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放
方先之出生于1906年，祖籍为浙江诸暨县。自幼勤奋好学，并有志于以医济世。青年时代来到上海，考入沪江大学医预科，继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年仅22岁的方先之，历经5年寒窗研读。于1933年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留校工作。这是当年协和学子最大的愿望。方先之在协和医院9年中，从住院医师做起，总住院医师、助教、讲师，升到副教授，并于1938年派赴美国波士顿大学深造骨科专业，1939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骨科副教授，并被英国皇家医学会接收为会员。由于他高超的骨科医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被称为中国的“骨圣”。
一、打开“通向死亡”的禁区
“骨关节结核”，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疾病。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骨科医生对此病的患者束手无策。只能让病人卧床休养，不敢实施外科手术。日本的医生更是危言：“用手术清除病灶，是通向死亡之路。”以致用手术治疗“骨关节结核”成为骨科大夫的禁区，无人敢于问津。
这一“禁区”却像一枚磁石似的吸引着方先之。随着治疗结核菌的新药链霉素的问世，方先之决定要打开这一“禁区”之门。从1946年起，方先之对骨关节结核病进行研究。他在长期医治骨关节病的实践中，感到仅采取患者卧床的保守疗法，服药打针虽能治好结核，却使病人在患部留下了严重的残疾。如既能治好结核，又能保存患者的发病部位的机能，那将给患者带来多大的欢愉和幸福。
方先之决定在临床治疗中进行试验，试验要得到患者本人和家属的同意；同时，限于药物和设备的条件，这一试验进展缓慢。历经4年之后，1950年方先之终于以手术清除病灶的骨关节结核病，获得首例成功，使患者的肢体患部既不留残疾，也治愈了结核。从1951年起，方先之对骨关节结核病人施用手术治疗，至1955年共655病例的统计，有590位病人痊愈出院，治愈率达90%以上。且病人的治疗痊愈过程，由以往的6-7年，缩短到8-9个月。通过以上六百多病例的治疗。方先之和助手们对用手术消除病灶的疗法，总结出了许多新的切除病灶的手术操作方法。
这一日本大夫曾说的“禁区”被打开了，国内外医学界都为之震动。用手术清除病灶不仅不会死亡，疗效更是优越而巩固。1956年，方先之撰写的 《骨关节结核病灶消除疗法》一 书出版，从此骨科病的“禁区”畅通无阻。
正是由于对骨关节结核治疗的研究，从骨关节结核的发病机制，X线的表现和病理的分类分型，方先之对骨肿瘤的分类，也提出了新的见解，称为“方氏分类法”。
过去对骨肿瘤的分类，只是沿袭国外按组织来源的分类法，即骨来源，软骨来源、纤维来源、血管来源等。这种传统的分类不能反映肿瘤产生的本质。方先之从他临床诊断的丰富实践，和研究了大量文献资料后提出，骨肿瘤应分为两大类：
1.原发性肿瘤一一骨基本组织肿瘤（良性、恶性）。
2.继发性或转移骨肿瘤（恶性）。
这样根据临床、X线、病理三者相结合的分类法，既简明、扼要、易记、易懂，又适合于骨科、放射科、病理科使用，是在骨科诊断治疗中的又一突破。
二、中西医结合又创新路
骨折是骨科治疗中比较复杂的病例。如前臂尺骨和桡骨同时骨折，破坏了前臂原本灵活的转动功能，治疗时若不能达到解剖复位标准，就影响前臂日后的正常活动。因此必须正确对位，使骨折远近端之间的重叠、旋转、成角和侧方移位四种畸形都得到纠正。复位准确，才能恢复前臂的正常功能。
原来对骨折的治疗是采用保守的非切开复位法。方先之认为，只有施行切开复位及坚强的内固定，才能达到关节骨断片的准确复位，使患者的关节有早期活动，才能尽快恢复关节的正常功能。不切开是一种比较盲目的治疗手法，复位时既很难做到完全准确对位，甚至发生畸形愈合；再加患者打上石膏后的长期外固定，使病患骨节的周围软组织紧缩，日后不但影响活动，还容易发生外伤性骨节炎。所以用切开复位法，在大夫直视观察下，可以保证准确复位，又能利用合适的器材加强内固定，使患者的骨折早日痊愈。
