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中华传统美德百字经·行:行为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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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身体力行出真知(6)

《温疫论》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病人感受了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受了天地之疫气而致病。《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温疫论》在我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

《温疫论》还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病人体内而致病的。《温疫论》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只有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该书还认为,疗疮、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而不是由于火。《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

《温疫论》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等方面的大量论述,都是十分科学的。尤其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温疫论》便提出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就是戾气。这种学说也是非常先进的。

另外,《温疫论》对温疫的免疫性论述也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书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温、羊温、鸡温、鸭温,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真是一段绝妙的阐述!

《温疫论》中还记载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比如,书中认为传染病初起时宜用达原饮;等到病深些,即所谓邪毒犯胃时,即不厌急症急攻。这些方法都为后世传染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张岱自写墓志铭

◎有过则改之,未萌而戒之。——明·冯梦龙

张岱(1597—1679年)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汉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寓居杭州。出生仕宦世家,少为富贵公子,精于茶艺鉴赏,明亡后不仕,入山著书以终。张岱为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其最擅长散文,著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白洋潮》等绝代文学名著。

张岱生活在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

张岱出生在明朝一个世代为官的贵族家庭里,从小过着纨绔子弟的豪华生活。那时候,他成天穿着华丽的衣衫,骑着高大的骏马;家中有娇妻美妾,身边跟着俊俏的男童;吃喝嫖赌、走马打猎,他样样精通;逛戏园、买古董、玩花鸟,他全是行家。提起张岱,没人不知道他是天下出了名的浪荡公子。

直到张岱50岁那年,平地一声惊雷震碎了他的美梦:清朝军队的金戈铁马一路席卷而来,推翻了明朝的天下。

国破家亡的悲剧,终于使张岱清醒过来,他决心痛改前非,要做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这时候,明朝的许多官员和著名文人看到大势已去,都剃了头发,留起长辫,投降清朝,做了新贵人。而张岱却发誓不做亡国奴,他披散头发,独自一人跑进深山隐居。他昔日的一些朋友和熟人劝他顺应潮流归顺清朝;清朝的官员们听说了他的大名,也屡次派人来请他出山做官,他都坚决拒绝了。

张岱自己建了一座残破的茅屋,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常常连着几天无米下锅,只得靠吃野菜度日。他听说一些朋友在反清的秘密斗争中牺牲的消息后,曾几次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表示自己对故国的忠诚。但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使他放弃了自杀的打算。原来,他正在编写一部记述明朝历史的传记著作,他想通过这部书的写作来表达自己对故国的思念。后来,他终于饿着肚子写成了这部巨著,取名叫《石匮藏书》,成为一部研究明朝历史兴衰的重要文献。

在写作《石匮藏书》的同时,张岱还写了不少文章和诗歌。在这些作品中,他不仅抒发了国破家亡的悲愤,还沉痛地回顾了自己昔日的腐朽生活,表达了深深的悔恨心情。

张岱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感动了很多人,大家渐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都称赞他是一位有骨气的民族义士。后来,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人们纷纷私下传阅他的文章和诗歌,把他当做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张岱自己却从没有原谅过自己过去的错误,仍然常常写文章检讨自己。

有一天,张岱的茅屋里来了位不速之客。这人姓施,是张岱多年不见的一位老友。张岱一见他,惊喜交加地喊道:“施兄,原来你没有死!我听说你在嘉兴一带参加起义,已经战死了呀!”

来人笑了,说道:“我隐姓埋名多年才躲过了追捕。现在眼看老得不行了,临死前,怎么也得来看老朋友一眼啊!”他看了看张岱披散着的长发,笑着说:“怎么,你老兄还敢留着头发不剃呀,不怕清兵砍你的头吗?”

张岱哈哈大笑道:“我是山中一野人,与世隔绝,谁要让我留清朝的辫子,就让他把我的头也拿去!”

接着,张岱请朋友坐下,自己出去准备饭食招待他。

姓施的朋友随手拿起桌上一篇尚未写完的文稿,只见上面赫然写着《自为墓志铭》一行题目,他连忙一行行读了下去。张岱在这篇自己给自己写的墓志铭中,又一次回顾了昔日的腐朽生活,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

等张岱进屋的时候,姓施的朋友正拍着桌子说:“好文章啊!”他转过脸来对张岱说:“当年陶渊明、徐文长自写墓志铭,为后人仰慕,没想到你老兄也有这样坦荡的胸怀和气魄啊!”

“施兄过奖了,我哪里能与前代的伟人们相比,只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张岱淡淡地微笑着说。

“不过,有一点我不赞同。你不该在文中过分地自责,那都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年轻时的过错记一辈子就可以了,难道死后还要让后人去议论吗?你这些年做了这么多好事,现在人们都敬佩你的忠贞节义,你又何必败坏自己生前的清名呢?”朋友诚恳地劝说着张岱。

“施兄不知,我之所以苟且偷生到今天,正是为了痛改前非,弥补昔日的过错。我时时提起过去,就是要让世人看到:一个有罪之人是如何改过自新的。”

“说有罪太过分了吧,你生于显贵之家,像你那样生活的官宦子弟并不少见。”

“施兄你想想看,那时国家已经风雨飘摇,官场一团腐败,而我辈却只知醉生梦死,不知发愤图强,这不是罪过又是什么?这些年来,我常常想自己前半生有罪,如今所剩的光阴已经不多,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短处统统揭发出来,让后人记取教训。说实在的,写这篇墓志铭时,我也因为私心几次中途停笔。可后来一想到这些,还是准备继续写下去,一直写到死的那一天为止。”

说完,张岱举了举手中的酒壶,说:“不提这些了!你看,这是我珍藏多年的好酒,今日咱们老友重逢,喝他个一醉方休可好?”

