁也没有重建起来。在“四大导师”这样的名师面前，培养了很多了不起的第一流学人。赵万里、徐中舒、姜亮夫、刘盼遂等后来的大学者，都是当时国学研究院中的高才生。他们在这里的学习生活非常愉快，师生之间相处得更是如沐春风。
陈寅恪曾经写过一副对联给他的学生，说他们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说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是因为梁启超的老师是康有为，而康有为有“南海圣人”之称。既然是梁启超的学生，那不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吗？而王国维又是溥仪的老师，你们现在也是王先生的学生，岂不就跟溥仪是同学吗？同学们一听，都高兴得不得了。
最重要的是，陈寅恪讲课时还从不拾别人的牙慧。他曾经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因而，陈寅恪上课时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其中一半是学生，另一半则是慕名而来的老师。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会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人们都称他是“教授中的教授”。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其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洛也成为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汉学教授，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可惜二战爆发后，交通断绝，牛津大学虚位等待陈寅恪多年，才另请他人。
1949年前后，陈寅恪谢绝了一切关于移居海外的劝说，携全家前往广东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从此开始了他最后二十年的岭南生活。在这里，陈毅曾来看望他，陶铸曾照顾他，胡乔木、郭沫若、周扬等曾拜访过他。许多重要的人物到广州后，总是以目睹陈氏风采为荣。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几乎都是在中山大学度过的。即便是眼睛失明，也没有消磨掉他喷薄欲出的创作才华。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两篇著作，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
1953年夏，陈寅恪得了一场大病。在养病期间，他让历史系的同学到中大图书馆为他借回了一堆弹词小说，其中有清代陈端生所作的《再生缘》。助手黄萱便在陈寅恪病中休养的那些日子为他诵读这些弹词小说，于是，陈寅恪那积蓄已久的生命感受终于找到了一个喷发口。他将生命情感体验与感慨身世之浩叹，全部都倾泻在陈端生的身上，一篇意境气象万千、文采光芒四射的《论再生缘》诞生了。
有趣的是，这篇气如长虹、势若飞瀑的佳作之创作过程，却被陈寅恪谦虚幽默地称为“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柳如是紧随陈端生步入陈寅恪的历史之梦中的。陈端生长于“承平之世”，而柳如是生活在动荡的时代；陈端生是深闺女子，柳如是则为风流放荡之妓，“不类闺房儿女”。活在盛世的陈端生忧伤而死，不为世所容的柳如是因理想与人生依托的消失而亡。陈、柳二人人生有异，但留给历史的痛感却相同。陈寅恪为陈、柳而伤，也为自己而伤。
因此，从1954年至1964年，足足十年的时间，陈寅恪都在迹近湮没的历史废墟之中艰难地发掘。《柳如是别传》全书80余万字，此书犹如一堆需不停地添加燃料才能旺盛燃烧的火，耗尽了这位还有很多愿望尚要去实现的老人的心血……
陈寅恪一生学贯中西，倡导以诗文证史，能运用十几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并能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他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取得了罕见的成就。
然而使人深为遗憾的是，这位文化巨匠留给后人的著作与他渊博的知识系统相比实在是太少了。在陈寅恪生前，中国学界便一直翘首以待陈寅恪能写出通论性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一时有“天命所归”之切望，但陈寅恪没有写出这种体系性的著述。直到今天，依然有学人认为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是不值得的。
◎故事感悟
陈老双目失明之后，仍能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样的鸿篇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是何等让人钦佩，其学问之广博是何等让人惊叹。他刻苦治学的精神与坚忍不拔的毅力永远激励着我们在治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史海撷英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20世纪20年代，陈寅恪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1953年，陈寅恪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提出了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文苑拾萃
《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先生留给人们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体例最完备的一部著作。
全书共80余万字，1953年属草，1963年竣稿，前后达十年之久。而且，这部作品是在陈寅恪目盲体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口述，而由助手黄萱女士笔录成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