方先之采用“切开整复及内固定”手术疗法后，骨折的治愈率与功能恢复率都大大提高1958年，党中央号召西医学中医， 提倡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方先之的学生和助手尚天裕、周映清等学习中医后，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提出了用“夹板固定”来治疗骨折的方法。这可使病人减去动手术的痛苦。尚、周等以“手法整复夹板固定”、“病人自觉功能锻炼”的疗法，对治愈骨折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当时，方先之对这一中西结合治疗骨折的新课题，没有明确表态，却提出对每个前臂、踝和股骨、腔骨骨折的患者，都进行治疗效果的复查鉴定工作，并以抽查一百个病例为准。对这一科学的复查，方先之的助手尚天格当时还不理解，误以为“主任是在挑毛病”。但人民医院的党委书记马突围给尚天裕做工作说：“方先之是骨科主任，他对这种中西医结合的疗法还不认识时，怎么就能表态哩！等他通过复查实践认识了，他会支持的。就是挑出一些毛病，改进了治疗方法又有什么不好！方大夫决定亲自复查是好事，我们要热情支持他。”于是，尚天裕在方先之复查时，帮助叫病人、做记录。（马突围是一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文革”时，同样受到了“造反派”的折磨）
方先之在复查时，对每个病人治疗前后的X线片一张一张地对比查看，对病人的关节功能一个一个地连续测量三次，误差零点五都不行。在方先之抽查到70个病例时，已经发现以“手法整复夹板固定”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骨折愈合快，功能恢复好。方先之高兴地说：“不用复查了。这种方法好，解决了一些西医疗法难以解决的问题。”他毫不犹豫放弃了原来打算全面推广的“切开复位及内固定疗法”而改为中西结合的不开刀用“分骨手法复位，纸压垫局部小夹板固定”的治疗方法。后被人们简称为“小央板”疗法，在全国推广。
方先之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西医疗法的骨科大夫，以前对中医又不甚了解，而在科学的事实面前，敢于改变自己的一贯观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正是一个医学科学家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示了他的医德和品格。
方先之肯定这一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方法后，决心亲自去操作治疗以便深入理解，更益完善“小夹板”疗法。他和尚天裕一起做治疗解剖，仔细研究患者的病案后提出：“前臂中主位骨间膜最紧张，整复时应重视骨间膜的作用，可用分骨手法，使桡骨、尺骨、双骨折像单骨折一样得到满意的整复。骨折整复后， 利用分骨垫在夹板固定下继续发挥分骨作用，以维持好骨折的对位。”抓住了整复骨折这一关键，骨折治疗的成功率达到95%。一般骨折，固定几周后即可愈合。经过治疗后的前臂旋转活动，使97%的患者感到满意；手指、手、脚腕、肘关节功能都正常，未再发生骨折不愈合的现象。
方先之又从文献资料中查出，16世纪前的欧洲骨折的方法也是用夹板局部固定热敷、按摩及自动活动等措施治疗的。中国根据朴素的中医学辨证观点，在骨折治疗中，始终以动与静、筋与骨、内与外、人与物的四对矛盾为指导思想，主张“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配合”的四项治疗原则，从而使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达到了：“愈合快，疗程短，功能恢复好”，没有或很少发生并发症，达到了理想效果。
1962年，国家科委在天津召开鉴定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成果的会议，北京、上海等老一辈骨科专家孟继想、陈景云、过印辅、叶衍庆、屠开元、钱允庆等教授、名医都到会，对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进行了论证。有的专家在会议开始时，提出了不同看法，但在方先之摆出的大量病案的事实面前，也都信服了。最后一致赞赏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并通过了鉴定。事后，陈云教授私下向方先之说：“老方过去你极力主张切开内固定，为什么现在改口了呢？”方先之很干脆地回答：“过去是没办法，现在的中西医结合方法不用开刀能取得这样好的疗效，为什么还要去开刀哩！”
1963年9月，在罗马召开的国际外科20届年会上，方先之宣读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专题论文。引起到会各国专家的重视。