姓施的朋友也从背囊中取出一只野鸡,说着:“喏,这是我路上向猎人买的,你怕是也好久没闻到肉味了吧?咱们来个野鸡美酒宴,看看能不能比得上你昔日的山珍海味!”

两位朋友哈哈大笑。他们都好久没有这样痛快过了。

◎故事感悟

张岱从一个只知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经过政权的突变,深深审视了自己的行为,并在给自己做的墓志铭中,真实地评价自己,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后来,他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写就了《石匮藏书》这部巨作,为后世留下了一部研究明朝历史的重要文献。

◎史海撷英

海瑞罢官

海瑞是广东琼山人,明朝时期著名的清官。他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抚养长大,生活十分贫苦。20多岁时,海瑞中了举人,随后被调到浙江淳安做知县。

海瑞到了淳安后,认真审理过去留下来的积案,一件件疑难案件都被调查得水落石出,当地百姓都称他为“海青天”。

海瑞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是严嵩的同党,他到处敲诈勒索,谁敢不顺他心,他就让谁倒霉。

有一次,朝廷派御史鄢懋卿到浙江视察。鄢懋卿是严嵩的干儿子,敲诈勒索的手段十分阴险。每到一个地方,地方官吏要是不“孝敬”他一大笔钱,他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可是,鄢懋卿平时却装出一副奉公守法的样子,还常常通知各地,说他向来喜欢简单朴素,不爱奉迎。

这次,海瑞听说鄢懋卿要到淳安来,就给鄢懋卿送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招待从简。可是据我们得知,您每到一个地方都是花天酒地,大摆筵席。这就叫我们不好办啦!要按通知办事,怕怠慢了您;要是像别的地方一样大肆铺张,又怕违背您的意思。请问该怎么办才好?”

鄢懋卿看到这封揭他老底的信,气得咬牙切齿。但他早就闻知海瑞是个铁面无私的硬汉,心里便有点害怕,就临时改变主意,绕过淳安,到别处去了。

通过这件事,鄢懋卿对海瑞便怀恨在心。后来,他在明世宗面前狠狠告了海瑞一状,海瑞便被撤了淳安知县的职务。

◎文苑拾萃

明成祖迁都北京城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嫡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而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早就暗中练兵,准备谋反。为了麻痹建文帝,朱棣假装患了精神病,成天胡言乱语。齐泰、黄子澄都不相信燕王有病,他们一面派人到北平把燕王的家属抓起来,一面又秘密命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去捕燕王,还约定燕王府的一些官员做内应。不料张信是站在燕王一边的,反而向燕王朱棣告了密。

靖难之变爆发后,差不多打了三年。到1402年,朱棣的军队在淮北遇到朝廷派出的南军的抵抗,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有些燕军将领主张暂时撤兵,朱棣却坚持打到底。不久,燕军截断南军运粮的通道,发起突然袭击,南军一下子垮了。燕军势如破竹,进兵到应天城下。

几天后,守卫京城的大将李景隆打开城门投降。朱棣带兵进城,只见皇宫火光冲天,朱棣忙派兵把大火扑灭时,已经烧死了不少人。他查问建文帝的下落,有人报告说,燕兵进城之前,建文帝便下令放火烧宫,建文帝和皇后都跳到大火里自焚了。

随后,燕王朱棣即位,是为明成祖。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从那时起,北京便成为明朝的京城。

黄宗羲毕生求索

◎学者读书穷理,须有实见;然后验于身心,体而行之。——清·张伯行《薛敬轩先生传》

黄宗羲(1610—1695年),汉族。字太冲,号南雷,尊称为南雷先生,晚年自称梨洲老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清初五大师”。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黄宗羲出生在浙江余姚县黄竹浦一个世代官宦并充满学术气氛的家庭当中。在父亲的影响下,他自幼就喜爱读书,但却不盲目苟从。他的父亲黄尊素教他学习八股时文,他很不感兴趣,总是喜欢自己爱读的书,因此读了不少有关天文、地理、历算、人物传记方面的书。

黄宗羲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也很关注,还私下对朝廷中的达官显贵评头品足,对朝廷的决策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父亲和其他的东林党人同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进行了坚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对此,黄宗羲深表钦佩。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黄尊素等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陷害逮捕入狱。临行前,黄尊素要黄宗羲拜前来送别的刘宗周为师,向刘宗周学习理学。在这生死离别的时刻,他还教导黄宗羲说:“作为一个学者,不能不通晓史事,应该读一读《献征录》。”

从此以后,黄宗羲更加努力攻读史书,通读了明代的《实录》和二十一史。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等到第二日的头遍鸡鸣才休息,不敢有丝毫的怠惰,这也是他勤奋治史学的开始。

在学术上,黄宗羲勇于探索,也勇于坦露自己的观点,经常尖锐地批判那些无补于社会的学术见解。黄宗羲从北京回到浙江后,便到绍兴证人书院听刘宗周讲学。当时,有一个叫陶奭龄的知名学者也在绍兴讲学,陶奭龄将佛教禅宗的学说和因果报应思想掺杂到理学中来,声势很大。为了发扬刘宗周的经世学说,黄宗羲联合了60多位名人到证人书院听讲,大造舆论,批判陶氏的佛学观点,陶奭龄被迫偃旗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