196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由方先之和尚天格合写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科》，成为中国医学宝库中的经典作品之一。
三、我们身边的白求恩
方先之不仅精通骨科，对内科、外科、病理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精湛的开刀技术，可谓炉火纯青。往往在他手术时，手术室的观看处都挤满了进修班的学员，要看一看方先之轻、稳、准、快的手术特点。从开刀到缝皮都一丝不苟，层次清楚，解剖关系明确，且出血少，止血彻底。手术的全过程，没有多余的动作，更不会出现任何损伤。医生们都以目睹方先之的手术，从旁学习他的操作手法，认为是自己最大的幸事。
方先之对患者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与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相提并论。
1965 年，方先之参加医疗队，下乡巡回治疗到达任县城关公社时，一对四十多岁的中年夫妇，抱着他俩才两岁多的唯一男孩，匆匆走了十多里山路，前来恳请方大夫治理。由于延误了医治。孩子的病情已十分严重。孩子的腹膜炎已发展到肠子有6处不通，一处坏死，一处环状狭窄，还有其他粘连的地方。方先之诊断后，立刻施行了肠造瘘肠吻合术。手术后一连4天，肚子越来越鼓，阴囊肿大，排尿困难，病孩仍在危急之中。
按原定计划，医疗队应该转移到下一个公社去了。方先之对患者高度的负责精神，使他留下来继续抢救病孩。他先后来用了胃肠减压法、短路肠吻合、小肠造瘘减压，皮管导尿，药物热敷等一系列治疗方法，小男孩病情得到稳定，但急需输血。医疗队没有血库，方先之亲自跑去请来小男孩的奶奶，因是同一血型，经过祖母输血后，在手术后第七天，奶奶看着孙子的肠道开始通气了，腹胀完全消失，病已转危为安，终于得救了。这一曲从死亡边缘抢救病孩复生的凯歌，传遍了四乡五邻，老百姓说：“中国的白求恩大夫来了。”
方先之的人道主义情意，也倾注在医院的同仁、实习大夫和护士们身上。他处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倍加爱护。就在身处逆境的“文革”年代，方先之可不顾个人的安危，只要是患者的需要，他就奋不顾身地走上手术台。
“文革”期间有一位叫王润俊的患者，诊断检查的结论是：“腰椎间盘脱出症中间偏左”，要马上动手术。王某拿到诊断书后，听说每天在打扫病房的老头，就是世界闻名的骨科专家方先之时，他惊呆了。王润俊向院方提出请方先之为他做手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自然遭到了拒绝。他不顾一切地坚持要求方先之也给他检查一下病状。方先之的心里只装着病人的思痛，他不顾自己的政治风险，询问了王的病史，凭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简单用手一摸王某的患处后说：“我认为你的病是腰椎间盘脱出症，中间型偏右，而且现在病情还有所发展。”
是“偏右”，而不是“偏左”。这一字之差，造成了多大的误诊。王润俊怀着茫然而痛苦的心情躺在手术台上。当主刀者打开王某的腰椎中间，在左侧找不到任何病变时，束手无策之下，才不得不去找来正在劳动改造的方先之，要求他来继续做手术。方先之二话没说。放下手中的扫帚，奔向了手术室，经过正规消毒后，拿起了久违的手术刀，敏捷地为患者打开右侧，顺利地找到了突出的间盘，精心地摘除，缝合后，经过三个多小时，当王润俊在昏迷中慢慢苏醒时，方先之轻轻地在王润俊耳旁说：“你动一下你的脚。” 王润俊的脚动了，方先之高兴地说：“成功了。”两个月后，王润俊出院了。王润俊上班后，又打球，又游泳，完全恢复了健康。可谁想到，这时的方先之已身患肝癌绝症。而王润俊也成了方先之一生中最后一位被他亲自做手术的病人。掷下者帚就拿起手术刀，这在中国医学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一例。方先之的神奇医术使当时医院里的“造反派”为了满足患者的需要，不得不“解放”这位“反动权威”，让方先之穿上白大褂去看门诊，但却不给他处方权，而专门指定一位过去不认识方先之的青年医师，根据方先之诊断后的处方，由他来过目签字。别人开药方由他签字负责发药，这是事关人命的工作，青年医师一开始说什么也不肯去。后经医院中方先之的学生告诉他，这老头就是方先之，他开的药方绝对不会错，这个青年医师才如释重负，每天仍提着心，担当着为方先之开药方后的签字工作。
方先之在天津骨科医院工作期间，一切以患者的需要作为他自己的需要，不论是市里领导、医务界同仁、医院的护士、职员、清洁工，或是他们的家属，凡是找方大夫看病的，他都欣然答应，仔细诊治，还可预约门诊时间。